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缠令其格式为：〔引子〕+〔甲曲〕+〔乙曲〕+〔丙曲〕+〔丁曲〕……。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采用了许多缠令曲式，也没有引子。如《侍香金童缠令》包括乐曲《侍香金童》、《双声叠韵》、《出队子》和《尾》各段。
四、诸宫调
其格式为：甲调（甲曲+乙曲……）+乙调（甲曲+乙曲……）+内调（甲曲+乙曲……）……是北宋神宗时民间艺人孔二：传创作的一种大姻说唱形式，包含不同宫调的只曲和套数，波澜起伏，组合严密。《西厢记诸宫调》就用了14个宫调、151支基本乐曲。所用乐曲可以分为三类：（1）单曲，极少。
（2）单曲，加尾。（3）缠令——最短的也包含两支乐曲和一支尾声。每类乐曲属于一个宫调，而各类乐曲的宮调或同或不同。诸宫调是根据剧情的发展变化而安排乐曲，又根据乐曲而填写唱词。这是一项复杂而宏大的艺术工程。
五、杂剧和南戏
唐代就有参军戏和杂剧。1987年浙江黄岩灵石寺发现北宋乾德三年（965）制作的戏剧人物雕砖，刻画的人物形象似参军戏表演。这时黄岩仍在吴越国统治之下。可见至迟在五代时期，这一带已有普遍的戏剧活动。
宋代的音乐艺术既然已经取得这样的成就，再经进一步综合运用，水到渠成，自然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北宋戏剧如何演唱，文献记载不详，但根据有关文物可以得到初步的了解。如1973年河南洛宁县上村两座相邻古墓中出土砖雕八块，上面刻画的形象有：（1）社火杂剧表演；（2）杂剧表演；（3）乐队演奏，所用乐器有筚梁、杖鼓、单面鼓，另一种乐器的形状不清楚，可能是筚篥。如果二、三两组砖雕出于一墓，那么，第三组的乐队就是为杂剧伴奏的。这批宋金遗物反映出当时杂剧演出的部分情况。
南宋宫廷中扮演的杂剧，“或一场两段”，或“一场三段”。“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扮演的角色，“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各有分工。虽然没有剧本流传下来，但这种杂剧应当属于戏剧范畴。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10记载了“官本杂剧段数”280本的名目。就这些名目看，多半是和唐宋大曲等结合的，如《莺莺六幺》大概就是用《六幺》大曲的曲调演唱崔莺莺的爱情故事的。所谓“段数”当是指杂剧中的一段而非全本。这种宋杂剧主要是在唐宋大曲、参军戏等艺术体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参军戏最初只有说白，以后也有歌唱。“段数”中有诸宫调两本，目卩《诸宫调猫王》和《诸宫调卦册儿》，虽然为数不多，可见在南方杂剧已经开始尝试用诸宫调曲式表演故事，打破了同时只用一个宫调的大曲或其他曲式的局限，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演奏和歌唱艺术的进展。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5记载金元院本690本的名目。院本和杂剧相似，是金元的一种称谓。宋室南迁以后，南北戏曲的发展有了显著分歧，也有会合之处。南宋“段数”和金元院本，凡标明所用乐曲的，当然有音乐配合；而没有标明乐曲的，大概多数也有乐曲配合，只有说白的很少。
元杂剧也称“北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艺术形式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发展的，也采用了一些传统乐曲，而采用最多的则是当时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流行歌曲。北杂剧是多层次的多种曲式的综合体。
南戏原来是歌舞小戏，也称“温州杂剧”，在北宋末、南宋初，即在宋杂剧和诸宫调影响之下，在温州民间乐舞活动中渐渐萌生发展。它采用了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方民间乐曲和歌谣，不受杂剧形式的局限，表现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南宋末年，南戏就盛行于临安一带。元朝统一之后，南北戏曲交流频繁，互相促进，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从宋代起，载歌载舞的戏剧在中原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此后，在城市里歌舞单独表演的机会就相对减少了，但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歌舞依然风行。
宋元时期，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不如隋唐时期活跃，但并未中断。如北宋末期，中国曾派乐工前往朝鲜传授乐舞，朝鲜乐工也多次来中国学习。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朝向朝鲜宫廷崤送《大晟雅乐》及燕乐的乐器、乐谱和歌词，并派乐工前往传授声律。又如越南黎朝龙铤王在位时（1005～1009）很宠信宋朝优人廖守忠，所谓优人当即指杂剧演员。越南在陈朝时（12～15世纪）盛行一种集体舞蹈，所用歌词有《庄周梦蝶》、白居易《母别子》诗等，所用乐曲有《降黄龙》、《宴瑶池》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宋人从越南得到了在中国久已失传的杖鼓曲《黄帝炎》。元代初年，中国优人李元吉在越南“作古传戏”，有《西王母献仙桃》等传，角色12人，“着锦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筝抚掌”，“更出迭人为戏”。这正是元杂剧的表演形式。
大约10世纪上半期，突厥人和回鹘人建立了哈拉汗王朝，辖区包括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及今新疆西部。其政治中心有两个，一是中亚楚河流域的巴拉沙衮，一是新骚的喀什噶尔。哈拉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因此，阿拉伯文化，其中包括音乐，逐步传人新疆这个王朝大约在12世纪初年灭亡。
哈拉汗王朝有个出生在巴拉沙衮的音乐家法拉比（870～950），经学者考证，或认为他是突厥人，或认为他是回鹘人。法拉比用阿拉伯文撰写《音乐全书》等著作多种，他的乐律学理论构成了波斯、阿拉伯的典型乐系。阿拉伯音乐受到波斯和龟兹音乐的影响。
随着伊斯兰教传人新疆的阿拉伯和波斯音乐，对以后的新疆音乐影响较大。阿拉伯有一种讲故事或讲道的文学体裁，称为“木卡姆”，先传人新疆，大概在13世纪后期即传入内地。元朝于至元十七年（1280）设置“天乐署‘“管领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这里所说的“回回”指新疆一带的人。回回乐曲中有《马黑某当当》，《马黑某》可能即《木卡姆》大曲。木卡姆这个名称虽然出于阿拉伯语，但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却在新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元代又有几种新乐器经由新疆传人内地，如弹拨乐器“火不思”，或写作“浑不似”，是突厥语qobus的音译；“七十二弦琴”，即坎农，来自印度，一，说来自“报达国”（在阿拉伯东部）；“兴隆笙”，来自“回回国”（中亚的花拉子模），即早期的管风琴。
明清时期的音乐
在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对当时音乐和戏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朝宫廷的音乐机构有“神乐观”，主管祭祀乐舞以道士为乐舞生；有“教坊司”，主管宫廷宴飨乐舞。宫廷宴乐也“奏抚安四夷之舞”，有《高丽舞》、《北番舞》、《伍鲁速回回舞》等。也有队舞，如《九夷进宝队舞》《万国来朝队舞》等。
清朝初年沿用明制，设“神乐观”和“教坊司”，后改神乐勸“神乐为“和声署”；另有“南府”，专承应戏曲，艺人众多，后来缩小规模：改称“升平署”。宫廷宴乐中还安排边疆和邻国的乐舞8种：（1）“瓦尔喀乐”（瓦尔喀在吉林省东部），（2）“朝鲜乐”，（3）“蒙古乐”，（4）“回部乐”（新疆），（5）“番子乐”（藏族），（6）“廊尔喀乐”（尼泊尔），（7）缅甸乐”，（8）“安南乐”（越南）。
明清时期，宫廷音乐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小，而广大群众和民间艺人的音动则非常兴旺，民歌小曲和牌子曲是民间最流行的乐邮。牌子曲所组成的组曲，是唱赚（缠令、缠达）曲体的新发展。翻曲曲艺主要是指叙述长篇故事的“弹词”和“鼓词”而言，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这种体裁是由宋代的“鼓子词”、元代的“词话”等发展而成的。弹词流行于南方各地，伴奏乐器有琵琶、三弦等。鼓词流行于北方各地，演唱者自己击鼓，有时还用其他伴奏乐器如三弦、琵琶等。乐器可以调整增减。
歌舞小戏，到处都有，是用民歌小调组成的。如安徽的《花鼓》，湖南等地的《花灯》，北方的《小放牛》，内蒙的《二人抬》和东北的《二人转》等。演员少则2人，多则10余人。有些小戏发展成戏剧，但小戏和戏剧仍然同时流行着。
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需要娱乐活动，又由于社会的变化，人们要求艺术能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于是各地的戏剧在北杂剧和南戏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南戏和江西弋阳、江苏昆山一带的民间曲调结合，产生了弋阳腔和昆山腔（昆曲）。明末清初，这两个剧种盛行。清代乾隆中期以后，昆曲渐衰，而所谓“乱弹”者代之而兴。乱弹即指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等。弋阳腔流传到各地，又分别和各地的语音土戏结合，发展成各种流派，如四川高腔、湖南高腔等。弋阳腔和由弋阳腔派生的各种流派，大都保留着帮腔的形式。各地方剧种传人大城市后，由于彼此交流吸收，逐渐形成一些包括多种声腔的综合性剧种，如京剧、汉剧、湘剧、楚剧等。戏剧对于各地方乐舞有很大的吸收和融化的涵聚力量。
明神宗万历年间，乐律学家朱载堉著《乐律全书》（1584～1606成书），首先提出“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理论。这是乐律学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乐律全书》包括乐律、乐谱和舞谱等项内容。清乾隆十一年（1746），周祥钰等编成《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记录了南北曲的基本曲牌2094个，保存下来传统及清初流行乐曲的大量曲谱，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明清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仍有稀疏的交流现象。如明代流行的吹管乐器“唢呐”，源出于西亚一带，是从波斯经由新疆传人内地的。波斯语称为“苏尔奈”（SUrnay）。唢呐传人内地，至迟在明代初期。先用于军中，也称“号笛”。以后即普及于民间。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等，由澳门到北京，向万历帝呈献自鸣钟及终弦琴等，并向内官（宦官）传授教会歌曲，写成《西琴曲意》8章。铁弦琴即欧洲的古钢琴（darichord）。此外，北京的天主堂还有不少的欧洲乐器。但当时的教会音乐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影响。
击弦乐器“洋琴”或写作“扬琴”，源出于波斯一带，波斯语称为“桑图尔”（santur），早已流行于中亚及新疆地区。大概在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又由海路从西方带到澳门。以后即流行于内地。
清康熙帝曾命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等到宮中为皇子讲授欧洲音乐。康熙五十三年（1714），魏廷珍等编成《律吕正义》，其续编中即根据徐日升等人的介绍，讲述了欧洲音乐知识。
明洪武三年（1370），明朝向朝鲜宫廷赠送雅乐乐器。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明建文四年，1402），朝鲜李朝“礼曹”（掌礼仪）议定的《国王宴使臣乐》规定：进茶，唐乐奏《贺圣朝令》；进初盏，歌《鹿鸣》，用《中腔》调；献花，歌《皇皇者华》，用《转花枝》调等。所用歌词都采自中国《诗经》，所用乐曲也大都是从中国传去的。
越南黎朝太宗绍平四年（1437），宦官梁平仿明朝乐器制定新乐，分为“堂上之乐”与“堂下之乐”。越南的旧戏，在音乐、服装和表演形式等方面，都受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中国的戏剧人物，过去也常出现在越南戏剧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