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马村笼罩在夜幕之中，除了高大建筑的轮廓和星星灯火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欢闹的气氛却不时打破夜幕给人带来的惯有的沉寂，给这寂静的乡村带来了浓浓的生机。歌声、战士们的；笑声、战士们的；在古老村庄的小巷里、窗户里、茅舍瓦房中回荡回荡。战争年代的欢乐、激情、高扬的斗志，给这饱受日军蹂躏的苏南农庄的村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村西刘氏宗祠的东侧，有一四间开面的民居。令人奇异的是，东面两间为瓦房，西面两间为草房，在东面的大门里，可以看见明亮的灯光，灯光下是一片蒸腾的水汽，水雾蒙蒙，有一个人影不时地晃动着，门口则不时地进出着一些村民和穿着军服的士兵，他们有的拿着水瓶，有的提着陶罐，有的拿着木盆，还有的呼哧呼哧地挑着水桶，身边缭绕着浓浓的水雾。
“刘大婶子，水开了没有？”一个新四军战士挑着水桶高声地喊着。
“开了，开了。”那个晃动的人影用浓浓的吴语应答着。一阵水雾消散后，在吊挂着的马灯的照耀下，一个美丽的中年女子出现了。身材足有一米六五，头发绾于后，盘着一个圆圆的高髻，那是典型的苏南的“盘盘头”。眉毛细长，柳叶形，嘴唇细薄，唇线优美，嘴形小巧，楚楚动人，脸型为瓜子形，是典型的苏南美女脸型。脖子细长，牙齿整齐，皮肤白皙。那蓝色对襟衣服，布纽扣斜排在右腋下，她上围一花色围巾，下穿着蓝色的棉裤，棉裤下是一双小巧的脚，小鞋尖尖，脚背高耸，只是那双手，虽然手指细长，但由于是农家子女，繁重的劳动，使“手如柔苇”的古典意蕴不再。那眼神漾着倦意，投射着一个中年女性的辛劳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憔悴。
她挽起袖子，揭开一个木锅盖然后用铜勺舀着水，一勺勺地往桶里舀着水，水汽冉冉而上，屋里充满了浓浓的水雾。
小战士从怀里掏出钱，刘大婶推让着，“你们打鬼子，劳苦功高，怎么能收你们的钱。”
“大婶，说哪里话，我们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别推辞了，收下吧。”小战士硬是把钱塞在刘大婶的手里。
灶上的水开了，水汽又渐渐升腾，晕化了刘大婶的脸面，她捏着钞票，望着小战士的背影，心海又涌起了阵阵波涛。
她的脑海里翻腾着许多画面，心海似起似伏。她是塘马南面七里许的下梅村人，姓杨，名小妹，家境殷实。父亲是有名望的地主，较为开明，小时让她跟兄长在私塾里读过一阵子书，能断文识字，她嗓子亮丽，自幼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且人长得十分秀气，加之身材窈窕，十五岁上下便亭亭玉立，成为闻名四乡的美人儿。不到十六岁，求亲的人便踏破门槛了。
她父亲在塘马有个故交，名曰刘方仁，其父为躲避长毛避居江西，太平天国失败后，其父返回溧阳塘马重振产业，至刘方仁时，家业十分兴旺，不仅在塘马的北面盘龙坝至马塘埂有五百亩田地，而且在瓦屋山一带拥有数座山林，在后周镇开有钱庄一座。且刘方仁为人宽容，常有济贫之举，深得乡里人好评。刘方仁生有三子二女，杨小妹的父亲一次在后周镇酒馆里借着酒兴向刘方仁提亲，意欲把小妹许给刘方仁的大儿子刘秀春。刘方仁对其女早有耳闻，知其知书达理，便满口应承，便于一九一二年替大儿子操办了婚事。分家时，特意把瓦屋山的山林和村上的一爿茶室，分给大儿。这杨氏能歌善言，聪明伶俐，把茶室搞得轰轰烈烈。除了日常喝茶提供茶水外，还设有好几桌牌桌，以供村民消遣之用。有时请些说书艺人、戏台班子来村中茶室表演，附近观阳、新店、邵笪、下林桥、葛家村几个村庄的村民，争相奔来，喝茶，打牌，寻找乐子。
令人遗憾的是这刘方仁一离世，三个儿子或经不住诱惑，或为他人所害，争相吃起白粉，把好端端的产业吃了个精光。老大偷着把山林卖了，又把茶室里挣来的钱拿出去挥霍一空。杨氏劝不住，也无可奈何，家境渐渐败落。更令杨氏不安的是自己多年没有怀上儿子，总抬不起头，好在娘家有背景，自己貌美，且这刘秀春心地仁慈，品行端正，从不拈花惹草，也没把没小孩当回事，总算有一丝安慰，便抱了一个外甥女陆氏养着，日子勉强能够维持。只可惜丈夫一味地嗜吃白粉，戒也戒不掉。
民国二十五年，刘秀春一病不起，不久驾鹤西去。杨氏独自操办茶室，由于经营得当，家境又兴旺起来。后又收养一女子，此女乃苏州人，名为翠翠，小小年纪，善于演奏评弹，随戏班子来塘马，为杨氏所爱，收做养女。不料，日寇入侵，窜入村中，豪抢掠夺，把仅存的积蓄又抢个精光。平昔土匪敲诈勒索，日子又渐渐地难过起来。好在新四军进入江南，常在塘马一带活动，村民生活秩序有了保障，他们看中了茶室这个特殊场所，由张之宜出面做工作，希望于此设一交通站，这杨氏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地把茶室作为情报站，接受任务，传递情报，掩护过往的地下工作人员，成为新四军开辟后周工作的重要联络点。
一支队初入江南，也常在黄金山、塘马一带活动，许多人在杨氏的联络点居住过。地方干部如陆平东、陈练升、李钊、钱震宇等经常出入于塘马联络站。江南指挥部成立后，陈毅也来后周活动，那时候，常有新四军交通员南下北上，到塘马落脚，如张开荆、蓝荣玉、陈辉等。无论是严冬酷暑，只要同志们一到，杨氏便忙着烧水给他们喝，做饭给他们吃，到底来了多少人，吃过多少餐，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她磨了一百二十斤米粉，没多久便吃得光光的。她也记不得为他们做过多少鞋，补过多少袜，洗过多少衣服。
后来杨氏升为交通站站长，经常有女同志从金坛城到江南指挥部报到，于此歇脚。为了掩护，杨氏常称这些女同志为亲戚，或干女儿或外甥女儿。
一次天降大雾，一大队鬼子从黄金山扑来，敌人已过了观阳村，快到上木桥。婶婶蒋氏一见，忙通知杨氏，杨氏又忙通知住在家中的新四军战士。七八个战士冲出门外，拿着枪上了下大坟，钻入下大坟西面、邵笪村东面的麦田中，他们一直往西爬，爬得不见人影，杨氏才放心回到家中。杨氏曾执行过多次任务，如把税款交给新四军，向下传送报纸和文件。有一次，一女同志遭敌追击非常危险，杨氏巧妙地把她安排到野外麦田里睡觉，盖了她新做的被子，敌人搜遍了全村，没抓到人，才怏怏地开拔回去。
出于民族大义，杨氏还曾救过国民党伤员。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国民党六十三师一八七团在黄金山陷于三面包围，往后周镇方向撤退，被日军尾随追击，在塘马村西黄泥塘，十余名士兵为敌所杀。夜晚，一士兵苏醒，杨氏冒着风雨救至茶室中，精心护理多日。该士兵乃一八七团某连副连长，姓洪，是广西籍的一名大学生。伤愈后，他回到旧部，不久升为营长，后带重金来酬谢杨氏，被杨氏拒绝，杨氏只要求洪要抗日，不要和新四军搞摩擦，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洪满口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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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放下了手中的钞票，心潮渐渐平息起来，她若有所思地朝门外望了望，脸上显出了一丝焦虑之色，便轻轻地细语道：“怎么还不回来，我先准备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