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平行发展的新格局
张颐武
当下的文学状况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化。整个文学领域这些年来其实在经历着一个格局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在原来已经形成的文学界之外出现了仍然以传统的纸面出版为中心的“青春文学”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这些新的文学空间经历了这些年的高速的成长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目前，一方面是纸面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在纸面出版方面，传统的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响力。
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文学的萎缩和消逝为前提的，其实三者并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我们发现传统文学界仍然相当活跃。这是新的文学市场的出现，也是文学的一个新的空间的发现，它们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是文学的总量的增多，而不是文学的萎缩。它们和传统文学既有重合、相交和兼容的一面，也有完全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一面。
去年茅盾文学奖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并不证明传统文学的兴旺，这其实是公众对于我们原来意义上的文学已经相当不熟悉的一个征兆。正是由于在平常的阅读中对于文学状况并不熟悉，所以迫切地需要像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奖项来让大家接触文学。这其实和每年我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相类似。这种关注正说明我们对于文学的现状和作品都并不了解。这其实是近年来持续发展的文学在“大众”和“小众”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化的必然的结果。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所理解的“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这一部分的文学需求相当固定。
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的市场。这个市场也能够有效地运作，是文学出版的重要的方面。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也不超过十个人。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作家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王蒙、莫言和王安忆在全球华文的文学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小众”的文学的作家也是接近于西方的“小众”职业作家，在一年半到两年的周期中定期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以适应市场运作的节奏。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对公众阅读的影响力作用的就是这个“小众”的市场，而且照顾了这个小众市场的各个方面。如贾平凹的《秦腔》是一线作家的重要的作品，而麦家的《暗算》则是一度改编电视剧而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品。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则是有实力的作家的厚积薄发之作，有相当高的水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虽然难称成熟，也还有一定水平的作品。但这两部作品如果没有获奖的契机，几乎不可能引起社会的任何关切。茅盾文学奖所反映的正是当下的特定的文学生态的一个方面。这个“小众”的市场也面临着不少作家和作品缺少这个“小众”市场的关注，得不到回应，往往作品出版后也没有读者的回馈的现象。所以，引发关注的30位各地作协的作家在网上发表自己作品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个“小众”市场的局限，而像周大新这样相当突出和迟子建这样写作比较勤奋的作家，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几乎并不在这个“小众”的文学市场中具有影响。这也说明了这一市场所接受的只是我们上述的不到十位重要的作家，“小众”阅读空间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与此同时，当下也存在一个“大众”阅读的文学市场。这个市场的主力是青春文学职场小说等类型小说。在这个市场中有相当多的读者，其中不少是青少年和年轻的白领，如郭敬明今年出版的《小时代》这样的作品在青少年读者中就有广泛的影响力，也有相当的争议性，但这种公众的争议本身就说明他的作品为社会所瞩目。这种以青少年所遇到的心理和生活问题的挑战为题材的作品一直受到欢迎，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青少年写青少年读的，能够切合青少年读者的要求，而青少年读者也一直是“大众”文学市场的主力，他们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社会阅读的市场走向。“青春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是青少年写、青少年读的文学。它的写作者和读者是同龄人，这些作品切合年轻人的需要，对于他们的生活和感情有较为深入的体察和了解，因此能够适应他们的现实的需求。虽然其文学性见仁见智，但其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能力很强，他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空间。其次，这种“青春文学”产业化的趋势也已经逐渐成熟，它一面和网络文化相联系，让纸面出版和网络等新媒体有多样的互动，如“青春文学”的不少作者都是网络里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另一面也连接着像漫画等产业，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种发展其实会给文学带来新的机会和可能。
从目前的状况看，“青春文学”的主流是相当积极的。一方面它激活了青少年的阅读文字的愿望，在图像文化冲击下让青少年通过自己的感受接触文字，从而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对于他们接受经典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写作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它也让写作在年轻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让不少年轻人在通过写作发展自己的爱好的同时也找到了新的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如郭敬明，虽然对于他的写作和一些过去的问题有争议，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改正缺点，提高精神境界。但客观地说，从目前看他可以说是青春文学的重要的领军人物，在自己创作之外还能够拉动不少青少年作者共同投入写作之中，以产业方式运作，和传统出版商合作进行的杂志和小说出版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新奇的点缀，也并不是许多人想像中的小众的新的风格实验的策源地，它已经异常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阅读生活，同时也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从这个角度上看，网络文学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对网络文学的发展抱着轻蔑和无视的态度，因为网络文学正在改变整个文学的格局，也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新的文化的形态。实际上，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纸面文学之间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逐渐清晰，网络文学具有的生命力已经显现了出来。
在网络在华语世界中开始走向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络文学其实有不少是一些对于传统文学有复杂情感的青年人的写作。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倾慕传统的写作，渴望进入文学话语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并未进入文坛而对于传统的文学形态也有所不满。由于网络具有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让他们首先发现了网络的没有纸面出版的限制和门槛，当时的网络文学有些是传统的纸面文学的延伸，有些是新的实验的尝试，有些就是传统的作品在暂时找不到出版者的时候时在网上寻求自己的读者。现在已经颇有影响的作家、我的同学阎真在海外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网络发表时书名为《白雪红尘》）就是通过网络发表，找到了不少知音，后来才出版了纸面版本的，阎真本人也成为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当时的网络文学虽然已经显示了相当的活力，但还难以具有改变出版业格局的能力，网络文学还仅仅是处于为传统的纸面出版业提供文学资源的一种次要的文学。
最近以来，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写作的新商业模式也开始日趋成熟，现在网络文学也不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的自发的行为了，它业已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出版业，一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巨大的现实方向。当年在网络文学开始的时候，人们往往期望网络文学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一种通过链接和许多人参与的新的文学。但其实这种新的文学并未如期待的一样有长足的发展，网络这种大众化的文化媒介当然也给精英式的文学实验留下了空间，但其实网络文学的主流并不是这样的形态。网络所具有的公众参与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大众的媒介。随着网民数字的不断的爆炸性的增长，网络文学的空间的扩大也极为迅速，特别是青少年的读者几乎从开始自己的阅读时起就依赖网络生存。网络当然也是他们阅读的一种主要的来源。像盛大文学这样的网络文学出版的供应商也应运而生，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的推手和支撑力量。而年轻的白领和青少年读者的新的阅读习惯的生成则是它的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在这里，网络写作为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类型”化的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给了许多青少年读者新的想像力的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如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职场等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的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到压抑的状态，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传统的文学评价系统中也地位不高，处于边缘。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所具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对于这些或者“架空”地想像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表现的类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的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步的，这就为这样一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文学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的联系会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学常常有浩瀚的长度和让人难以置信的写作和发表的速度，往往都是以新奇幻想为基础的奇异的“大河小说”，已经具有和纸面出版不兼容的独特性格。
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实也为传统的纸面出版的文学提供了资源。一方面，网络文学的一些成功的作品被纸面出版业吸纳而变成了纸面出版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网络文学起到了沟通传统出版业现实的已经分化为“大众”和“小众”文学的作用，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如过去我们所习惯的“纯文学”的产能相对过剩，一些传统作家的作品出版后难有反响，也有的甚至难以出版，但也可以在网络上一显身手，而一些流行作家也尝试通过网络连载小说创造新的阅读模式等，这些都是新的积极的尝试。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纸面出版“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形成。网络文学一方面是文学的新的潮流和走向的最集中的展示空间，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各种形态包容汇集的空间。当然，网络文学如何像传统纸面文学那样有相当便捷的盈利和运作的模式，同时如何更加有力地吸引成熟的读者仍然是它面临的挑战。但网络文学的未来显然是乐观的。
传统文学、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所形成的新的文学格局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文学形态，文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传统“新文学”的既定框架，显示出新的可能性。
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
贺桂梅
在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叙述之间，似乎存在着引人注目的悖反。作为中国文学“最年轻”的学科方向、与新中国同龄的当代文学，却拥有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最多产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有统计材料显示，至1999年，已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就有60部之多。这样算起来，在当代文学60年中产出的文学史总数，比其自身的“年岁”还要大。尽管人们常常会指责其中的许多著作大同小异缺乏新意，不过，文学史著作数量的庞大却足以说明当代文学与历史叙述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将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叙述对立起来，源于那种似是而非的“常识”，即所谓“当代事，不成史”，而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应该说，所谓“当代性”常常是经由历史叙述而确立的。因此，文学史叙述常常就是当代文学建构的内在构成部分。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内涵在其展开的60年时间中并不是统一的，而经历了明显的裂变。如果说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最先导源于上世纪40-50年代转折的话，那么经历70-80年代转型的新时期文学，相对于50-70年代文学，则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和历史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60年”被作为一个统一的时间单位提出来时，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时间尺度。这主要因为，我们关于“当代”、“当下”的理解，事实上无论相对于50-60年代还是80-90年代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目前的知识界，已有许多关于“30年”与“60年”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立足于新世纪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而出现的关于“中国崛起”、“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应当成为我们重新理解当代文学之“当代性”的历史契机。
最早的当代文学史出现在1959年新中国建国10周年时。在“大跃进”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氛围中，关于“当代文学”建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是否适合于中国，而变成了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与理论体系。在当时的高校教育改革中，由年轻学生和教师采取突击式的集体写作方式来完成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热潮。华中师范学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62年）和山东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1960年），就出现在这一热潮中。不过，这两本当代文学史与其它时段的文学史写作有些不同。首先是在写法上，它并没有特别突出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历史叙述的线索，而是依据文艺运动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建国不同时段的文艺状况进行全面的介绍和描述，带有很强的“成果展示”的色彩。另外，这两本文学史并没有产生如同北京大学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完成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那样重要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