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的民间雕刻，包括木、竹、玉、牙和民间泥彩塑，都是祖国雕塑艺术的一颗颗珍珠，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其它的陵墓石雕，尤以墓室俑塑，也是祖国雕塑艺术中的奇葩，在富有民族传统的艺术成就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这浩瀚无边，散聚于祖国大地的古代雕塑艺术，是现在仍能见到的我国数千年来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遗产。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不少的文化艺术是被湮没了，而硬质材料的雕刻作品却长久地留存下来，成为艺术遗产中的至宝，它可以说是一部珍贵的“石头书”。
春秋战国雕塑
春秋战国雕塑，继商、西周之后进一步繁荣、发展。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雕塑形象大为丰富，数量增多；離塑材料使用更加广泛；工艺制造中心不再集中于王室。
一、人物雕塑
春秋后期俑在各地普遍出现。陶俑主要有山东郎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所出的6组，女俑多作舞姿，脸部削成斜面，以黑彩勾出眼、眉，胸部丰满，衣裙曳地，施红、黄、黑、褐色条纹。男俑披巾，手中持物。由于烧制火候极低，大多已残毁。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早期墓葬出土陶俑中的舞俑群，造型简略而姿态生动。彩绘木俑多出于战国楚墓，有仆侍、庖厨、伎乐等不同的身份。湖南长沙406号楚墓所出30个木俑，男女有别般是雕刻出身体形状与五官后，先涂白粉，再以墨、朱两色绘出眉目胡髭及冠、带、襟、袖、裾等，手足和佩剑是分别制成后装配的。其他地方出土的楚木俑，有的雕出宽大的袍袖；有的头部雕出五官后，加丝质假发（或用真人头发），身着绢衣，但对于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则不很注意。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还出土过银俑，戴弁，着窄袖短袍，系带。有人认为是胡人形象，其造型水平较高。另外，还有连同活动环境表现的诵群。如浙江绍兴坡塘战国墓所出青铜伎乐铜屋，有男女裸体6人持乐器在屋内演奏，铜屋顶上矗立柱，柱头铸一大鸟，推测可能与古越人的图腾信仰或宗教习俗有关。
人形器座在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人或立或坐，手持套筒或箍形物，以连接承受器物的支架。作者在被限定的动态范围内，力求使人物得到生动的表现。如洛阳金村所出的几件青铜人形器座，就突破了一般常见的呆板姿态，表现出了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有的席地而坐，神情恭谨；有的屈一膝蹲坐，一手持套筒，一手上扬，动势豪放。其中一件侍女像，长辫，胡服着靴，双手平持套筒，仰首，表现出在劳动过程中十分专注的表情。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战国早期铜牺立人擎盘，在周身饰满细密花纹的牺背上立一长发垂肩、着窄袖长袍、系带的女像。她双手捧一套简，内承圆柱，柱端置镂孔的圆盘，为此类器座应用情况的实例。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6个钟架铜人是战国人物雕塑的代表作。铜人束带、佩剑、着彩绘的摺裙，用头与上举的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这类武士装束的铜人被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河南三门峡上村岭5号战国墓所出跽坐人漆绘灯，人物温静的面容也显示了艺术表现的新水平。
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祭祀透雕铜扣饰等作品，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古滇国中，被捆缚、屠杀作牺牲的奴隶们的悲惨命运。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众多的岡雕、浮雕人物形象，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宗教、居处环境和乐舞、战争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春秋战国的玉器中也有很多人物形象。洛阳金村出土的人形玉佩饰，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表现了贵族社会中的妇女形象。
二、动物雕塑
春秋战国的动物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立鹤方壶，在壶盖上塑出扬首展翅的鹤，手法清新写实，完全摆脱了以往青铜器中神秘谲怪的气氛，被后世视为要求从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牺尊，通体作牛形而不十分写实，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华美的兽面等纹饰，并在牛颈和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饰以一圈造型很生动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开三穴以容锅，作为温酒器，其实用功能高于礼制的意义。它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审美观念的新变化战国青铜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涟水出土的卧鹿、河北平山中山画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犀尊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址的动物在静止时的内涵力量。卧鹿据考应是青铜镜架，镜悬于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现了在静卧中仍然保持警觉的鹿的神态。虎噬鹿器座表现一头猛虎衔住小鹿向前奔驰，有力地表现了兽类在激烈搏斗中迸发出的冲击力这按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与高超的表现技巧。错金银和镶嵌技艺的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犀尊以黑料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噬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错以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闪烁不定、富于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器物，如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情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云南滇墓出土青铜器中的动物题材，以牛为最主要，多装饰于器物顶部，造型坚实，虽不写环境，但表现出了对象活动于大自然中的天然野性。一些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也异常生动而富有力度。北方草原民族创作的动物题材的青铜扣饰，金银饰片上的动物纹浮雕，金、银的虎，青铜的驼、鹿等战国的雕塑作品形象生动，风格粗矿骠悍，表现出游牧民族对生活独特的审美感受。
春秋战国禽鸟形象的青铜器也很注重不同鸟类神态特征的表现，例如流入美国的两件禽，颈部平伸，生动地表现出游禽类觅食时，颈项屈伸的动作。另一件子乍弄鸟尊，结构灵巧，花纹精美，头可转动，喙可启闭，有错金“子乍弄鸟”4字，显示了制作技艺的精工，但动态较板滞。
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精进和春秋后期失蜡法的应用，出现了河南淅川下寺的青铜禁、曾侯乙墓的尊、盘、建鼓座等异常复杂精巧的作品，这类作品以龙和蟠虺组成多层、穿插变化难以捉摸的装饰。但有时因过分炫耀技艺而流于繁琐、矫饰。
三、战国漆木離塑
以楚墓所出最有代表性，除俑以外，还有镇墓兽、埼鸯形盒、悬鼓的虎座凤鸟、座屏和鹿、虎（鹿）座飞鸟等器类。这些作品除了造型夸张，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之外，还髹以绚丽的漆色，一般是以红、黑两色为主，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在黑底色上绘以红、黄、蓝、绿、褐、金、银等色的图案。这些器物上常以真鹿角为饰，不但装置于鹿头，也装饰于镇墓兽的头上和飞鸟（凤）的背上，赋予作品以神秘、幻想的色彩。彩绘动物漆座屏以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所出的一件最为精工。屏内左右对称地雕刻了两组动物群，表现凤、鸾、鹿与群蛇的搏斗。整个屏风上共雕出51个动物，在长方形的屏风架内与器座上组合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
最早的木根雕艺术作品，发现于江陵马山1号楚墓，以树根雕成木辟邪，虎首龙身，四肢作竹节之状。上边还浮雕出各种小动物形象，外髹红漆。
秦汉雕塑
秦、汉（含西汉、新莽、东汉）时代，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盛世，造形艺术上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气魄雄大，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灿烂辉煌的成就。
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人力物力的高度集中，这个时期的雕塑，比先秦雕塑更有发展，形成了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秦汉王朝统治者，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王威，追求瑰丽奢华，利用国力大兴土木。隆重的雕塑及装饰应运而生。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封建统治阶级不惜耗资巨大，竞相营造坟墓，几乎想把在生前享受到的一切全部带到他们幻想的死后幽冥“世界”里，因此在坟墓里放置大童供死者享用或劳役的随葬物品以及俑和动物模型等明器。在坟墓外，也设置有显示死者功绩或威严的石人、石兽等，于是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和陵墓表饰也极为兴盛。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鐮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其奢华可见一斑。
一、陶塑兵马俑
1974～1976年，在秦始皇东桓外的临潼西阳村南边，发现三座埋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坑内整齐有序地埋葬着与真有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俑，总数有六千多件，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也弥补了中国雕塑史上没有大型人物雕塑的空白。
秦俑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崇尚写实，手法严谨；人性性格鲜明，发饰、衣物肌刻画细腻，唯姿态大半是直立或半蹲，严格讲还缺少动感。但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秦兵马诵的塑造，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其造型准确，姿态自然，技法精练，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以臻于成熟。秦兵马俑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生动的形象塑造上，更重要的是这些丰富的艺术形象统一在浓重的精神气氛之中，整体上形成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
二、两汉陶俑
汉承秦制，诸侯王或贵戚，亦用陶兵马俑随葬，例如1965年发现的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中，出土秦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高度都不超过68公分，多数数彩，造形洗练，神态威武，装备精良，反映文景时期国力增强，骑兵壮大的概貌。
西汉陶塑侍女俑，以西安东郊姜村白鹿原出土者最为娴静俊美。舞女俑以西安白家口出土者最为出色，长袖飘拂，舞步轻盈，体态及为洒脱。
四川成部天迴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坐式），和郫县出土的立式说唱俑，将民间说喁艺人兴高采烈、自我陶醉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是东汉陶塑之杰作。类似的说唱俑，在成都羊子山、陴县等地都有出土，也产生了如闻其声的效果，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民间色彩。
三、汉代石雕
造形简洁，风格古朴，是汉代石雕的特征，较有名的如：1985年河北石家庄发现的赵佗先人墓附近之跪坐石人、陕西长安常家庄的昆明池牵牛、织女像。霍去病墓石雕，现存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有花岗岩雕的马踏匈奴，卧马、卧虎等14件作品，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是汉代石雕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马踏匈奴》像高168厘米，长190厘米，是纪念性石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带有浪漫主义的象征的艺术手法，揭示出寓意深刻的主题，使艺术和思想性达到完美的统一。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造型质朴而厚重雄强，造意深邃而内在有力，它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作品不但突出了纪念霍去病将军在战斗中建立的杰出功勋，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愿望和要求。深沉雄大的气魄，正反映了西汉时期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面貌。因此，这一纪念性雕塑，不公是霍去病个人的纪念碑，也是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重大代价而窳得伟大胜利的纪念碑，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
四、青铜塑像
据《史记》所载，曾在咸阳宫中铸成铜人模样的12件大型钟練，10件毁于董卓作乱时，2件到十六国时期才被前秦苻坚销毁掉。1980年在秦陵西侧出土两乘《铜马车》，铸工精良无比。西汉青铜雕塑，以陕西兴平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铜马》、广西贵县风流岭出土的《大铜马》与《军吏铜俑》、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铜羽火》等最为精美。东汉育铜雕塑，以甘肃武威台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马踏飞燕》或称《马超龙雀》铜马最为有名。奔马姿态作昂首嘶鸣、飞跃奔跑状，三足腾空，只有后足右蹄踏在一只飞鸟的背上，正与古代诗人“扬鞭只共鸟争飞”的诗句相吻合。它是汉代雕塑家智慧、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精湛艺术技巧的结晶，也是汉人勇武豪迈的气概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形象体现，是中国古代表铜雕塑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三国、两普、南北朝雕塑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離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钊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