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文献
对债务期限选择理论文献的回顾分两个部分进行：一是有关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假说；二是有关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同时选择的相关文献。
1.债务期限假说
有关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假说大体可分为代理成本假说、不对称信息假说、税收假说、利息率风险假说、发行成本假说、流动性风险假说和期限匹配原则假说七类。
（1）代理成本假说（the agency cost hypothesis）
有关企业融资的代理成本理论始于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的《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在此文中，詹森和麦克林把代理成本定义为委托人的监督费用、代理人的缔约费用以及剩余损失三部分之和。他们认为代理成本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企业之中，其根本原因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由于代理关系的存在，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冲突，从而产生不同类型的代理成本。现代企业中典型的代理关系就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管理者与股东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设下，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函数存在不一致性，管理者往往不会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行事，结果引发了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也就是产生股权代理成本的根源。股权代理成本的主要表现有：管理层“偷懒”；在职消费；为逃避他们自身的责任而放弃有利可图但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实施不利于企业但有利于自己的投资或筹资活动来借此获取个人私利、转移企业财产，等等。管理者的这种行为最终会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为了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这种冲突，企业引入了债务融资。虽然债务的引入对降低股权代理成本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会产生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债务本身也会产生代理成本，即债务代理成本。关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冲突的研究起初是为解释“资本结构之谜”而出现的一种理论，法玛和米勒（Fama and Miller，1972）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发行风险债务时，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决策并不一定能使股东财富和债权人财富同时最大化。詹森和麦克林（1976 ）在对代理成本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并深入分析了债务代理成本。他们认为股东具有投资高收益、高风险项目的动机，特别是当债务融资比例较高时，这种动机就非常强烈。尽管债权人对企业的资产有优先而固定的要求权，但股东对企业的债务只负有限责任，而对企业的剩余资产则有无限的要求权。这样一来，当投资项目成功时股东可获取大部分利益，一旦失败，则由债权人承担大部分成本。因此，股东具有发行低风险债务去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倾向，借此实现财富从债权人向股东的转移，这种现象被称为“资产替代”。然而，债权人在事前也会理性地预计到股东可能会把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于是，他们会直接要求降低债务的发行价格、提高债务利率等，从而提高债务融资的成本，或者要求在债务合同中加入各种限制性条款。这类条款的加入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相应的成本，这就是债务的代理成本。
对于债务的代理成本问题，迈耶斯（Myers，1977 ）在《公司借款的决定》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迈耶斯（1977 ）认为，如果股东认为他们不能获取投资项目的大部分利益时，则某些净现值（NPV）为正的投资项目可能不会被企业实施，即出现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现象源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解决这种债务代理成本，迈耶斯把代理成本理论应用到债务期限的选择。他指出融资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一些企业的借款多于其他的企业？为什么一些企业借款的期限短而其他企业借款的期限长？”迈耶斯（1977 ）通过使用一个简单的两期间模型，阐述了如果债务到期的期限在投资决策之前，但在投资项目属性的真实状况被揭示之后（after the true state of nature is revealed ），则不会存在投资不足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企业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大于偿还债务的支付额，则股东将付清债务偿还额；如果企业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偿还债务的支付数额，则投资项目由债权人来接管。另一方面，如果债务期限在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之后到期，则在一些情况下，未偿还债务将会改变企业的投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迈耶斯证明，最优的融资政策是根本就不发行债务，因为在将来某一状态下，任何应偿还的债务都将导致企业放弃具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他们提议一个可替代的方法，那就是缩短债务的期限或降低债务水平。迈耶斯主张把企业将来的投资机会视为期权，从而，企业投资机会集中的成长选择机会越多，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也就越大。因此，迈耶斯（1977 ）得出结论：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多，企业的债务期限就应越短。
巴尼、豪根和森贝特（Barnea，Haugen and Senbet，1980 ）对公司债券的期限和债券的提前赎回条款一道进行了研究。其观点与迈耶斯的结论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的真实境况在债务到期之前披露的话（假定企业的内部人比企业的外部人更了解企业真实境况），债券的提前赎回特性能减弱财富从股东转移到债权人；同时，由于短期债务的价值对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故使用短期债务也可减弱资产替代问题。于是，巴尼、豪根和森贝特（1980 ）得出的结论是：提前赎回债务和缩短债务期限都是降低代理成本问题的两种方式。因此，具有较多代理成本的企业应当使用较短的债务期限或发行可赎回债券。
斯塔尔兹和约翰逊（Stulz and Johnson，1985 ）认为，企业可通过发行优先债券来控制代理成本问题。因为采用发行优先债券为新投资项目融资能够限制财富从股东向债权人转移，从而降低了股东放弃这些投资项目的可能性，以控制投资不足问题。
詹森（1986）、法玛（1990 ）、哈里思和拉维德（Harris and Raviv，1990）也认为企业可利用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来降低代理成本。詹森（1986 ）认为，当企业经营管理者存在着利用企业较多的自由现金流收益从事获得非金钱私人利益的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时，短期债务融资有利于削减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收益，从而经常性地减少自由现金流；另外，短期债务还可增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营激励，即更有效地使用企业资金。
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1994 ）关注的是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与企业投资决策的联系，并假定企业经营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动机为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当企业的投资项目收益中存在着仅对企业的经营者而言有利的非金钱私人利益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有着明显的选择长期债务的动机。但是，哈特和莫尔（1994）同时强调，长期债务融资有可能抑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融资能力，当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融资能力因大量的长期债务而受到抑制时，企业有可能无法实施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现象的发生。
为限制股东与管理者的那些动机而进行的监督和缔结担保关系的活动（monitoring and bonding activities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自负成本（deadweight costs），也就是代理成本。研究者们认识到债务期限是产生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解决这些代理成本问题的一种方法。代理成本假说主张通过缩短企业债务的实际期限来降低企业代理冲突的程度，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另外，短期债务融资给予了企业更多的灵活性来进行企业的成长选择，减少了投资不足的问题。并且，相对长期债务而言，短期债务的价值对资产的风险水平不够敏感，因此短期债务也可减弱资产替代的动机。短期债务的增加，对那些善于评估违约风险的代理人的违约风险提供了频繁而集中的监督，从而节约了股东的监督成本。还有一点就是，使用较短期限的债务还会迫使管理者周期性地产生信息，投资者可利用这些信息来评估投资回报和企业主要经营决策的风险，这有利于减轻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且，通过引起周期性本金的偿还，短期债务还会引发有效的监督。
（2）不对称信息假说（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hypothesis）
当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和企业内部人对企业的前景拥有相同的信息时，企业无须关心其债务的构成。因为市场对每种债务的定价都是理性的，既不会高估也不会低估。然而，如果企业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更系统地了解企业，则他们会选择发行市场对其高估得最多或低估得最少的这一类证券。一旦了解这之后，理性的投资者则企图通过企业最近的融资行为来揣测企业内部的信息。
不对称信息假说认为，当贷款人（投资者）与借款人（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借款人（企业）可通过其对债务期限的选择来向贷款人（投资者）传递私人信息。弗兰纳瑞（Flannery，1986）使用一个两期间模型来研究风险债务期限的信号含义（signaling implications）。在贷款人（投资者）与借款人（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贷款人（投资者）不能区别质量好与不好的借款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一种混合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 ）。在此混合均衡中，债券的票面利率反映的是借款人质量的平均水平。结果，质量好的企业支付的违约溢价过多（an excessive default premium ），而质量不好的企业支付违约溢价则太少。弗兰纳瑞（1986 ）声称，存在企业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质量好的企业来说，长期债务的溢价是最不合理的，因为市场对企业质量恶化可能性的估计要高于内部人（更了解企业的那些人）的估计。这是当存在企业质量信息不对称时，质量好的企业认为长期债务的溢价过多的原因。质量好的企业知道，在下一期间，它们以无风险利率再融资的可能性要大于平均水平，而质量不好的企业则预期到它们的债务有一个恶化的市场估价。因此，质量好的企业将更喜欢发行短期债务而质量不好的企业则偏好于发行长期债务。然而，贷款人的理性使得这两种类型的企业来按它们各自所偏好的期限来借款是不可能的，因为贷款人会对长期贷款的溢价进行调整，使用调整后的溢价。质量不好的企业了解了任何长期债务传递的是质量不好的信号之后，它们将会模仿质量好的企业来选择期限短的债务。弗兰纳瑞（1986 ）证明，到底是出现一个混合均衡还是一个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起关键作用的是交易成本。不存在交易成本时，仅存在混合均衡，在此均衡中，所有的企业都发行短期债务；然而，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分离均衡可能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下，质量好的企业发行短期债务来传递质量好的信息，而质量不好的企业则被迫发行长期债务，因为发行短期债务具有高的滚动成本（交易成本）。在分离均衡中，债务期限决策不但可通过贷款来传递企业的质量信息，而且还可预期到企业质量与债务期限呈单调的负相关性。
戴蒙德（Diamond，1991a，1991b）研究了对企业未来的信用评级具有私人信息的借款人的债务期限结构问题。他的论证结果表明：如果借款人期望他们的信用评级有所改善的话，则他们将发行短期债务以使所期望的债券评级的级别能提高。
卡乐和尼奥（Kale and Noe，1990）扩展了弗兰纳瑞（1986）的模型，他们的研究集中于新发行的短期债务的信息作用上，并表明不同期间投资效果的相互关系也可能会导致分离均衡，因此，即使在交易成本不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企业也会通过分离均衡来使之与低质量企业相区分。于是，卡乐和尼奥（1990 ）认为，具有高质量投资项目的企业会选择发行短期债务来把企业前景较好的信息传递给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当企业管理人员先于外部投资者知晓企业的质量将会得到改善时，管理人员会选择发行被市场低估得最少的这一类证券：短期债务。理性投资者也能揣测到当发行新的短期债务时，企业有高质量项目即将来临。蒂特曼（Titman，1992）通过增加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扩展了弗兰纳瑞（1986 ）模型。他认为，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非常高时，则将不会是分离均衡，但如果允许替换协议或利息率与投资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定的话，则分离均衡可得到修复。
高塔姆·高斯瓦米、托马斯·尼奥和麦克尔·瑞贝罗（GautamGoswami，Thomas Noe and Michael Rebello，1995）着力于分析信息不对称对债务合同设计的影响，以解释债务融资的特性。但他们的研究不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本身的存在性上，而是基于考虑不对称信息的时间分布，即短期与长期现金流量信息不对称的相对程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信息不对称主要集中在长期现金流量上，则企业应采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股利支付的附息长期负债进行融资。如果信息不对称主要集中于短期现金流量上，同时又存在很高的再融资风险，则企业应采用不限制股利支付的附息长期负债方式来融资。如果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整个期限内均匀分布，企业则应以短期债务方式来融资。
（3）税收假说（the tax hypothesis）
税收假说是着眼于税收变量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
肯恩等（Kane et al。，1985 ）基于外生变量对最优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建立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他们的模型表明，最优债务期限结构由每期债务融资的税收好处和破产与债务发行成本（debt issue flotation costs）之间的权衡来决定。他们认为最优债务期限的长短随着债务税收好处的减少而增加、随着发行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以及随着企业价值反复无常变动的降低而增加。债务税收好处与债务期限之间反相关的理由是：当企业的税收好处减少时，企业提高它们的债务期限以确保剩余的债务税收好处不少于已摊销的发行成本。
布瑞克和拉维德（Brick and Ravid，1985 ）认为非单调的（non-flat）利息率期间结构会导致企业的税收负担依赖于企业债务的期限结构。之所以存在这种联系，是因为借款人总想其税盾（tax shield）的现值最大化，而税盾的最大化又伴随着提高利息费用的支付。布瑞克和拉维德（1985 ，1991 ）是在利息率确定和利息率不确定的条件下引入税收假说的。在利息率确定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收益曲线向上倾斜时，对企业来说发行长期债务是有利的。因为根据无偏见的期望理论（unbiasedexpectations hypothesis），前期长期债务比短期债务支付的利息多，而在后期长期债务比短期债务支付的利息少。于是，在举债的前期，企业所承受的长期债务利息费用比滚动短期债务的利息费用高得多，后期则支付较少的利息费用，从而使利息费用的税盾达到最大化。也即长期限债务降低了企业的期望税收负担，从而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反之，当利息率的期间结构是向下倾斜时，短期债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在利息率不确定的情况下，布瑞克和拉维德（1991 ）把原来的模型扩展到利息率是随机的这一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若通过期限策略使违约概率保持不变，则对利息率的各种期间结构（for a significant range ofterm structures，包括向上倾斜、不变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向下倾斜的期间结构）来说，长期债务都是最优的。
与布瑞克和拉维德（1985）的结果不一样，刘易斯（Lewis，1990）认为，当企业同时选择它的最优杠杆水平和债务期限时，税收对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没有影响。
毛尔和卢埃林（Mauer and Lewellen，1987 ），艾莫瑞、卢埃林和毛尔（Emery，Lewellen and Mauer，1988 ）以及布瑞克和帕尔蒙（Brick and Palmon，1993）研究了税收时机的选择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长期债务契约的情况下，可通过回购和再发行债务的方式来向市场发行债务产生了税收时机选择的问题。凭借税收时机的选择，可使来自短期融资的类似债务的税盾减少而来自长期融资的税盾的现值仍保持不变。因为公司税函数是凹的，当利息率变动性增加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4）发行成本假说（the flotation cost hypothesis）
债务的发行成本是影响公司债务期限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假说认为公司是发行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取决于滚动短期债务的成本和长期债务的发行成本。
莫里斯（Morris，1976b）认为企业总期望使借款的利息成本的现值最小。他指出公司的债务期限决策受到了利息成本和发行成本现值的影响。他假设债务期限与发行成本之间存在如下两种类型的相互关系：①如果各种期限的债务发行成本是相同的，则最长期限的债务将总是能使发行成本的现值最小。这是因为短期债务将使用企业承受频繁的滚动成本。②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债务的最优债务期限结构由发行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成本的计算结果来决定。然而，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发行成本是否相同，这是个实证问题。
肯恩、玛库斯和麦克唐纳德（Kane，Marcus and McDonald，1985）以及默顿（Merton，1973）使用期权定价模型来评估杠杆企业价值，其假设条件是：①杠杆企业在每个时期T都有选择权来重新权衡企业的债务比率。②存在破产成本和发行成本，即杠杆企业的破产成本和发行成本都不为0.肯恩、玛库斯和麦克唐纳德（1985 ）的仿真结果表明：与债务发行相联系的发行成本越高，则债务的最优期限就越长。这是因为偿清发行成本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使每期的发行成本保持在最低的水平。
费歇尔、赫因克尔和泽奇纳（Fisher，Heinkel and Zechner，1989）预测在债务期限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之间（recapitaliza-tion cost）存在正相关。考虑到企业在未偿还债务的到期之前来调整资本结构，费歇尔、赫因克尔和泽奇纳（1989 ）扩展了肯恩、玛库斯和麦克唐纳德（1985 ）的模型，并推出随企业动态资本结构调整过程而变化的债务和权益价值的封闭式答案（closed-form solutions）。按照费歇尔、赫因克尔和泽奇纳（1989 ）的思路，由于调整资本结构需要成本，企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改变它们的财务结构。他们规定在一组边界内的任一杠杆率都是最优的。他们提出，一个宽的债务率距差（最高杠杆率水平与最低杠杆率水平之差）能被解释为一种长期间的债务期限策略；而一个窄的债务率距差反映的是重新权衡的频数（frequent rebal-ancing），从而是一种短期间的债务期限策略。他们指出，小批量发行债务要比大批量发行债务承受更大比例的交易成本，从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偿清较高的发行成本。由于债务的发行规模与企业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小企业被期望有一个较宽的债务率距差。这暗示着小企业更有可能发行期限较长的债务。伊斯特伍德和卡达帕卡姆（Easterwood and Kadapakkam，1994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5）流动性风险假说（the liquidation risk hypothesis）
清算（或破产）风险被定义为企业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具有债务的企业都面临着被贷款人清算的风险，而这种迫使企业进行无效清算的流动性风险将促使一些企业使用长期债务。
维京斯（Wiggins，1990）指出，如果企业借的是长期债务，则破产风险对企业是有利的。这是因为企业将有更长的时间来充分利用税盾以使企业从破产状态中恢复过来，即使较长期限债务的违约溢价会更高也是如此。
夏普（Sharpe，1991）的研究表明，当贷款者和企业所有者（或管理者）对企业前景的了解是对称的，自愿性再缔约的成本又不是太高时，长期债务的代理成本可能更小一些。他证明，由于潜在的信用评级，长期债务可能优于反复滚动的短期贷款。这是因为：“在实际中，长期债务使债权人让一些借款人的偿还款项从不良状况转移到了良好状况而又没有复杂的临时性缔约。作为致力于与企业保持长期关系的回报，在企业陷入困境之前，贷款人会对贷款收取较高的溢价。因此，长期债务减弱了潜在的未来激励问题，并且，企业是在早期就不幸地陷入困境的话，长期债务还可提高企业再生（recover ）的可能性。”相反，如果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级是根据借款的短期限属性的话，则将会导致清算成本并使企业失去成长选择的机会。
类似地，芬和夏普（Fenn and Sharpe，1991）研究了不同期限的债务契约的激励性能。他们的研究证明：在一个多期间模型里，长期债务常常比短期债务赋有（furnish）更强烈的管理者绩效激励。这是因为当管理者知道投资者愿意与企业一起渡过困难时期时，管理者更有可能为了企业的利益而进行投资。此外，他们认为长期债务存在通过贷款人来排除高成本清算的优势。
戴蒙德（Diamond，1991a）运用不完备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当存在流动性风险时，私人信息影响债务期限选择的模型。最优债务期限结构就是对由于企业期望改善其信用评级而对短期债务的偏好与流动性风险（再融资风险）权衡的结果。对于一个信用评级足够好的企业（借款人）而言，流动性风险不如将来有利信息的期望效用重要（outweighed by）；而对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借款人）来说，流动性风险比信息效用更重要（outweigh）。因此，戴蒙德（1991a）的模型表明：尽管给予了贷款人无效清算的激励，具有很低信用等级的企业除了选择短期债务之外，还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考虑到道德风险问题，这些企业被拒绝在长期债务市场之外，即使想借长期贷款也不可能借到长期贷款。因此，戴蒙德（1991 ）的模型表明：债务期限与信用等级之间存在非单调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具有高信用评级的借款人偏好短期债务，信用评级中等的借款人偏好于长期债务，而那些信用评级较低的借款人则只能发行短期债务。
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休斯顿和文卡塔瑞曼（Houston and Venkataraman，1994）为企业使用多种债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实务中，企业会发行多种不同期限的债务，而不是单一的一种长期债务或短期债务。他们认为，最优债务组合取决于多债务要求权下企业清算价值的平均值及其可变性。他们指出：通过发行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一个恰当组合可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并且不同期限的债务组合使在权益融资下生效的策略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卡尔（Kahl，2002）对财务危机时企业的清算决策方面进行了检验。他认为财务危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强调激励债权人了解已陷入财务危机企业复苏前景的重要性。在了解了已陷入财务危机企业的更多可变性信息之后，债权人可能会中止其清算并使其最终的决策建立在较好的信息基础之上。
（6）利息率风险假设（the interest rate risk hypothesis）
利息率风险被定义为未预期到的利息率变化，由利息率的标准差来度量。关于利息率风险对债务期限的影响有三种替代观。
第一种是由米切尔（Mitchell，1987 ）所提出的。米切尔（1987）论证存在利息率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将从短期债务中获利。米切尔（1987 ）模型的基本立足点（intuition ）是如果利息率风险集中于长期债务，则企业将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以避免在企业发行新债务时所存在的更不确定的长期债务利息率。通过使用一个期望效用模型，米切尔（1987 ）解释了在1964~1982年间（根据她可获得的数据）为什么短期债务增加。她提出在此期间公司债务期限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在那个期间利息率风险较高。
第二种观点是由蒂特曼（Titman，1992）阐述的，他发现了在存在利息率风险的情况下，使用长期债务的优势。根据代理成本假设，存在较高的利息率风险时，企业可能实施风险更高的投资项目。蒂特曼（1992 ）认为当企业需要续借短期债务时，企业的债权人将会要求支付更高的利息。因此，企业将宁愿使用长期债务以锁定借款成本。但蒂特曼（1992 ）也发现了这个战略对高质量企业所存在的缺陷。他认为对企业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质量企业借长期贷款将迫使它们与低质量企业混同在一起，从而高质量企业将提高它们的借款成本，而借短期债务又使它们遭受利息率风险，进而受到较大的破产风险。最后蒂特曼（1992 ）得出结论：为避免这两个问题，企业会借短期债务，接着把浮动利率债务（短期债务）交换为固定利率债务（长期债务）。这样的话，他认为企业既能获取短期借款的好处（也就是高质量企业不与低质量企业混同在一起），又没有招致较高的期望破产成本。华尔（Wall，1989）与蒂特曼持有相似的观点。
基姆、毛尔和思托赫斯（Kim，Mauer and Stohs，1995 ）提出了企业使用长期债务的另一个理由。他们提议，如果存在利息率风险，企业应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因为长期债务有较多的“税收时机选择权”。税收时机选择权之所以存在，这是因为在U。S。的税法典中，资本利得是按实现制基础而不按应计制基础来收税。尤其是，投资者实现资本损失的税收减免和推迟资本利得税的能力告诉他们税收时机选择权是有价值的，且显著地有助于提高证券的价值。按照期权定价理论，当证券（也就是债券）价值变动的方差增加时，这个税收时机选择权将更有价值。
持有第三种观点的是萨曼特（Samant，1992 ）。萨曼特（1992）提出处理利息率风险的最好办法是发行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的债务组合来分散（diversify ）利息率风险。萨曼特（1992）认为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的组合能与由蒂特曼（1992 ）所提出的先借短期债务，然后交换为长期债务的策略获得同样的效果。然而，他们表明：只有当利息率风险是在由项目清算的内生性因素所决定的临界值以内时，这种效果才会产生。一旦利息率风险超过了这个临界值，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的组合策略不再是值得提倡的（creditable），而交换策略则成为减轻代理成本问题唯一有效的策略。
（7）期限匹配原则（the maturity matching principle）
最早提出期限匹配原则的是莫里斯（Morris，1976a）。这一传统的期限匹配原则是指企业试图匹配其债务与资产的期限，也就是说长期资产用长期债务来融资，短期资产用短期债务来融资。例如，季节性的同行业单位之间的商业信用将为季节性累计的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提供资金；长期债务将为厂房和设备等提供资金。于是，为资产提供资金的债务的期限应由那些资产的特征来决定，以使债务的期限与资产的服务期限（asset life ）相匹配。并且还期望在资产使用期满时，由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足以偿还债务。根据期限匹配原则，期限短于和长于资产使用期限的债务都被认为是存在风险的。这是因为债务期限短于资产期限时，到债务偿还期限截止时，可能资产还没有产生足够偿还债务的现金流；另一方面，债务期限长于资产期限时，在资产停止使用后，必须用来偿还债务的现金流的来源和数目都是不确定的。迈耶斯（1977 ）建议使用期限匹配来作为控制机制，以减少股东与债券持有者之间冲突的代理成本。艾莫瑞（2001 ）构建了厂商对短期和长期债务的使用取决于对其产品需求的模型。此模型预测，厂商使用短期债务来匹配它们的资产与债务的期限，并且利息率的期间溢价越大，厂商的匹配动机就越强烈。此模型还预测短期债务的使用可增加厂商投资、生产和销售周期的扩展，这是因为短期债务给予了厂商财务灵活性，以使厂商能够更加密切地匹配生产与对其最终产品的需求。
期限匹配原则与资产特征影响债务期限结构这一观点相类似。许多研究者建立了资产特征影响最优债务期限结构的模型。在陈、简和植昂赐（Chen，Jen and Zionts'，1974 ）的模型里，季节性资本需求的短期债务与期间的（inter-temporal）现金需求波动同步。短期贷款允许企业快速调整借款数目，使企业融资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然而，滚动（rolling over）短期债务会增加再融资风险，因为总是存在财务和经济上衰退的可能。因此，企业必须是财务上强硬到足以能承受（absorb）使用短期债务的风险。
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1994，1995）、巴克利和史密斯（Barclay and Smith，1996）提出，将被开发的投资机会的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现金流入的时间决定债务的期限结构。哈特和莫尔（1994 ，1995 ）认为，对所有的借款人来说，关于债务期限的重新谈判都是困难的。于是，借款人根据他们投资的期望现金流入的时间来决定其债务的期限。也就是说，当投资有很少或没有短期现金流入，但有大量的长期现金流入时，这些投资的所有者（借款人）将借很少或不借短期贷款，而是较多的长期贷款。此假设与具有持续性（persistent）现金流入模式企业的期限配比原则有点类似。对成长型企业而言，短期现金流入可能很少，现金流入时间的假设暗示着它们将有较多的长期贷款。
2.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
讨论了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的同时性问题，但没有预测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之间确定的相关性的研究包括李、查卡尔和威拉（Lee，Thakor and Vora，1983）以及刘易斯（Lewis，1990）。李、查卡尔和威拉（1983 ）建立了一个均衡模型，在此模型中，债务期限和债务数量都传递企业质量的信号。然而，尽管这些研究者没有预测由债务期限和债务数量所传递的信号与企业质量之间单调的相关性，但他们暗示着债务期限和债务数量是被同时决定的。刘易斯（Lewis，1990 ）建立了一个在税收环境下有关企业债务发行策略的多期间模型。在这一环境下，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都被同时建模。通过固定债务的利息支付费用的数量，刘易斯（1990 ）证明存在一组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相符合的资产负债率。
预测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正相关的研究有迈耶斯（1977 ）、迈耶斯和麦杰拉夫（Myers and Majluf，1984 ）。迈耶斯研究了公司借款的决定因素。在期权定价的框架下，企业的股票被视为企业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如果企业的价值超过了债务的价值与期权成本之和，股东将在债务的到期日执行这一期权。在这种框架下，若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股票价值则随债务到期时间的接近而提高。迈耶斯证明，如果债务到期在企业的投资选择截止之后，在某些情况下，未偿还债务将导致企业不进行投资，这就是投资不足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股东认为即使投资有正的净现值，他们也不可能从增加的投资中获得大部分利益。于是，企业将缩短未偿还债务的期限以解决这个投资不足问题。迈耶斯认为债务数量也会影响企业股票的价值。他们的研究表明减轻投资不足问题的另一替代方法是发行较少的债务。因此，缩短债务期限和减少债务数量都能减轻投资不足问题并且成互补关系。迈耶斯和麦杰拉夫（1984 ）也持有这一观点。由迈耶斯（1977）、迈耶斯和麦杰拉夫（1984 ）所主张的债务期限与债务数量之间正相关性与利兰德和托夫特（leland and Toft，1996 ）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利兰德和托夫特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检验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预测债务期限与杠杆水平之间负相关的研究有肯恩、玛库斯和麦克唐纳德（Kane，Marcus and McDonald，1985 ）和费歇尔、赫因克尔与泽奇纳（Fisher，Heinkel and Zechner，1989）。肯恩、玛库斯、麦克唐纳德和费歇尔、赫因克尔、泽奇纳使用在税收好处与破产和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来解释为什么债务期限和杠杆水平互为替代物（substitutes）。基本观点是长期间的债务期限是最优的，因为税收好处、破产和交易成本净值的税收好处是在长期间内产生作用的。因此，假定破产和交易成本为新债务价值的一个固定比例，并且对最优杠杆水平具有负面影响这是有效的。
巴克利、马克思和史密斯（Barclay，Marx and Smith，1997）使用战略互补性的数量关系（the mathematics of strategic comple-mentarities）推导出了企业同时选择债务期限和杠杆水平的条件。采用资产负债表法和使用COMPUSTAT中的5 000家企业在1974~1995年间的数据，他们在联立方程模型中检验了债务期限和杠杆水平，此模型中的债务期限和杠杆水平都是内生变量。他们发现企业成长机会的替代指标的系数与债务期限和杠杆水平负相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投资机会集中较多的投资机会导致一个企业降低它的杠杆水平或长期债务的比率。
由于短期债务对企业价值的变化不敏感，加上使用短期债务时要较为频繁地对债务重新进行定价，因此，查尔兹、毛尔和奥特（Childs，Mauer and Ott，2005 ）认为短期债务可减轻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问题，于是，他们预测具有较多成长机会的企业应使用较大比例的短期债务。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又表明，尽管短期债务能减轻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问题，但由此所获得的好处必须与使用较多的短期债务资金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相权衡。因此，他们主张风险较大质量较差的企业，其最优杠杆水平应随着债务期限的缩短而降低，也就是说，低质量企业的杠杆水平与短期债务的使用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性。
基于随机的利息率水平，居龙九和杨慧欧（Nengjiu Ju andHui Ou-Yang，2006）使用瓦斯塞克（Vasicek，1977）的利息率处理方法，建立了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债务期限结构模型。破产成本与债务税盾之间的权衡可得出最优资本结构，而来自定期调整资本结构的利得与为调整资本结构所发生的成本之间的权衡可获得最优期限结构。他们的模型表明：在随机利息率环境下，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债务期限结构是相互依存、共同决定的。此模型所得出的杠杆率水平与经验观察值相一致，而最优期限与所发行的最优债务的利息差却比观察值小。同时，他们发现，利息率的长期平均值是决定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期限结构的关键因素，此外，利息率的变动性以及利息率与企业资产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决定债务期限的重要因素。
2.1.2 债务期限选择的实证文献
有关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并且其实证研究没有与理论研究的发展并驾齐驱。其原因主要在于有关债务和类似债务义务的详细数据较难获取和收集，直到有了相关电子可读形式的数据才使实证研究成为了可能。目前有关债务期限选择的实证研究方法有两类：增量法和资产负债表法。
1.增量法（the incremental approach）
马尔和奥格登（Marr and Ogden，1989）对公司债券发行的期限选择问题进行了检验。他们的样本数据选择的是在1977~1984年间，由U。S。的工业企业所发行的、面值至少为10 000 000美元的新公开发行的票据和债券（notes and bonds ）。他们使用债券评级作为风险的计量指标，把债券分成不同的风险类型，并对债务期限假说、提前赎回条款（call previsions）和偿债资金条款（sinking funds）一起进行了研究。他们是第一个使用单变量分析来说明公司债券期限和其他债务特征的一些基本统计情况的。
米切尔（1991 ）研究了考虑债务合同如赎回条款和偿债资金条款在内的公司债券期限的决定。她提出在检验中考虑债务合同中的提前赎回条款（call previsions）和偿债资金条款（sinkingfunds），能降低只对债券期限的决定进行检验时所导致的债务期限的计量误差。米切尔收集了在1982~1986年间，由工业企业发行的438只利率固定的、不可转换的债券。她主要是为了检验资产期限短的企业：（1）是否在债券合同中更有可能来使用提前赎回条款和偿债资金条款。（2）是否更有可能来发行短期限债务。米切尔的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拒绝了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原则。另外，米切尔还发现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对高质量项目的融资，企业会选择中等期限的可赎回债券。
1993年，米切尔又对公司债券发行的期限进行了实证研究。她从Moody's Bond Survey收集了在1982年7月到1986年9月间，由工业企业发行的具有固定利率的、不可转换的438只债券的数据。米切尔（1993 ）对代理成本假说、不对称信息假说和税收假说进行了检验。她的研究结果对前两个假说表现出一定的支持，对后一个假说则没有表示支持。米切尔（1991 ，1993 ）这两项研究的缺陷是：在这两项研究中，企业规模、债券的发行规模和杠杆水平等因素都未受到控制。对这些因素的忽略可能导致了其实证研究结果的偏差。
基姆、毛尔和思托赫斯（Kim，Mauer and Stohs，1995 ）检验了企业发行长期债务是否是为了提供投资者较高的税收时机选择价值这一假说。税收时机选择价值来自投资者实现资本损失的税收减免、延迟资本利得交税的能力。他们使用期权定价理论来证明税收时机选择的价值随债务期限和利息率风险的增加而提高。他们的样本数据由在1980~1989年间，工业企业所发行的328种债务所构成。在这项研究中，债务期限被定义为企业全部负债组成部分的账面加权平均期限，包括所有的长期债务和类似债务的义务。利息率风险由债券发行日前12个月的U。S。国库券（treasury security）的三个月、六个月和三年期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基姆、毛尔和思托赫斯（1995 ）发现在债务期限与利率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古底斯和奥普乐（Guedes and Opler，1996 ）采取增量法来检验债券发行的期限。他们认为检验增加（新发行）债务的期限更有意义，因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存量债务的平均期限是过去发行债务的期限的一部分。存量债务的平均期限是由显著异于债务新发行时的条件所决定的。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的主要研究结果是：企业规模和债券评级是企业发行长期债务的重要决定因素。大企业和具有高信用评级的企业更有可能发行长期债务并且这些企业也更有可能发行短期债务，而具有低信用评级的企业则更有可能来发行中等期限的债务。这强有力地支持了戴蒙德（1991a）的债务期限选择模型的假设前提。在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的研究中的一些局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武断地给许多发行的中等期限的票据分配4年的期限，因为有关实际的债务期限的信息是不可获得的。第二，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的研究也受到前面所提到的对米切尔（1991 ，1993 ）研究的批判。尤其是，他们的实证结果是有偏的，因为他们在检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时没有控制企业的杠杆水平。
伯格（Berger，2005）等使用在1997年美国53家大银行向小企业的6 000多笔银行贷款对弗兰纳瑞（Flannery，1986 ）和戴蒙德（1991 ）关于风险与不对称信息对债务期限的影响模型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索了不对称信息对债务期限选择的重要性。对于低风险企业而言，他们的检验结果与弗兰纳瑞（1986 ）和戴蒙德（1991 ）模型的预测相一致，也就是说，在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低风险企业的债务期限将显著地短于其他企业的债务期限，并且当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时，这些企业的债务期限趋向于显著地增加，表明了不对称信息程度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量化作用。而对于高风险企业而言，他们的检验结果与戴蒙德（1991 ）模型的预测结果以及以前大多数经验研究结果相左。即在所有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高风险企业的债务期限与中等风险企业的债务期限并没有显著的不同，而戴蒙德（1991）模型预测银行对高风险企业只会发放短期贷款。对于高风险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检验结果，他们认为这可能部分地反映了银行贷款与发行公司债券之间的差别，因为银行在收集信息、重新谈判以及实施贷款契约条款的其他方面相对债券市场具有比较优势，对于高风险企业，银行可使用短期限以外的其他工具来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纪坦加里·巴利和弗兰克（Geetanjali Bali and Frank，2006）对新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新发行债券期限将随着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增加，但在同一信用评级内新发行债券的期限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并发现在同一信用评级内，资产期限、担保合同和宏观经济条件都会影响新发行债券的期限。
海菲尔德、洛斯凯利和赵（Highfield，Roskelly and Zhao，2007）使用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新发行债券的期限和所有未偿还债务的平均债务期限来研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债务期限是否受流动风险、不对称信息、个人税（personal tax）和代理问题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找到支持流动性和不对称信息影响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债务期限的证据，然而，他们发现个人税会影响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新发行债券的期限，代理问题则在决定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新发行债券的期限和平均债务期限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毕里特、金和毛尔（Billlett，King and Mauer，2007 ）研究了成长机会对杠杆水平、债务期限和债务合同共同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合同保护程度随着成长机会、债务期限和杠杆水平的增加而增强，并且杠杆水平与成长机会之间的负相关性随合同的保护而显著减弱，表明对高成长性企业，债务合同可降低债务代理成本。
海菲尔德（Highfield，2008）使用在有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文献中广泛采用的数据库，对在1983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期间美国发行的10 617只公司债券期限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债务期限的信号与不对称信息假说、税收假说和代理假说进行了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表明：（1）与债务的信号理论不一致，他们没有找到投资级公司使用较短期限债务传递企业质量信息的证据，也没有找到低质量公司在债务期限选择上仿效高质量公司的证据，但他们发现风险公司确实被屏蔽在长期债务市场之外。（2）关于税收假说，他们发现期间结构溢价与债务期限之间存在正相关，并且金融类企业对期间结构溢价更为敏感，而非金融类企业，仅固定利率的债务期限受期间结构的影响。（3）关于代理假说，他们的检验结果表示出弱的支持，并且发现受管制的企业偏好长期债务，而小企业并未发行短期债务来控制代理成本问题。
2.资产负债表法（the balance sheet approach）
莫里斯（Morris，1992）提出了企业债务期限选择假说并用资产负债表法对其进行了检验。莫里斯（1992 ）的主要假设前提是企业对资产与债务的期限进行匹配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莫里斯（1992 ）从COMPUSTAT和Moody's Industrial Manuals收集了在1986~1987年间140家公司的数据。他的检验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期限匹配假说。此外，莫里斯（1992）还发现具有较高成长机会的企业更有可能具有较短的债务期限，此结果对代理成本假说给予了支持。
摩根（Morgan，1992）的研究是使用负债率距差（被定义为在一个四年期内，企业的最高杠杆率与最低杠杆率之差）来替代债务期限。他选择的样本是在1976~1987年间814家企业。他发现债务期限（负债率距差）与杠杆水平对由他的模型所确定的解释变量具有相同的符号。
巴克利和史密斯（Barclay and Smith，1995 ）检验了公司全部债务的期限结构。他们的数据来自COMPUSTAT，选择的样本是SIC在2 000与5 999之间的1974~1991年的工业企业。因变量债务期限的替代指标是期限超过3年的债务与企业总债务的百分比。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的结果对代理成本假说表示出强有力的支持，对不对称信息假说表示一定的支持，至于税收假说则未找到支持的证据。
思托赫斯和毛尔（Stohs and Mauer，1996）使用加权平均债务期限作为期限结构的替代指标来研究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资产期限较长的、规模较大的、风险较小的企业更有可能来使用长期债务。与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结果不一样，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未发现在债务期限和企业成长机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德米尔居斯—昆特和麦克斯莫威卡（Demirguc -Kunt andMaksimovic，1999）对在1980~1991年间30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期限进行了检验，重点集中于制度因素对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在长期债务的使用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发达国家，企业使用较多的长期债务，并且这一现象不能由期限匹配原则来解释。他们试图用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政府津贴以及企业特征和宏观因素（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来解释国家间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具有有效法律制度的国家，相对资产期限而言，大企业会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和更长的债务期限，小企业则对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不敏感。（2）股票市场活跃的国家，其大企业使用较多的长期债务且债务期限较长，而小企业的融资选择则与股票市场的活跃性以及市场规模均无关。与此相对照，具有较大银行部门国家的小企业使用较少的短期债务，从而具有较长的债务期限。（3）政府对产业的津贴与企业的债务期限正相关、通货膨胀率则与债务期限负相关、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正相关。
奥兹肯（Ozkan，2000 ）使用 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计程序，选择在1983~1996年间的429个UK的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对企业目标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和企业向目标债务期限调整的属性进行了检验。其结果对投资机会集中具有较多成长机会的企业趋向于有较多的较短期间的债务和企业规模对债务期限结构具有积极影响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结果也支持了期限匹配假说，即企业匹配其资产与债务的期限结构。但对企业使用它们的债务期限结构来向市场传递信息的观点几乎没有支持。至于税收假说，他们也未找到支持的证据。同时他们的结果也表明：企业有长期间的目标债务期限比率，并且它们相当快地来调整目标比率。这可能暗示着偏离目标比率的成本对企业而言是非常大的。
歇尔和胡尔伯特（Scherr and Hulburt，2001）使用来自NSS-BF（the National Survey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s）数据库的1987年与1993年中的小企业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研究了小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期限、资本结构和违约可能性在统计上和经济上都重要地影响着小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但没找到企业成长机会、不对称信息程度和税收状况影响债务期限选择的证据。
奥兹肯（2002 ）使用321个UK的非金融类企业的横截面数据集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对期限匹配原则和代理成本假说表示支持，对信号假说和税收假说则未找到支持的证据。
俊和简（Jun and Jen，2003）提出用均衡模型来解释债务期限的选择。此模型是基于使用短期贷款的风险与报酬的权衡。短期贷款有成本优势，但会比长期债务招致较高的再融资风险和利息率风险。使用Compustat数据，从企业财务特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仅具有较好的财务灵活性和财力的企业才能成比例地使用更多的短期贷款。并且，当期间溢价增加时，财务实力强的企业会充分利用利息率较低的短期债务，成比例地使用更多的短期贷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提供了支持代理成本假说的证据。
巴克利等（Barclay et al。，2003 ）研究了成长机会与管制条件对杠杆水平和债务期限选择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成长机会替代指标与杠杆水平和债务期限显著地负相关，而管制哑变量则与杠杆水平和债务期限显著地正相关。
安东尼奥斯·安东尼奥、伊尔马兹·居内依和鲍德亚尔（Antonios Antoniou，Yilmaz aguney and Krishna Paudyal，2006）使用动态系统的GMM法（dynamic system-GMM）对三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非金融类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三个国家具有不同的金融与法律传统。他们的模型里包括了债务期限的三个主要理论（税收假说、流动与信号模型和契约/代理成本假说）的替代因素，同时控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税收假说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在这三个国家，利息率的期间结构都影响着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另外，在德国，实际税率与债务期限显著地正相关，而在英国，利息率的变动程度也会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2）流动性和不对称信息理论得到的支持是混合性的。流动性对这三个国家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公司盈利水平的变动性对法国和英国企业的债务期限有显著的影响，但在这三个国家，债务期限与企业的质量无关。
（3）契约成本假说的替代因素，对英国企业的债务期限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法国和德国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股票市场会影响英国企业债务期限的选择，而德国和法国则不会。
3.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代表性实证文献的比较分析
检验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代表性文献有三个，它们是：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下面将对这三项研究进行具体的比较与分析。
（1）样本的选择与实证研究方法
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所选择的样本是标准行业分类代码SIC从2 000到5 999的5 545家工业企业、在1974~1992年间共39 949家企业年观察值。他们所采用的债务期限的替代指标是期限长于3年的债务与总债务的比率。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使用加权平均债务期限的计量方法。他们的样本期间是1980~1989年，选择在这10年间能得到平均债务期限数据的非管制类企业共328家，其中292家为制造业，18家是采矿业，还有18家为批发、零售和服务业。这两者都是使用存量债务的期限，属于资产负债表法。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所选择的样本期间是在1983~1992年，由U。S。公司新发行的7 369只债券。所研究的是增量债务的期限，属于增量法。
（2）成长机会
这三项研究都是使用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来作为企业成长选择的替代指标。关于成长选择的影响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实质上是不同的。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认为此因素是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且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的结果与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的一样，但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则没有找到成长机会（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与债务期限负相关的证据。此外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和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还用企业无形资产费用的水平，如广告和研究与开发费用（R&；D）来成长机会的替代指标，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发现花费在无形资产上的费用较多的企业明显地使用较多的短期债务，但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则没有找到这一证据。
（3）资产期限
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没有检验资产期限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用加权平均资产期限来作为资产期限的替代指标，结果表明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正相关，与期限匹配原则相吻合。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对新发行债务的期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但这个相关性可能是非线性的。
（4）债券评级
所有三个研究都使用债券评级来度量违约风险。他们的结果都表明债务期限与债券评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的结果支持在戴蒙德（Dimond，1991）的模型中所假定的非单调相关性。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发现具有高债券评级的企业比具有低信用评级（speculative-grade ratings）的企业发行更短期限的、不可转换的债券。
（5）不对称信息与税收变量
这三项研究对不对称信息假说和税收假说都具有较少的支持。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使用异常盈余的变化来替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但发现企业并未使用债务期限来向投资者传递信息。他们使用利息率的期间结构作为税收作用的替代指标，其结果并不支持税收假说。在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的研究中，表示不对称信息水平和税收的替代变量统计上是显著的，但他们的经济影响却是很小（minimal）。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既没有发现在不对称信息程度与债务期限之间的相关性，也没有发现实际税率与期限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利息率的期间结构与债务的期限结构显著地相关，但这个相关性不是在所期望的方向。
（6）企业规模与行业特性
所有这三项研究都试图研究企业规模和行业特性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都是用企业价值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替代指标，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债务期限正相关。然而，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的结果中，这种相关性是非单调的且仅为样本中的较小的企业所具有。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是用企业销售量的自然对数来替代企业规模。与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的结果相反，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发现较大的企业趋向于发行具有较短期限的债务。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思托赫斯和毛尔（Stohs and Mauer，1996 ）都发现行业变量（in-dustry membership）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有很小的经济影响。古底斯和奥普乐（1996 ）发现具有盈余变动性大的行业的企业趋向于发行较短期限的债务。巴克利和史密斯（1995 ）、思托赫斯和毛尔（1996 ）发现受管制的企业使用较多的长期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