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演员刘德华从1983年起走红至今，已二十多个年头。这期间，他主演过百部电影，推出唱片50多张，获奖无数，曾被美国MTV电视台评为“亚洲全能艺人”，其综合实力在香港演艺界还少有人能够超越，他的偶像魅力始终不衰，是演艺圈里罕见的现象。刘德华在艺术上的成功，有没有诀窍？
正如刘德华自己所说：“演出机会，哪怕是一天两天的龙套演员，我都不肯放弃。”正是这样认真对待自己所演的角色，才使他成了香港演艺界的一棵常青树。
6.全球亿万富翁：挚爱金钱的男人最能挣钱
2007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列第二的是拥有价值达520亿美元财产的美国富豪巴菲特。与大多数亿万富翁不同的是，他的事业不是实业而是金融投资，他的巨额财产不是建立在遗产的继承之上，而是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运作金钱赚来的。
如果在1956年他刚刚开始从事投资管理时，你给他1万美元，那么13年后你的资产将达到30万美元。如果你在1975年用40美元买一股他的投资公司的股票，到1993年，这一股就价值17000元了。这难以置信的投资回报率并非依靠多么神秘的投资技巧，巴菲特的投资经验也许能告诉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技巧，这也正是投资成功的关键。
巴菲特从小就对股票市场感兴趣。父亲是股票经纪人，他经常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留心父亲的日常工作，对证券市场之类的事耳熟能详。
8岁时，他曾劝14岁的姐姐买一家“城市服务公司”的每股38元的股票，不料，没过多久股价下跌到27美元。于是姐姐整天抱怨小巴菲特不该让她上当。后来当股票又回升到40美元时，小巴菲特赶紧抛出姐姐的股票，总算从姐姐的抱怨中解脱了。谁知，股价又接连攀升最高达到200美元，从这一事件中，小巴菲特总结出两点教诲：第一，投资不能受他人影响；第二，长期投资有利可图。巴菲特15岁时，他们全家举迁到华盛顿。刚到华盛顿时，他对陌生的华盛顿不太喜欢，中学里的成绩也很差。他和一个同学合伙买了一台弹子球机，安放在他们上学时经常路过的一家理发馆里，供店里的顾客玩。结果第一天就赚了4美元。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于是追加投资，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在理发店里安装弹子球机。这家小公司每星期能赚50美元。到中学毕业时，他一共赚了1200美元。那时他爱好赛马，一边阅读有关赛马的书，他还一边编印出版了一张关于赛马消息的小报。他通过买彩票和出版小报，20岁时已经赚了1万美元。20世纪40年代的1万美元价值超过现在的10万美元。除了支付上大学的费用外，他还购买了40英亩的一个农场。巴菲特在家乡的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后，申请读哈佛大学经理学院，但未被录取，后来进入宾州大学沃顿管理学院。他偶然翻到本杰明·格莱姆写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读后深受启发，决定前往格莱姆任教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院就读。
格莱姆的投资方法是以公司本身的价值为主，不管它属于什么行业，也不管股票现在的走势，只要市价低于公司本身的价值，就应该投资，公司的价值迟早会被人们发现，股票也迟早会与公司价值相符，从而使原来的投资受益。格莱姆自己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年收益率接近20％，远远高出市场投资收益率。巴菲特毕业后在这家公司工作，从格莱姆身上学到不少投资技巧，也为日后开办自己的投资公司积累了经验。格莱姆退休后，其投资公司解散。当时巴菲特25岁，个人资产已达14万美元。
格莱姆的投资公司解散后，巴菲特决定自己开办投资公司。1956年他组建了一个合伙投资公司，由他负责投资。他告诉投资者，他将像管理自己的资产那样管理公司财产，但他不打算经常向投资者报告情况。一则由于投资者缺乏经验，可能会影响他做出正确的判断；二则避免浪费时间，不能留出更多时间去研究投资动向。他与投资者约定：在投资收益达到6％以前，除管理费外，分文不取。一直等到投资者收回本金和6％的收益后，其余的利润，投资者得四分之三，巴菲特得四分之一。出于对巴菲特的信任，投资者们接受了他的条件。结果从1956年到1969年的13年间，巴菲特投资公司的年收益率达到30％，大大超出他的老师20％的水平。巴菲特没有让老师传授的知识束缚住，而是站到了老师的肩上。在对企业真实价值的判断上，巴菲特形成了与老师不同的看法。格莱姆过于注意财务分析，只考查企业的账面价值，而巴菲特则更加深入地分析企业本身。他不仅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而且分析该企业所在行业的前景以及企业内部经营能力的大小，尤其是经理人员对企业的关心程度，然后判断企业将来能赚多少钱，从而确定企业的内在价值。
格莱姆和巴菲特实际上是两种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代表。格莱姆根据企业现有的资产能卖多少钱来给企业估价。而巴菲特是根据企业今后的挣钱能力来给企业估价。前者注重现在的趋向，保守稳健，后者注重未来趋向，乐观冒险。
如果说巴菲特只喜欢冒险，那就错了。他的决策都是建立在准确而有把握的判断之上的。他从不投资自己不熟悉的行业。比如生物工程、电脑软件等。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对这类企业进行估价，即使大家都看好，他也不投。
他不受股市波动影响，严格遵守他的投资原则：当股价低于企业真正价值时，买入；当股价一旦高于企业真正价值时，抛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他宁愿不投。1969年由于美国股市过热，几乎所有股票高估，于是他决定卖掉积累了13年的股票，把钱发还投资者，其中有50多人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
由于巴菲特在股市上连连成功，因此成为众多股票投资家跟从的目标。他买哪一种股票，别人也跟着买，于是就形成凡巴菲特购买的股票必然上涨的情形。如1993年1月，巴菲特以8亿美元购买了大量美国联邦房屋抵押贷款公司的股票，消息公布后，该股票立刻上涨8％。
巴菲特从11岁就开始投资股市，历经几十年坚持不懈。因此，他认为，他今天之所以能靠投资理财创造出财富，完全是靠近60年的时间，慢慢地在复利的作用下创造出来的。
7.民企亿万富翁：灵活善变的男人最能挣钱
温州商界有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郑元忠，他在商海拼搏中之所以屡有佳绩，最终赢得骄人的业绩，是因为他审时度势，几度转变自己的经营方向所致。
在“人无我有”的温州经济启动期，郑元忠和朋友合伙先后办起了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就是靠着这些小五金小电器，郑元忠在温州经济初期的“八大王”中，摘取了“电器大王”的桂冠，名闻遐迩。
20世纪90年代初，郑元忠在乐清精益开关厂的基础上建立了“精益集团”，经过短期运作，领取了乐清001号“股份合作规范化企业合格证书”。精益集团在当时可以说是柳市众多股份合作企业中的先行者，并且很快成为柳市低压电器业的四强之一。但就在精益集团蓬勃发展的1992年，40岁的郑元忠却又一次调转航向，做了一件令当时人颇感不解的事情——他辞去了年薪50万元的精益集团董事长之职，只保留30％，一变而为一名大学生，到温州大学埋头读起经济管理学，尔后又转读服装设计专业。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郑元忠的激流勇退是为了另辟航线，是一个“变”的策略。其实早在温州低压电器占领全国市场时，郑元忠就曾说过：仅在北京，柳市人在那里开设的销售中心就已多达70余家，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同类产品。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为了销出产品就只有竞相降价，70多家企业都争着把价格压到最低，这对整个行业都是比较危险的。郑元忠的担忧并不多余，有眼光的企业家面对这种危险，往往会激流勇退。其实面对这种恶性竞争，需要有新的举措才能化险为夷。正缘于此，正泰、德力西两大集团选择了开发新产品，以创新打造竞争优势，而郑元忠的选择则是开辟新的行业市场。就这两种表现而言，前者是“人有我新”，后者则是“人有我转”，都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郑元忠将目光瞄准了当时温州尚未发展成熟的服装产业。他在温州大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学业一结束，便投资2000多万元，发起成立了庄吉服装公司。而当庄吉服装公司进入顺利发展的良性轨道之时，他又因势利导，联络时任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的陈敏以及精益集团原总经理郑邦东，通过改组、联合、股份制改造和增加新的投入等措施，组建了温州最早的服装企业集团——温州庄吉集团。
温州庄吉集团当年销售收入上亿元，而到了2000年，其销售收入则突破5亿元，上交利税超亿元。其所生产的“庄吉”西服成为国内外名牌产品，创造了著名品牌。郑元忠当初的令人费解之举，至此终于为人所知，同时也得到了惊人的回报。
郑元忠明白，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充分利用大好的经济形势，积极应变而不是被动应变，因而凡事要尽可能超前，走在市场之变的前头，不断扩展自己的新领域。基于这一认识，正当庄吉集团蓬勃发展之时，他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变”的战略思考，这便是向教育领域进军，以民营企业的身份买下温州大学。基于这一思路，作为温州市政协常委的郑元忠，1998年5月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温州大学股份化，并提出高薪聘请清华、北大教授联合办学，招生价格浮动等一系列的建议。这一议案在思想解放、改革幅度领先的温州得以通过，终于促成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大学——温州大学于1999年7月诞生，郑元忠以此为契机，迅速组建了第一家民营性质的以教育为产业的经济实体——温州教育产业集团。
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寻求更有利的发展机会，有些男人“惟变是适”，并不局限于行业的转变而是向更有发展的空间转移。“走出去，不怕小”，这似乎是男人天生具有的务实精神；而“哪儿有钱赚就到哪儿去”，则体现了男人的果敢性格，即他们并没有故土难离的困扰，而愿去做坚强的“拓荒者”，大胆前行，去寻找值得开垦的“荒山”。哪里有这种“荒山”，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家安到哪里——这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变”字，即不惜以家园之变而应变。
8.上海亿万富翁：孤注一掷的男人最能挣钱
1999年，一个男人来到上海，在南汇康桥开发区，他要创办一所总投资4亿元、占地438亩、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大学，一所与英国“剑桥大学”中译名称谐音的上海“建桥大学”。这个温州人就是身为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星增。
作为中国的大都会，上海早已成为很多男人寄托自己创富梦想的最佳选择。纷纷来到上海的数不清的男人，在这里从事着家乡产品的销售，利用各自的优势和才干务实创业，积累智慧的同时也积累着金钱。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男人大多都已成为不同规模的企业老板或企业股东，钱袋装得满满的，经验积得足足的，胆子练得大大的，头脑更加精明，自然今非昔比。
周星增就是这样的一个南方男人。对于这个一掷千金，气魄惊人，一口气买下数百亩地皮的温商，南汇区的上海人一开始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人猜测他要在这里建房办厂，也有人猜测他是一个地产商，要做房地产，还有人猜测他可能要建批发市场。无论怎样猜测，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再鄙视这个男人，不再骂他“土头土脑”。
关于这块地，由于所在位置的关系，谁也没有将这个男人的买地之举与办学校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知道，学校乃至所有教育事业都是清贫如水的，并没有什么油水好捞，所以当他们听说这数百亩的黄金宝地是用来盖校舍、办教育时，无不感到出乎意料。在上海市南汇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官员对这个男人投资也颇为不解。在他们的眼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挣钱与办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办学就是要清汤寡水，就是要恪守安贫之道，换言之，就是只许贴钱，不能挣钱，要不怎么叫做“教育事业”而不叫做“教育企业”呢？正缘于此，当周星增在上海教委咨询办学问题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尽管是客气的、礼貌的，但婉转的背后却有着很严肃的潜台词：你们温州人经商的确像犹太人一样精明，但办大学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慎重考虑、慎重研究。作为申办人的建桥集团公司要考虑和研究，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也要考虑和研究。因而，周星增要办大学，不仅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就连他过去的领导和朋友也表示疑虑，身边的亲人更不赞成。征询意见的结果是，不少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办大学是“孤注一掷的冒险”。
可是，周星增仍然“痴心不改”。当所有的人都向他投来不解的目光时，他却十分坦然地表示：过四平八稳的生活不是我的性格，上海过去就是冒险家的乐园，为了教育事业去冒这个险，即使不成功，我也认了。
周星增认识到，在国家无法承担也不应过多承担教育经费的前提下，高校的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生事物，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趋势和方向。有鉴于此，首先他证明了自己能够办大学管大学的能力。周星增曾是一名大学的老师，同时又有着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对大学的运筹了如指掌。但他对教育单位的经营和管理却有着一种与传统模式迥然不同的思路，他的学校肯定是要挣钱的——不能挣钱，任何单位和个人便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如果不从建立自我供养、自我造血的机制着眼办学，便不能体现学校的民营性质，也必然会走向衰落。
但在1999年，周星增之所以在国内教育事业发达的上海得不到足够的理解和支持，问题在于此时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还没有跟上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公众逐渐开始明白，办大学是一种极具经营价值的投资活动，而且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潮流。正是在1999年，当很多人还觉得办教育是一种冒险时，周星增却能够超前一步，看准发展方向，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大胆决定投资4亿元人民币，采取边建边报批，不批则反复申请的策略，痴心不改地办学，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源自一种“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