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金城的去世使得研究会分成了两个组织个是以金城的儿子金开藩为首的湖社，另一个是以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两个画会各出版一个刊物：《湖社月刊》和《艺林月刊》。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就开始培养青年，1949年以后尚健在的一批老国画家，多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学画并参加画会活动的。如刘子久、王雪涛、刘凌沧、赵梦朱、徐燕荪、吴镜汀、马晋、陈少梅、惠孝同、陈缘督、于非間、黄均、王叔晖等。
林纾（1852-1924），初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福州人。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工诗文，以意译外国小说闻名。早年擅花鸟，晚年居北京后致力于山水画，多工细渴笔，近似戴熙。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理安山色图》等。
萧俊贤（1865～1949），字厘泉，初名稚泉，号铁夫，又号天和逸人，湖南衡阳人。工山水，致力于摹古，主张“先师古人，后师造化”。笔墨谨严，雄浑苍厚，人称“萧派”，曾被李瑞清聘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国画教习，为学校有国画科之首创。吕凤子、姜丹书等皆出于其门下。代表作品有《山居图》轴等。
王云（1887～1938），字梦白，号乡道人，江西丰城人。善花鸟鱼虫，尤精于画像，初受任伯年影响，后得吴昌硕、陈师曾指导，远师徐渭华蘅，动物画成就突出。
四、国画研究会
1923年，14位画家在广州成立了“癸亥合作社”，1925年又扩大为“国画研究会”，连续出版《国画特刊》，并举办展览，以维护艺术的民族性等理由批评岭南派的观点和作品。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黄君璧。
黄君璧（1898～1991），本名韫之，别名允瑄，以号行，广州人。曾师从李瑶屏学闽，1922年入楚庭美术院研习西画。1923年，与黄般若等组织癸亥合作画社（后改为国画研究会）。后历任广州市立美专、广东省立女师、江村师范、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校教师、教授等。并曾被聘为南京中山文化馆研究员。1949年赴台，任台湾师大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后，多次赴日、欧美及东南亚等地考察、访问及举办展览，在台湾画坛影响很大。工山水，早年师渐江，中年宗夏圭法，曾临華古代名画数百，所画山水，笔墨氤氳、气势雄壮，偶作工笔仕女及花鸟，清新秀逸。代表作品有：《老树隐水湾》、《风正一帆悬》等。
五、其他画家及其作品
陆恢（1851-1920），原名灰奎，字廉夫，号狷叟，一字狷盒，自号坡佛盒主人，江苏吳江人，寄寓吴县。工书画，受业于陶诒孙、刘德六等，有出蓝之誉。曾人吴大澄幕府，遍游各地，画艺精进。山水师娄东派，花卉则取法恽寿平。代表作品有藏于南京傅物院的《花卉图》通景屏十六幅等。
黄山寿（1855～1919），原名曜，字旭初，别字旭道人，晚号旭迟老人，又号丽生，江苏常州人。官直隶同知。山水、花卉、人物皆能，尤长于墨龙。人物仕女多用工笔重彩，有改琦逸韵；山水则多以青绿法为之，颇见功力；双钩花鸟，亦丁致而不刻板。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秋山飞瀑图》轴等。
倪田（1855～1919），初名宝田，字墨耕，号默道人、壁月食主，江苏江都人，侨居上海。师从王素，工人物仕女及马、走兽等，后参以任伯年法作设色花卉。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写吴昌硕六十六岁肖像》轴等。
程璋（1868～1938），字德璋，号瑶笙，原籍安徽新安，移居江苏泰兴，后居丄海。曾为典当学徒，后从汤润之学画。早年工没骨法花卉，中年后参用西法，尤长于写生，形象逼真，色彩秣丽。曾执教于清华大学等校。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乡景图》轴等。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精于诗文词曲、碑版古器及考据音韵之学。久居北京莲花寺，因别署莲花庵主。与陈师曾友善，工书法，偶以书法作画，古拙有奇趣。代表作品有《重九登高图》扇面等。
六、吴昌硕的传派
由于吴昌硕的在清末画坛声望的影响，以及他本人融人金石风味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成就，使得一批后起的年轻画家追随了他的脚步，比如王震、陈师曾、赵云壑、王个镓等，此外，齐白石和潘天寿也受到了他的画法的影响。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梅花馆主，别署白龙山人，法名觉器，浙江吴兴人，生于上海。少年时曾于画店学徒，后拜任伯年弟子徐小仑为师，并受到任伯年的指点。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成为清末上海三大买办之一。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及上海商会主席。1911年开始师从吴昌硕，画风由清俊转为浑厚。工人物、佛像、花鸟、山水及书法，曾为吴昌硕和康有为等画像，多画古代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四君子题材等。
陈师曾（1876～1923），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染仓室等，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为清末湖南巡抚，是著名的维新派成员。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弟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少承家学，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通、长沙、北京等地任职和任教。曾向吴昌硕学画及篆刻，并远师沈周、石涛、龚贤等。工山水、花卉及人物，长于写意，笔力雄健，着色吸收西画之法而不露痕迹。并曾撰文对文人画的价值进行阐释，颇有见地。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即受其启发所致。可惜早逝，未能发挥更大作用。
抗战时期的绘画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潮激发中国绘画走上了新的阶段。艺术家从象牙塔走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前线将士奋战抗敌、同胞颠沛流离，良田美宅变为颓垣败瓦。战争的惨相把艺术家推向时代的前沿，他们用画笔作武器，参予了保卫国家的战斗。
为了唤起大多数民众一致参加抗战的意识，此时的宣传画起了不少的力量。宣传画有直接影响力，可收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政府当局为了司员抗战，十分重视抗日宣传，这要求刺激了宣传艺术的发展。美术家透过才刻、水墨画、漫画来宣传抗日。由于战时物资缺乏，木刻版画材料可以就站取材，其一版多印的功能易收抗日救国宣传的目的。因此当局大力推动才刻运动，抗战时期全国出版的木刻刊物约有四千余种，影响较大的有《救亡木刻旬刊》、《漫木旬刊》、《新蜀报》的副刊《半月木刻》等。为推动木刻，匡立和民办学校都成立了木刻训练班和函授班，培训了许多青年木刻工作者，扩大了木刻运动的队伍。
除直接绘划宣传画外，艺术家又以义卖作品募捐抗日经费，间接支援了抗战。如徐悲鸿、刘海粟、张善子、张大千、晏济元等，均在国内外举行筹解画展。各爱国画家中，以张善子的贡献最大。抗战爆发后，张善子忘我地进行抗日宣传创作。在日机疯狂轰炸和炮火声中，他完成了《怒吼吧，中国》，并在画面右上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战撼河山，势吞小丑。”这幅国画长两丈，宽一丈二尺。画面中的二十八只猛虎奔逐落日，气势迫人。象征中国二十八个省区人民行动起来奋勇抗战，并以落日预示日本终必日落西山，宣扬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幅巨作融汇了时代精神、民族风格，突出了画家爱国的高尚情操。张善子说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世。”故张善子除在国内募捐外，还奔走欧美各地，举办了百多次募捐画展，筹得二十多万元美金，悉数献给祖国支援抗战。可惜张善子在1940年积劳病死，未能看到日本投降的欢欣情景！
八年抗战时期，全国上下都为保卫国家尽了每一分力。士兵们在前线和敌人拚命，贡献重大。艺术家也用他们的画笔和艺术才华来保卫国家，在这危难关头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这一时期涌现除了很多优秀的画家，他们的作品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
一、徐悲鸿
徐悲鸿，杰出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风格，他是中国画坛的一颗巨星。他将作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给形象注人时代精神，赋于新的生命，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徐悲鸿创作的国画《四喜图》，是幅令人观后难以忘怀的不朽画作。国画《四喜图》，构图合理，层次分明，形象准确，动感鲜明。四只喜鹊，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柳树树干，浓淡晕写，辅以线条，颇有气势。柳树枝条，刚劲流畅，树静枝拂，鹊跃纸面。此幅佳作堪称绝品，多视角地体现了画家把握绘画艺术大局观的超凡能力。
《四喜图》创作于1936年初秋。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结束万里转战，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汤汤的革命军，反对当时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学生在中共领导下的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风雨鸡鸣图》作于1937年，徐悲鸿脚一只公鸡，在风雨中引吭高歌，其寓意是唤起人民奋起抗战，又是对抗日将士的高度赞扬。画面描绘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感，抒发了画家渴望漫漫长夜过去、黎明快快到来的心情。全画笔墨酣畅，造型准确鲜明，神完气足，是徐悲鸿将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
《古柏双马》完成于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边走边闻，先在南京画双柏，后在桂林画双马，最后在重庆完成整幅。1941年，徐悲鸿把此画赠与致力救国运动的陈振永，以表示对其爱国活动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