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以来，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热情大涨，先后冒出来大大小小34家国营航空公司，成为全球航空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这些公司为了抢夺客源，纷纷开展打折竞销，据称在1998年的一年里，各大航空公司共让利了50亿元，到1999年初，全行业陷入亏损，民航总局终于忍无可忍，它以“竞相打折的做法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必须要制止”为理由，于这一年的2月下达“禁折令”，严令各公司一律不得再打折，此令一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民航总局置行业利益于消费者之上，靠行政手腕干扰市场竞争。不过，“禁折令”的成效却立竿见影，仅半年后，民航总局就宣布全行业6个月实现扭亏，累计实现盈利2·6亿元，同比减亏4·7亿元，也就是说，靠不打折挽回了7亿元的国有资产。
可是，“禁折令”无法改变航空业已然出现的竞争格局，没有多久，各航空公司为了抢生意把明折变成暗折，渐渐的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民航总局三令五申却挡不住商业规律的冲动，到2001年上半年，全行业又报出20亿元的亏损。就在国营航空公司内战不止的同时，一些民营业主也已经悄悄进来了，上海的春秋国旅是一家从事旅游业务的私人公司，从1994年起它就成了这个行业的全国老大，飞行员出身的董事长王正华从1997年开始进入航空包机业务，他依仗自己有旅行团的业务资源，大胆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飞机，其票价当然大大低于同航线的国营公司。为了规避禁折政策，王正华有意模糊价格，他把旅客的导游费、住宿费和飞机票等费用都打包在一起，主管当局尽管非常的懊恼，却对之也无计可施。后来他承认说，“其实我们的内部定价是非常低的，比如上海到厦门的机票价就比火车硬卧票价还要低。”【第一个从事支线航空承包业务的民营企业家是温州的王均瑶，1991年7月，25岁的王均瑶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包机航线，他因此被称为“胆大包天”。2004年11月，王均瑶病故，公司由其胞弟王均金接掌。2005年6月，均瑶集团获准成立吉祥航空。】
【“禁折新闻”一直到2007年还在发生。这年的11月，春秋航空推出从北京到济南的“一元特价机票”，济南市物价局对此开出一张15万元的罚单，并且禁止了春秋航空上海到济南的航线。其执法依据是民航总局于2004年4月出台的机票“限折令”：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在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5％，下浮不得超过45％。事实上，一些国内航空公司以及进入国内的外资航空公司也纷纷推出了突破这一规则的促销票价，却没一家被罚。】
除了发生在垄断行业的重组事件之外，今年，中国企业界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有三条，一是厦门远华走私案告破，二是彩电业初次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基金业被曝光黑幕重重。
远华大案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11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向社会通报了这起特大走私案的查处情况。
主犯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晋江市青阳镇。晋江是改革开放早期商品流通最活跃、走私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跟当地的很多商人一样，赖昌星小学没有毕业就下海经商。他靠办纺织配件厂起家，后来又办了服装厂、雨伞厂和印刷厂等，从1994年起，他在厦门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走私王国”。经查明，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赖昌星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植物油45万多吨、香烟300多万箱、汽车3588辆，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
如此巨额的走私活动若无官员协助断无可能，远华案发之后，赖昌星拉拢官员的种种手法都被曝光。为讨好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纪周，赖昌星向他在美国的女儿一次性汇款50万美元，还为李纪周老婆的公司送去100万元人民币。他出资160多万元为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澳大利亚上学的儿子购买别墅。还出1000多万元替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包养情妇，并在香港、厦门购买别墅供其姘居。远华在厦门市湖里区华光路有一座外表平常的７层砖红色小楼，当地人称为“红楼”。赖昌星将之装潢豪华，内有包房、桑拿、KTV等娱乐设施，专门用来招待各路官员，厦门多名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及银行行长是红楼的常客。
在赖昌星的拉拢下，厦门市的很多政府部门相继“沦陷”。厦门海关几乎就是为赖家所开，远华有专门的中转点“海鑫堆场”，货物从港口直接拉到堆场后，海关人员先是圈定要查验的集装箱箱号，走私分子则立即根据集装箱号单，将装有香烟、汽车等高税率的走私货物集装箱掏空，再填进事先准备好的木浆、聚丙烯等低税率、且与报关品名相符的货物，办妥手续交付海关查验。经过如此一番“倒柜”，走私物品就顺利入关。厦门商检局为远华提供虚假的“鉴定证明”，使走私货物“合法化”。福建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为走私汽车非法办理汽车罚没证明，使几千辆走私汽车流入国内市场。一些金融机构向远华提供大量贷款，仅交通银行厦门市分行就先后违规开出２５笔信用证，总金额达3841万美元。
远华案被中央通报的时候，赖昌星已于去年8月潜逃加拿大。2001年，远华案公审，300多人被起诉定罪，其中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判处死刑，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张宗绪、副市长蓝甫等均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赖昌星出逃后，向加拿大政府提出难民申请，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将之引渡回国。杨前线后改判为……】远华案震惊国内外，它展现了中国政府全力打击走私的决心和行动，而在民间，人们则从一个侧面目睹了官商勾结的阴暗一面。2001年8月，为了警示全民，有关部门在赖昌星的“红楼”举办《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在短短50多天时间里，近20万人、1300多个团体参观了“红楼展”，它成为厦门最热门的“景点”，人们在这里看到赖昌星腐蚀官员的桑拿按摩房、歌舞厅以及礼品储存室等等，以及他训练打手的“搏击厅”，在一层还摆放着4辆赖昌星从香港花巨资拍卖得来的国家领导人乘坐过的防弹轿车及赖家子弟买给一位当红女歌星的红色保时捷跑车。这个展览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红楼宣布被“永久关闭”。
一度无限风光的中国彩电业陷入全行业亏损，这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现实，其因果由来实在跟企业家们的战略思考有关。
自从1995年以来靠价格战击退跨国公司之后，国内的几大巨头没有在核心技术的创新上下死力，而是继续实施低价策略和玩弄“概念创新”。1998年底，行业老大、四川长虹的倪润峰突然想出一个奇招，他试图通过控制核心部件的方式来一举击溃所有对手。在彩电制造中，彩色显象管占总成本的70％，倪润峰秘密地与国内的八大彩管厂签订了垄断供货协议，将国产76%的21英寸、63%的25英寸和几乎所有29英寸及29英寸以上大屏幕的彩管共计300万只收归长虹。这个釜底抽薪式的消息一被披露，当即引发轩然大波，长虹股票大涨，业内同行一时陷入绝望般的恐慌，他们纷纷上告信息产业部，主管部门也对长虹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1999年4月，长虹在南京再次宣布大幅降价，幅度在10％—20％，其他彩电公司被迫迎战跟进。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康佳的陈伟荣怒斥说，“长虹的做法是逼着大家一起跳楼”。陈的大学同窗、创维的黄宏生劝导倪润峰说，“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先有森林，后有大树。”后者则霸气十足地回答说，“我的观点是，先有大树，后有森林。”
这一仗杀得是天昏地暗，空前惨烈，清扫战场时谁也没有想到，最大的输家竟然是挑起事端的四川长虹。倪润峰的封喉一招看上去既狠又准，但是老谋深算的他却漏算了两个事情，一是彩管公司的信用，它们多年来受品牌制造商的压榨，此次乾坤倒翻，成了争抢的香馍馍，怎肯漏成百年一遇的发财机会，于是纷纷加大产能，有钱便是客，暗地里向其他彩电企业大量供货，二是华南地区的走私彩管因此火爆。这两条灰色管道的存在，让掏出真金白银巨资囤积彩管的倪润峰看上去像是一个最大的“傻瓜”。长虹背上了沉重的财务压力，但是“断源战略”宣告失效，价格战自然也没法收到决定性的成果。经此一役，长虹元气大伤。2000年5月，黯然的倪润峰被撤换下台。南方的TCL乘机窜上，于2001年成为新的彩电业盟主。
事端制造者长虹失利，彩电市场的价格战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倪润峰下台后的一年里，各大厂家先后发动了6轮降价战，彩电价格一降再降，这好比民国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杀到所有的参与者都皮开肉绽。第二个战败的是与长虹、创维和TCL并称“四大家族”之一的康佳，由于价格陡降，康佳不堪再战，2000年，公司宣布亏损近8亿元，陈伟荣辞职出走。
对陈的离去，同学黄宏生十分伤感，他对记者说，“现在做彩电真的没有意思，一台电视机的平均利润不到10元钱，因此卖彩电还不如卖白菜赚得多”。把彩电与白菜放在一起比喻，是黄宏生的即兴之言，但是这种耻辱性的新闻真的很快发生了，2001年8月，武汉媒体报道，该市汉阳商场和21世纪购物中心推出了“按斤论两卖彩电”的促销活动。商场内的长虹、康佳、海信、海尔、TCL、金星、乐华、熊猫等10多种品牌的几款29英寸彩电分别摆在商场营业大厅，彩电上插着“每1公斤30元”的醒目标签，顾客里三层、外三层地抢购着。一台29英寸的彩电包装盒标着净重52.5公斤，论斤算来，仅售1575元，比原价又降了近300元。商场负责人称，“论斤卖彩电”乃厂商变招，这些彩电都是新近出厂的一线品牌机，质量绝对可靠。据报道，“这一招还挺灵，彩电论斤卖以来，日均销售彩电400台左右，销售量较以往成倍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