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说：“王胫素来既办事谨慎又深明大义，他报告的情况一定不会错！”
房玄龄又说：“现在大祸迫在眉睫，不能对太子再抱任何幻想，否则，必致覆灭。”
李世民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总希望太子不会如此狠毒，因此一时下不了命令去杀掉太子。
尉迟恭耐不住了，说：“如果大王不下决心，那就让我离开秦王府吧，我宁愿上山落草为寇，也不愿被太子抓去杀头！”
有几个人也随声附和地说：“如果大王不当机立断，我们情愿跟尉迟恭一起去当土匪。”情势如此，李世民被迫作出决定，他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既然事已至此，只有按大家的意思去办了！接下来就是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次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才结束。
当夜，繁星满天，万籁俱寂，士兵运动的声音打破了沉沉的夜空。秦王骑着马，率领部下进入玄武门，在玄武门内外，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卫士。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由于唐朝的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也就是保卫皇宫的主要所在，占据了北门，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之地位。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日上三竿之时，太子和齐王并马而来，身后跟了许多卫士。李建成根本不知道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已投向李世民，还是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经过玄武门，进入皇宫去见唐太祖。常何等太子和齐王走远了，立即紧紧关闭玄武门，堵断了可能出现的外援。
太子和齐王来到临湖殿前，下马登殿，太子忽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异，立即警觉起来，他扯了一下齐王的衣袖，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奔逃。这时，伏兵尽起，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太子和齐王其余的卫士也被赶杀净尽。
这时，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也得到消息，太子的将领冯翊和冯立率两千余骑赶到玄武门。由于玄武门守将常何拒不开门，太子的卫士仗着人多势众，就奋力攻打。但由于门既高大，守得又顽强，所以久攻不下。副护军薛万彻见攻门无效，就调转马头，想挥兵攻打秦王府。在这危急关头，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保证生命安全，愿意归附者一律保持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只有薛万彻不肯归附，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放开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谢方叔极其忠于太子，他见太子头颅高悬，兵众散尽，便伏地大哭起来。李世民不仅赦他无罪，还嘉其忠诚，好言劝慰。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的有力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烟飞灰灭了。
这场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李世民的政敌已完全消除，从此再也无人能与他争锋，但他能否治理好天下，朝野拭目以待。
李世民决意实行“仁政”。在对待太子和齐王部属方面，他表现得十分宽厚，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他们愿意归附，都能得到任用，并能人尽其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魏征，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自投靠了李世民以后，倍受重用，竟成为一代名臣。还有那个不愿归降的薛万彻，后来也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就这样，李世民团结了大多数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玄武门之变”后三日，平庸的唐高祖李渊发布命令，立李世民为太子，并诏命朝野，“自今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权力。到了七月，李世民重新改组了中央政府，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正月改元，年号贞观，李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
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按照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时也该趋于鼎盛时期，因此，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以及整个盛唐的出现，绝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劳，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也不能否认李世民作为万世英主、帝王楷模的功绩，唐朝贞观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均与李世民个人分不开。
那么，李世民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功劳呢？为什么会成为帝王的楷模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所谓的善于“纳谏”。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它，似乎道义和道德是君主权力的唯一牵制，但如果昏君不服道义，不讲道德，你就拿他没有办法了。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道理可讲了。因此，一朝一代的兴亡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一人的品德。
说来也真可笑，偌大一片国土，如此众多的人民，其命运竟悬于一人之手，但这是历史造成的，你拿它无可奈何。不过，老天总算不让中国人彻底绝望，总会让他们“明君贤相”的理想实现那么一两回，真所谓“千年等一回”，李世民也算是中国人等到的好人皇帝了。
李世民很害怕自己的帝国也会像隋朝一样覆亡，于是，他认真地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隋炀帝本是英武过人，聪明超群，怎奈他荒淫无度，大违君道，“臣下钳口”，皇上“不闻其过”，隋炀帝自己“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越是聪明，就越是灭亡得快。所以，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李世民“纳谏”时心里有时也很不舒服，只是善于克制自己罢了。在众多进谏和纳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挑出一些来看一看，《资治通鉴》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兹摘译数则如下：
魏征相貌不超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也一点不动摇，皇上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皇上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您责备我，所以没有去！”
皇上曾经得到了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驾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一次皇上罢朝回来，怒气冲冲地说：“该当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皇上说：“魏征总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走了，穿好礼服立在殿前。皇上惊问什么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于陛下您英明所致啊！我怎敢不向您道贺呢？”皇上听了以后，觉得很高兴。
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筑洛阳宫，劳累了人民；征收地租，加重了租税；民俗喜好梳高大的发髻，大概也是受皇宫里的影响。”皇上看了奏章后大怒，跟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打算让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宫中的妇女都没有头发，他才称心吗？”要按诽谤国家罪治罪。
魏征劝谏说：“贾谊在汉文帝的时候上书说：‘当前的国事，有一项可以令人痛哭，有两项可以令人流泪’。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古人说：‘狂妄的人说的话，圣明的人有所采择’，希望陛下您考虑决定。”皇上说：“我如果处罚了这个人，哪个人还敢再说话呢？”就赏了他二十匹绢布。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打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少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揭发这件事，李恪因而被免官，削减了他三百户的租税收入，皇上说：“吴王的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不能纠正我儿子的行为，应当杀死他。”柳范说：“房玄龄辅佐陛下您，尚且不能阻止陛下出去打猎，怎么能单单处罚权万纪呢！”皇上大怒，袖子一甩，入了后宫。过了很久，皇上单独召见柳范，对他说：“你为什么当着人面指责我呢？”柳范回答说：“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尽愚直。”皇上听了，很高兴。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他：“宫里最近有什么修建工程？”窦德素把这事上报给皇上。皇上很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理政府的事务，宫中的小小修建跟你们的职务无关。”房玄龄低头认错。魏征却走上来说：“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房玄龄又为什么认错！房玄龄等人总理国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对宫廷内外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如果您建的工程是对的，他们就应该协助陛下来完成；如果不对，就应该请求陛下停止。他们向主管人员询问，是理当如此。所以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认为他们有罪而责备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认罪！”皇上听了，十分惭愧。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例子还很多。例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重，也会招致天灾。”于是，唐太宗下令释放宫女，一次就放出三千多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建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他可能连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问他说：“你说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纣来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不停这项工程，将来的命运同夏桀、商纣一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工程，并说：“这是我考虑不周。”
唐太宗就是这样善于纳谏，关于他纳谏的事例，史书上记载很多，可以说书不胜书。对待进谏之臣的态度，更是令人钦佩。魏征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强谏的诤臣，多次弄得他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对他却一直十分尊敬。魏征病重时，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探望。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唐太宗这种提倡宫廷“民主生活”的态度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据史书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贞观政要》上记得更具体，说是商旅之人宿于野外，不必担心盗贼来抢；监狱里常常没有人，牛马遍布山野。当然，这也许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贞观年间确实比以往要好，这总是事实。
【评议】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都独具特点，如刘邦善于用人，能够容忍；刘秀善玩“柔道”，能宽以待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从谏如流，凭这一个特点，足以避免许多错误，就足以实施许多利国利民的策略，就足以促使社会安定和繁荣。一场“玄武门之变”的“阴谋”，造就出这么一个万世英主来！
“阴谋”与“阳谋”，正像太极图里的阴鱼和阳鱼一样，并无绝对的界限，而是互相包容，可以互相转化的。看来，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造福于人民，就是堂而皇之的“阳谋”，也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阴谋；如果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而定计设谋，即便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也能变成光明正大的阳谋，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之中，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采取怎样的方法，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