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一生为线索,着重叙述他擅权误国的历史事迹。贾似道倚仗堂姐贾贵妃的裙带关系,因而得到皇帝重用,从市井无赖变为掌握军国大计的权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贾似道为了登上相位,阴险残害丞相吴潜,又差心腹将其逼死,以绝后患。窃据权柄后,他隐瞒军报,蒙蔽朝廷;大肆屠杀异己,剪除绊脚石,编织关系网;推行限田法,溺于声色犬马,强征民间美女。贾似道祸国殃民,罪不容诛。南宋政权在蒙古铁骑下风雨飘摇,贾似道也最终在郑虎臣的逼迫下,在木绵庵服毒,继而死在郑虎臣的大槌之下。
小说主要采取单线的叙述结构,在总的叙述线索下,可分为主线和隐线。主线即叙述贾似道位极人臣之后的罪恶行径,隐线即是穿插在主线中的四条谶语。第一条谶语是作者通过道士之口预测贾似道的富贵之命,又由于贾似道“天堂破损”,因而道士下断语云其虽功名盖世而不得善终,并且叮嘱其“官场得意之时,休与秀才作对”。第二条谶语是作者通过术士富春子告诫贾似道“师相富贵,古今莫及,但与姓郑人不相宜,当远避之”。第三条谶语是贾似道梦见自己乘龙上天,却被一个衣服绣有“荥阳”二字的勇士打落下来,而“荥阳”即为姓郑的郡名。第四条谶语是贾母葬毕后,一僧的钵盂下写着两句诗“得好休时便好休,开花结子在绵州”,暗示贾似道将死于木绵庵。
本小说隐线和主线交叉并行,一方面,隐线暗示着贾似道的命运走向。乍看时,上述情节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而事实上这些情节正是紧扣着主题,并且这些情节呈现出递进的特点,一层推进一层,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主线为情节的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惟其贾似道之误国害民,荼毒生灵,滥杀无辜,导致人神共愤,才会有郑虎臣衔冤而盛怒杀贾似道,完成报冤主题。
在两条线索下,作者对于贾似道这个千古罪臣并非简单地批判,而是刻画了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暴戾恣睢,工于心计而滥杀无辜;另一方面,他稳重识大体,知恩图报,且极其孝敬母亲。对提供信息的陈二郎,“似道一朝富贵,将百金赏了陈二郎,谢了报信之故”,又对肯赁他服装的典铺老板,“百金赏赐店铺中,偿其赁衣”,这或多或少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市井精神是相通的。贾似道最终成为宰相,也与其远见和胆识不无关系。蒙古“引兵入寇”,贾似道内心思考“无功受禄,怎能够加官进爵?”他认为要建盖世功业,应通过安边定寇,并向宋理宗“自荐素谙韬略”。其出发点虽是为个人功名利禄,然也体现出他能抓住机遇的超前眼光。贾似道虽隐瞒蒙蔽军情,然也“欲行国富兵强之策”,听从御史陈尧道之计,行限田之法,且担心这种改革方法不能为民众所接受,便带头“将自己浙田万余亩入官为公田”,更表现出其富国强兵的爱国意识。贾似道享受荣华富贵时,“密差门下心腹访问生母胡氏”,见到母亲后“抱头痛哭”;胡氏死后,“衣衾棺椁,穷极华侈,斋醮追荐,自不必说”,俨然是一个大孝子。虽贪余生,贾似道在被郑虎臣押解的过程中却也“羞愧满面”,“流泪不止”。作者笔下,贾似道并非单纯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小说的立意虽着眼于“恶有恶报”,然而将本小说放在编订者冯梦龙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中,本小说便显现出十分积极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神宗时代正是明代社会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发,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都无甚作为,朝廷宦官专权,边境多扰,南方倭寇的烧杀抢夺,北边俺答部落的奸淫掳掠,都使得江南诸省和京畿地区的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中。更何况严嵩在世宗朝把持权柄二十余年,窃权罔利,排除异己,侵吞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这和贾似道何其相似。当然,笔者列举上述历史事实并非为了证明本小说内容在影射明朝政治,而是为了说明,在那样人心思治、百姓翘首期盼贤君名相来扭转乾坤,希望过上安宁美好生活的时代,本小说便具有了积极向上的历史精神和美好的政治理想。加之小说结尾的诗歌,更是作者对历史兴亡、盛衰推移、现实衰颓而无人扭转乾坤的深沉感慨,表现出浓厚的悼古伤今的情绪,希望垂鉴后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蓝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