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和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文学是人学”。对文学进行人学研究或人文研究是题中应有之意。改革开放以来，对文学的人学研究或人文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对体现“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增强和建构新时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然而人都是社会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属于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主张把人的问题置放到社会历史结构的框架里来论证、阐释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具有深入的系统的关于人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同样取得了丰富的新鲜的研究成果。在表现文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表现文学的人文因素和侧重于反映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呈现合理的适当的倾斜都是正常的，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应当加以鼓励的；但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们，在尊重不同的艺术特性，发挥自身的艺术个性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不恰当的倾向：一种是忽视和脱离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单纯孤立地对文学进行人文研究，可能造成非历史主义的带有抽象性质的人道主义的偏执；另种倾向是忽视和脱离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单纯孤立地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研究，又可能导致淡化文学的人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人，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只有把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和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体现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完美融合，才能全面地彰显文学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的有机统一，才能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一切知识分子，他们的角色和身份定位应当既是人文科学的思想工作者，又是社会科学的思想工作者，他们必须既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又必须具有一定的或严肃的科学精神和历史精神。通过文学活动追求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协调发展是他们的神圣的使命和天职。
关于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和对文学的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的研究既是诗学，又是科学，既是带有科学性的诗学，又是附丽着诗性的科学。这两种研究是对等的，没有高低、贵贱、雅俗之分。实际上，完全“去科学化”的诗学研究和完全“去诗性化”的科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只不过是一些学者们的思维和头脑中的幻想。文学史上，由于作为对科学压抑文学的反拨，曾不适度地渲染哲学与诗的冲突，力倡“为诗辩护”的口号。文学不是哲学和科学的附庸，但任何时候文学理论都有自身的哲学基础，都理应表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没有“诗性”和“思性”的文学都是不符合常情常理的。没有理支撑的情和没有情温暖的理，都是缺少艺术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如果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去哲学化”和“去科学化”越演越烈，文学界的失真和造假之风越吹越猛的时候，为了坚持和发展文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同样有理由提出“为真辩护”，“为思辩护”，为形成价值论基础的审美的能动的反映论辩护，为文学的科学精神辩护。惟此，才能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完整地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
关于对文学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研究和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各种泛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形成并传承下来的两大文脉。这两大文脉源远流长。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互动互补、共存共荣、竞相发展。现实主义文学侧重反映客体、现实、思想、实践和可以实现的理想。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各种泛表现主义文学则追求抒发主体、情感、心理、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浪漫情怀。学者们要尊重这两种艺术样式的不同特性。这两大文脉其中的一方，都要认同对方拥有存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既不能用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各种泛表现主义的观念和尺度去要求和框范现实主义，也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标准去要求和套释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各种泛表现主义。心仪于抒写主体世界的诗性浓郁的文学，不应当拒绝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应通过体验和情感的选择，在表现人文精神的同时，或隐或显地揭示出抒写对象所蕴涵着的思想性、科学精神、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钟情于以反映客观世界的写实性强的文学，同样不应当拒绝表现主观世界，而是应通过审美经验的过滤，在揭示反映对象所寓藏的思想性、科学精神、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同时，表现一定的甚至强烈的人文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前景
从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潮流和发展趋势看，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向现实、社会历史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从理论研究方面看，新马克思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特别是“文化转向”之后，各式各样的文化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都竞相投向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从创作实践方面看，现实主义和文艺创作不仅在当代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即便是在欧美，包括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越来越表现出强劲的蓬勃发展的势头。反映变革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更能体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的现代性和现代化诉求。表现实现现代化的改天换地的伟大社会实践，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应推诿的历史使命。只要人类的历史生机勃勃地延续着，现实主义将永远是一个富有活力和生气的真问题和新问题。现实主义必然是永远的。学者们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研究不会终止。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绝不能被任何一种文艺观念所取代。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总会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以改变了的新形态永远和继续“在场”。然而只有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人们在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总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理论家们应当关注从现当代中国革命实践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应当以开放心态，从发展的现实生活和文艺实践中，提炼有价值的东西来深化、丰富现实主义文学。同时要继承和借鉴对国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化思想资源和文学艺术资源。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创新的根源蕴藏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伟大实践中。只有自觉地与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相结合，与整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结合，才能承接和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
战争题材作品中的“人性”问题
马建辉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走红，在读者与观众中发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文艺作品大多是优秀的，用崭新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战争的本质，塑造了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以及战争岁月一代新人的信仰、理想和追求。但也有少数作品，专以对激战场面和人性的“特写”为重心，并力图使这种“特写”“纯粹化”。这样的倾向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以强烈刺激的心理或视觉（对影视文艺作品而言）冲击，维持了一种感性的直观，从而阻断了读者或观众朝向本质展开思考的可能；二是以抽象的“人性”为主导，放大了一种虚假的个人，使文艺作品中真正的历史性元素被扭曲或被遮蔽。这类作品数量虽少，但由于其成功的商业性操作，造成的影响很大很广泛，因此其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
背景的隐匿和省略
就当前的创作实际来看，文艺作品表现战争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深度模式，以这种模式展开的战争表现往往有着丰富的背景和本质性层面的揭示；一种是有限直观模式，把战争孤立为一场场厮杀，隐匿或省略背景，拒绝本质层面的意义展示。比如，表现抗日战争，揭示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固有矛盾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揭示战争中中日双方反侵略的正义性与侵略的非正义性，就是深度模式的表现。而不表现这些背景和实质，直接展现战争中某个被限定的战斗场景，使人只有血腥、暴力之战争直观和感受，而无直抵本质的深长理性之思，就是有限直观模式。
我们知道，战争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和“国家消亡”的时候，战争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所在。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深刻程度就表现在对这一本质的接近程度上。而要有效地接近本质，战争背景的展示和挖掘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我国现代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挖掘时代的、经济的、民族的、阶级的、政治的宏大背景，就无法看清战争的根源及其本来面目；这两场战争都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性背景的表现，不揭示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那种或自发或自觉的支援行动和向背态度，同样不能触摸到战争的深层部位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以深度模式去探索战争的本质，离不开唯物史观。在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革命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是作为战争的重要背景和重要力量出现的。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还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陈毅也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都表明人民在战争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当前一些表现现代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忽视了人民这个背景，孤立地来表现战斗场面。至于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对战争双方有着怎样的评价，等等，则一概搁置不论。可以说，重视战争中的人民群众的要素，重视民心向背得失，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体现。失去了人民性的背景，被凸显的就是个体；推动战争进程的力量就不是作为群体的人民群众，而是个体的能力和智慧。这显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个人主义观念。凸显个人，隐匿大众，凸显表象，遮蔽本质，这就无法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战争带给我们的深刻历史启示。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认为“戏剧的未来”在于“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558页）。这不仅是“戏剧的未来”，也是其它文学作品的未来。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莎士比亚剧作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要靠有着丰富的本质性蕴涵的背景来显示。而在这些方面，当前有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大大地退步了，它们孤立地、片面地、“特写式”地表现战争表象，消解思考的深度和整体历史内容，更谈不上情节的生动与丰富。
“人性”观的扭曲和膨胀
人性是伦理观的范畴，而非历史观的范畴，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可以用历史观来解释人性，而不能以人性观来说明历史。当前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存在着某种支配性的抽象性普遍观念，比如抽象人性论，在其主导下把现实的人表现为抽象的人，把现实的人性表现为抽象的人性，使人或人性隶属于观念。“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拯救，靠什么来拯救呢？一些创作者把目光转向了观念化的个人或个人的抽象人性——无论是拯救他人，还是自我拯救，观念化的个人或个人的抽象人性都发挥着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所谓的“人性”在这里不再是历史的派生物，而成了历史的推动者和历史的主宰，用这种观念来诠释历史，无疑也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
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当前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人性”，是一种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人性观，而非真实的人性。创作者把自己的“人性”观念当作标签，粘贴到作品人物身上。比如把残暴屠城的侵略者表现为普通人，展示其中个人的善良、怜悯、怀乡等所谓的“人性”特征，表现个人的“人性”在战争机器控制下的抗争和抵制。这就把侵略战争说成是战争和所谓的“人性”的对立和较量，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对抗。这显然是创作者“人性”观的无度膨胀，它严重遮蔽、歪曲了战争的本质，使历史真实陷于空幻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