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设想一个这样的综合组织，即自为与自在是不可分的，反过来说，自在又不可分割地与自为相联系着，那就应该这样设想：自在从使它获得对它的意识的虚无化那里获得它的存在。这如果不是说自在和自为这不可分的整体只有在“自因”存在的形式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又是说的什么呢？正是这个存在而不是别的东西能绝对相当于我们刚才说过的大全。而我们之所以能提出与自在环接的自为的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通过对“自因的存在”的本体论前的理解先天地定义了我们自己。也许，这自因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并且我们已看到它的概念包含着矛盾。然而，既然我们位于自因存在的观点提出大全的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仍然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个大全的全权证书。事实上，它的显现不就只是因为自为的涌现吗？自为一开始不就是成为自因的计划吗？于是，我们开始把握了整个实在的本性。整个存在的概念没有被一道鸿沟截然分开，然而，它不排除自为的被虚无化的虚无化存在，它的存在是自在和意识的统一综合，这种理想的存在是被自为建立并同一于建立它的自为的自在，就是说，自因的存在。但是正因为我们置身于这种理想的存在的观点来判断我们称之为大全的实在的存在，我们应该体会到，实在的东西是一种达到自因的神圣之乡的流于失败的努力。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世界、人和在世的人，都只是去实现一个所欠缺的上帝。因此一切都好像是自在和自为都在就一个理想的综合而言的一种解体的状态中表现出来。不是曾经有过整体化，而恰恰相反，这整体化总是被指出而又总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永恒的失败同时解释了自在与自为的不可分性和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同样，当脑功能的统一性被破坏时，产生了一些现象，它们同时表现了相对的自主和只能在一个整体的瓦解的基础上表露出来。正是这种失败解释了我们同时在存在的概念和存在者中遇到的鸿沟。从自在存在的概念过渡到自为存在的概念，并且把它们重新统一于一个共同的类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它们互相间事实上的过渡和它们的重新统一不可能进行。人们知道，例如，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来说，一个合题如果在把各项固定在相对依存同时又相对独立中时止步于完全的综合化面前，那就一定发生错误。例如，对斯宾诺莎来说，一个半圆绕着它的直径旋转，就正是在球形的概念中找到它的理由和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想象球体的概念原则上是达不到的，半圆旋转的现象就变成虚假的了；人们把它斩首了，旋转的观念和圆的观念互相对峙而不能统一在超越了它们并给它们理由的合题中：其中一个仍然不能还原为另一个。这就是已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说，上述“大全”像被斩首的概念一样，是在永恒的解体中。它正是作为一个被解体的总体模棱两可地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说，人们可以随意坚持上述诸存在的依存性或它们的独立性。这里有一个并未进行的过渡，一种电流短路。我们在这个水平上重新遇到了我们关于自为本身和关于对他人的意识曾经遇到过的被瓦解的整体的概念。但是这是非整体化的第三类，在反思的单纯瓦解的总体中，反思的东西应是被反思的东西，而被反思的东西应是反思的东西。双重的否定仍然是渐趋消失的。在为他的情况下，（反映-反映者）被反映的，区别于（反映-反映者）反映者，是因为任何人应不是别人。于是，自为和自为的别人构成一个存在，在那里，任何一方都在把自己造成别人时把他在给予别人。至于自为和自在的整体，它的特性是，自为就自在而言变成别人，而自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在其存在中的自为：自在单纯地存在，如果自在与自为的关系对应于自为和自在的关系，我们就重新落入为它的存在的情况。但是情况恰恰不是如此，成为我们刚才说过的“大全”的特性正是对应性的不在场。在这个范围内，提出整体性问题不是荒谬的。事实上，当我们已经研究了为他时，我们可以体会，应该有一种是对为他的反思的分裂生殖的“我-他人”的存在。但是同时，这个“我-他人”的存在对我们显现为好像是只有当它包含一个不能把握的外在的非存在时才可能存在的。那我们要问整体的这个二律背反的特性本身是否是不可还原的，我们是否应该提出精神是既存在的又不存在的存在。但是，对我们来说，意识的综合统一性问题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它假设我们有对整体采取一种观点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基础上并且介入这整体而存在。
但是我们之所以不能“采取关于整体的观点”，是因为别人在原则上否认我正如我自己否认他一样。正是关系的对应性永远阻止我在别人的总体中把握他。完全相反，在自为自在的内在否定的情况下，关系不是对应的，并且我同时是关系项和关系本身。我把握存在，我是对存在的把握，我只是对存在的把握；我把握的存在不是反对我被提出来的以便反过来把握我的；它是被把握的东西。不过它的存在完全不符合它的被把握的存在。因此在一个意义下我能提出总体性问题。当然，我在这里是作为介入这整体的存在，但是我能够透彻地意识到它，因为我同时是对存在的意识和对我（的）意识。只不过，整体性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体论的领域。对本体论来说，仅有的能够说明的存在的领域是自在、自为的领域和自因的理想领域。对本体论来说，认为与自在铰接的自为是截然划分的二元还是一个被解体的存在是无所谓的。应是对形而上学决定对认识来说（尤其是对现象学的精神分析法，对人类学等来说），是否更有利的是把我们称为现象的东西称为存在，并且它具备存在的两维，自在的一维和自为的一维（按这个观点，只有一种现象：世界），就像在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人们很轻便地把被设想的事件说成是有空间的维度和世界的维度的或在时-空中规定其位置的，或者，保留“存在-意识”这古老的二元论是否无论如何仍然是更可取的、唯一可以指出的是，本体论在这里能够冒险的，就是在使用作为被瓦解整体的现象的新概念似乎有用的情况下，应该同时在内在性和超越性的限度内谈论它。事实上，麻烦在于落入纯粹的内在论（胡塞尔的唯心主义）或落入纯粹认为现象是一类新对象的超越论。但是，内在性总是在现象的自在一维的范围之内，而超越性又在其自为一维的范围内。
正是在决定了自为的起源和世界的现象本性之后，形而上学才能涉足头等重要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行动的问题。事实上，行动是要同时在自为的层次上和自在的层次上考察的，因为这涉及内在起源的谋划，这谋划在超越的东西的存在中规定了一种变化。事实上，声明行动只改变事物的表面现象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一只杯子的表面现象能被改变，直到作为杯子的杯子消失，并且如果杯子的存在不是别的，只是它的性质，上述行动就应该能够改变杯子的存在本身。因此行动的问题设定了对意识的超越能力的清楚解释，并且置我们于它真正的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之中。由于世界中的活动的影响，这问题还向我们揭示了存在与存在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尽管被物理学家外在地把握，却既不是纯粹外在性也不是内在性的，而是把我们推回到完形的概念。因此，正是从这里出发，人们能够尝试一种自然的形而上学。
世界文化史上的经典著作
《思想录》
·作者简介·
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17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科学家、散文大师和宗教圣徒。帕斯卡尔自幼就天赋异禀，能力超群。仅仅16岁的他就已经写成了《圆锥曲线论》，其中论证的几何学定理至今仍称作帕斯卡尔定理。究其一生，他的主要贡献有：几何学上的帕斯卡尔六边形定理、帕斯卡尔三角形，物理学上的帕斯卡尔定理等。而且他还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器和水银气压计。除此之外，他还是概率论的创立人之一。
·作品导读·
作者帕斯卡尔有着一颗永不安分的心灵，在这种心灵的引导下，他跨越了数之不尽的磨难，实现了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他有着高洁的灵魂、放射式的思想、永无止境的追求，他从不拘泥于一条道路，随遇而安，他时刻都在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而恰恰正是他这种执著的性格和永不言败的精神，才使他在自己崇尚的领域走得很深很远。
或许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天妒英才”，近乎完美的帕斯卡尔仅仅39岁便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却在短暂的39年里完成了别人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了不起——他提出了几何学上的帕斯卡尔定理及帕斯卡尔三角形和物理学上的帕斯卡尔定理，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他制作了水银气压计，他还是概率的创立人之一……他为自己准备了大页纸，以便随时能把自己的情绪写在上面。直到有一天，他把这些写有自己感慨的纸张裁成小条，并归纳将其排列成书——就这样，伟大的《思想录》诞生了。
·作品概要·
这部巨著集中反映了帕斯卡尔的神学和哲学思想。帕斯卡尔是个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思想家。
在书中作者帕斯卡尔将宗教信仰与理性问题分别开来，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了描述。
在帕斯卡尔看来，理性能够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处境的悲苦，但还不至于使人陷入悲观主义。相反，在人们了解到人的悲苦后，反而会变得更加伟大和坚强。但我们却不能否认，书中的很多思想都有消极的意义，如：人生的脆弱不堪，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理性不能确定信仰，要依靠人的直觉和情感等等。
·经典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