从古至今，总有一些人将生肖与人生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故弄玄虚。生肖只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形式，人的命运并不能由生肖来决定。
五行中，十二生肖会被冠以五种不同的名目：讲牛，可分为金牛、木牛、水牛、火牛、土牛；花甲六十年，每种生肖都被描述为五种不同的名堂，如言虎，戊寅年“上山之虎”、丙寅年“山林之虎”、庚寅年“出山之虎”、壬寅年“过林之虎”、甲寅年“立定之虎”；一年十二月，每种生肖被附以十二种不同的说法；一天十二个时辰，每种生肖又被缀以十二种不同的讲究……那么多的名堂，其各自所代表的命运也就千差万别了。于是，很多人会疑惑：虎王威风，骄龙至欠，泼猴精灵……到底是属虎好呢，还是属龙好；金鼠前途无量，木鼠独立自尊，火鼠精明能干，土鼠知足常乐，那到底是金鼠好呢，还是木鼠好……如此，以生肖来算命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唐朝时李虚中留下《命书》一部，以年、月、日干支推算人的命理。五代宋初的徐子平把推算年、月、日干支增为推算年、月、日、时干支，是谓“四柱”。既然都与干支有关，生肖属相就难免要被扯人其中。敦煌藏经洞中有一篇《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保留了研究古代生肖算命术的珍贵材料：“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桑三石五十一代。宜著黑衣，有病宜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丑生牛，相人命属北方黄帝。子日：料粟三石七十一代。宜著黄衣，有病宜服黄药。大厄丑未之年，小厄六月、十二月，不得吊死、问病。一生不宜共丑未年生人同财交通……”条文中不仅地支生肖相对，还引用了五行学说中的五帝、五方、五色等概念，连穿衣、用药也要遵循“命属”。这篇《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中十二生肖各有条文，算命先生只要熟记于心，便可应付前来算命的人了。
事实上，以生肖来算命的迷惑性就在于依靠多如牛毛的各种名堂来故弄玄虚。不管怎么算、怎么解，都在于那模棱两可的解语。对于似是而非的解语，深谙算命术的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淳安郑明暹占六壬，然时时失之，去其乡人方石卿远甚，而所为水仙术，则颇奇。水仙者，人来稽疑，条举件系，自书黄纸为笺，复自缄讫，明暹乃为押缄上，并书符，火之。洁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喃喃然。顷之，水上有字隐起，叩无不答者，多作韵语。明暹诵之，授其人，或旁人代录之。然水上字独明暹见之，余人不省也。过后多验。雍正癸卯，方药房锐意试三场，卜之水仙，水仙书十三字予之，云：‘兔且走，龙亦飞，七九之间数不违。’药房得之大喜，谓岁且卯兔也。时世宗初改元，故曰飞龙。辰亦龙祥也，而药房以丙辰生，脱兔不距，飞龙在天，千里当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日：‘走且飞，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间，为八，以卒之月告也。益七九而计之，其数十六，则并以日告也，故日数不违。’”同一卜辞，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解释：“飞且走，言不久居此也。”这正是算命先生们的高明处，几句模棱两可的话，说东可通，说西也行，随人去想。
属相论命，生肖算命，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妄言、诳语，用来蒙蔽虔信生肖命运的愚人、愚弄蒙昧无知的世人罢了。这些都是生肖文化中名副其实的糟粕，是我们应当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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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 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写西门庆之李瓶儿病亡，算命先生的一套把戏：“徐先生一面打开阴阳秘书观看，说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时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按照这位算命先生的说法，属相不仅决定人今生今世的命运，还连着前生和来世，可谓荒谬至极。张竹坡在“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句后批道：“可笑之极，然则十二肖中皆必前世打死一个也，写尽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