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汉阙都为墓阙。高颐阙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城东汉碑村，是我国现存30座汉代石阙中较为完整的一座。它建于东汉，是东汉益州太守高颐及其弟高实的双墓阙的一部分。东西两阙相距13.6米，东阙现仅存阙身，西阙即高颐阙保存完好。高颐阙由红色硬质长石英砂岩石堆砌而成，为有子阙的重檐四阿式仿木结构建筑，其中上下檐之间相距十分紧密。阙顶部为瓦当状，脊正中雕刻一只展翅欲飞、口含组绶（古代玉佩上系玉用的丝带）的雄鹰；阙身置于石基之上，表面刻有柱子和额枋，柱上置有两层斗拱，支撑着擔壁。檐壁上刻着人物车马、飞禽走兽。高颐阙造型雄伟，轮廓曲折变化，古朴浑厚，雕刻精湛，充分表现了汉代建筑的端庄秀美。它经历1700多年的风雨剥蚀和地震仍巍然屹立，亦反映出汉时精湛的工艺水平。
3.院落组群
汉代建筑组群多为廊院试布局，常以门、回廊衬托最后主体建筑的庄严重要，或以低小的次要房屋，纵横参差的屋顶，以及门窗上的雨塔，衬托中央主要部份，使整个组群呈现有主有从，富于变化的轮廊。
4.园林
汉武帝扩建了秦始皇的上林苑园三百里，离宫七十余所，尽收石花异卉，珍禽奇兽。汉袁广汉於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建筑壮丽，开私人园林未有之先例”。汉甘泉园“周可五百四十里，宫殿台阁百余所，凿昆明坤灵”。
5.陵墓
汉陵基本上和秦陵差不多，也是人工筑起的巨大四棱锥形坟丘（上方）。坟丘上建寝殿供祭祀，周以城垣，驻兵，设苑囿，迁富豪成陵邑，多半死前筑陵，厚葬，并以陶俑殉。东汉时废陵邑，但坟前立碑、神道、墓阙、墓表、使纪念性增强。墓结构技术亦大有进步，防水防雾，且出现空心砖墓，砖穹窿，取代了木椁墓。墓的平面布局受住宅建筑影响而渐趋复杂。
三、秦汉建筑技艺
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高台建筑减少，多屋楼阁大量增加，庭院式的布局已基本定型，并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法、礼制等制度密切结合，足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中国建筑体系已大致形成。
此时的建筑已具有庑殿、歇山、悬山和攒尖四种屋顶形式。庑殿正脊短，屋面、屋脊和檐口平直，屋顶正脊中央常饰有凤凰。由以上这些，便形成了汉代建筑古朴简洁，但又不乏朝气的形象。汉代歇山顶不多见，从广东出土的一件明器中可见当时的歇山形状是由中央悬山顶和四周单庇顶组合而成的，并且檐口微微起翘，可能是当时南方的建筑风格。
通过大量东汉壁画、画像石、陶屋、石祠等可知，当时北方及四川等地建筑多用台梁式构架，间或用承重的土墙；南方则用穿斗架，斗拱已成为大型建筑挑檐常用的构件。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常用的抬梁、穿斗、井干三种基本构架形式此时已经成型。
斗拱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的种类十分之多，可谓达到了千奇百怪的程度。在各种阙，墓葬及画像砖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它的形象。此时的斗拱虽已能做的比较复杂，但没有往前出跳的，且各地做法很不统一，有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工莳们个人的摸索。后世中成熟的斗拱，便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从这些斗拱中脱颖而出的。
汉代的栏杆有卧棂栏杆，斗子蜀柱栏杆，柱础的础质难辨，式样简单；台基用砖或砖石混和的方法砌成；门为版门、还有石木门；窗的纹样有直棂窗、斜格窗和锁纹窗，还有天窗；天花有覆斗形天花和斗四天花；柱有圆柱、八角柱、方柱和等，有的柱身表面刻竹纹或凹凸槽。方柱柱身肥而短，有收分，上置栌斗；方形双柱指房屋转角常每面用方柱一个，各承受一方面的梁架，这种做法后代逐渐减少。
砖的发明是建筑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至迟在秦代已有承重用砖，秦始皇陵东侧的俑坑中有砖墙，砖质坚硬。汉代建筑已广泛使用砖，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砖石拱券结构日益发达，用于墓室、下水道，除并列纵联的砖砌筒壳外，还有穹窿顶和双曲扁壳。秦咸阳秦宫殿遗址发现有大量瓦当、花砖、石雕和青铜构件。但在秦的建筑遗址内使用石构件均不多，加工精度也不高，说明青铜工具加工石材不易。晚到西汉前中期，砖石拱壳才出现，初步具备造砖石房屋的技术条件，但这时木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汉代家具上的纹饰开始复杂化，纹样畅达而不失古劲雄健，植物藤蔓纹样亦已出现。席地而坐的汉代，床和榻都比较低矮。一切活动，如读书、待客、宴饮、议事等，都在床、榻上进行。汉代的案已渐宽渐长，且有方有圆，另外汉代出现有布满室内的大床，床上置几、柜和箱，屏风上也添有架子，可挂器物，门窗上设帘或帷幕。
魏晋南北朝建筑
魏晋南北时期为我国大分裂的时代，也使我国出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此时专制王权衰退，士族势力扩张，特权世袭，形成门阀政治，此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汉族和汉族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利益相互争斗，无休止的战争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一些地方货币停止使用，华北甚至倒遥到了自然经济阶段。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劳动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在佛教中寻找安慰；各族的统治者们今天可能是一个皇帝，明天也许就会沦为一名俘虏，一个异族的奴隶。他们在佛教中求得寄托，同时也看到了佛教的传播对于安定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正如古诗中写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道大盛，统治阶级大量兴建寺、塔、石窟等，寺院经济强大，数景众多的佛教艺术作品，使文学艺术得到了解放。总之，这是一个建筑技艺大发展的时期，在建筑装饰方面，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在工艺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之种种圆和生动雕刻，饰纹、花革、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丰富了我中华建筑的形象。
一、城市建设
洛阳是三国时魏国的都城，它的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111年周公所经营的东都洛邑，战国时更名为洛阳，一直是中古时期长安以东的另一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605年，隋经营洛阳新城，辟运河漕渠，市景繁荣，至北宋时仍不坠。曹魏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东北，东汉末年曹操首营邺城，东魏再建南新城。东晋、南朝建建康城。即今南京，自三国时吴建督建业（222）起，便一直是中国南方各偏安王朝的政治中心。由于纵向庭园过多造成纵向交通不便，故以道路或小广场将纵向庭院划成两组以上。
二、单体建筑
此时期建筑艺术及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方丽，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屋顶方面，东晋壁阃中出现了屋角起翘的新样式，且有了举折，使体量巨大的屋顶显得轻盈活泼。请看下图中敦煌壁阃中的北魏建筑形象，高高的重楼，略显幼稚的屋顶曲线和鸱尾，体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
三、佛教建筑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1.塔
“塔”是梵文Stupa的音译的简称，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印度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它的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印度式的塔（Stupa），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匠人在设计塔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篋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宵、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高一千尺，瓦里以外便能望见。可惜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毁了。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自此以后，砖塔逐渐增加，木塔逐渐减少。到十世纪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极为稀有了。我国此时期的木塔已一无所存，唯在日本法隆寺有五重木塔一座（乃隋时高丽僧依魏齐之法所建）和我国云冈石窟内的方形塔柱可为旁证。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市，寺内五重木塔平面呈方形，高31.9米，塔刹部分约占总高1/3弱。塔内部无楼层，不能登临。塔第1层檐下也有后加的裳阶，2层以上檐下都有装饰性栏杆。塔中心有一根贯通全塔的中心柱，承托刹上的相轮、宝珠等部件，塔身重量则由外檐柱和4个天柱承担。中心柱下有埋置舍利的孔穴。中门进深3间，面阔4间，人口处有中柱和左右2门。这种做法为中国汉以前的宫室、祠庙和墓室所普遍应用。
我围现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密擔式砖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此一座，塔身有用莲瓣作柱头（希腊风格）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狮子作主题的佛龛（波斯风格），有火焰形的券间（印度风格），形式十分优美。它的艺术处理虽和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
2.石窟
石窟建筑来自印度，那里有“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之分，传入中国后按照中国的国情习俗加以改变。云冈石窟中有平面马蹄形草庐顶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变为窟内中央凿成多檐式塔窟。毗诃罗式窟在这里已不见了。早期的昙曜五窟较明显地反映了外来造像的风格，面形圆润、高肉鬓，深目高鼻、两肩平阔的造型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的佛像均受犍陀罗和笈多式的影响。窟内高达10米以上的本荩造像及排列匀称的三世佛，还有满壁千体佛的龛像又显示了以禅观为主的特点。
一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5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成，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相清秀，英俊潇洒。第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膀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结跏趺坐，面部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肓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
3.园林陵墓家具
魏晋以来，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园林多崇尚自然野致，此时贵族舍宅为寺之风盛，佛寺中亦多名园。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部往往建有园林，园林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叠石造山的技术亦己提高。吴魏明帝起景阳山於方林园中，重严复岭，深溪洞壑，高山巨树，悬蒿垂罗，崎岖石路，涧道盘纡，景色自然。于今，陵台城北隅，台城外，并种橘树，奇宫墙内则种石榴，萁殿廷及三台，三省，悉劣植柳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种垂柳与槐也。
因政治动荡，佛道盛行，厚葬之风渐衰，皇陵规模均小，南朝诸陵不起坟，不封土，不植树，亦无台阙，墓饰则精美富变化，砖石结构更行普遍。
胡汉的交流使得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变化，胡床渐渐普及，椅子和凳子传人民间，传统的卧床增高，且附床顶矮屏及几屏风也发展出多摺多牒式。南北朝时印度、西亚纹样随同佛教艺术传人，线条流畅，活跃飞动，莲花、卷草纹和火焰纹的用运用最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