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性
李敬泽
生活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源泉，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此时的中国文学来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对生活知之不多，人民的生活与创造如汪洋大海，在它面前，我们总是感到，我们的目光非常有限，既不够深，也不够远。
不仅是作家如此，评论家也是如此。我一向认为，评论也有一个深切地认识生活的问题——我自己作为评论家常常也是靠大惊小怪过日子，看作品不够多，对生活的变化、对世道人情的变化也所知有限，一个作品到了眼前，“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啊，都这样了？觉得新鲜，觉得好！其实我觉得新鲜的事可能地球人早都知道了。
所以，生活对于创作是第一位的，对于评论，生活也十分重要，只有对时代生活有敏锐、广博、深入的领会，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和判断这个时代的作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没有什么自在自为的“生活”，生活本身就隐含着思想，一个人的生活中隐含着他的价值观，一个民族的生活中隐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作家们面对他人的生活，也不会是脑袋空空，一定已经携带着他对生活的看法：包括观念、逻辑、思考和判断，他的作品中所整理所表现的生活，也一定体现着他对生活的独特见识。这种见识，换一个说法，就是文学的“思想”。
“思想性”，现在不大谈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中，思想性差不多就等于概念化，常常被认为是创作中的负面因素；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谈“经验”，绝圣弃智，提供新鲜的经验、讲述新颖的故事就行了。殊不知故事怎么讲这本身已经是思想，任何叙事，既是人的行动过程也是精神过程，当我们放弃从思想性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和判断时，这未必会带来经验的丰盛，可能只是放纵了思想的懒惰、平庸、贫乏。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80年代的文学在当时广受读者热爱，这固然有时代的文化条件的原因，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在那时站到了时代的思想前沿，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人们意识到生活原本是什么样，可能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文学不仅成为一个民族的感官，也成为民族头脑中最敏锐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文学依然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那么，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于我们还不够娱乐，而在于面对着这个时代急剧变化、千差万别的复杂生活，我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力量——在文学上，这就是缺乏洞察力、理解力、表现力，所以就不能直指人心、打动人心，就不能保持与读者、与民众之间深切的对话和交流。
生活匮乏与思想匮乏，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的。在这个时代，社会构成远比过去复杂，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形态、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也常常是多重的、混杂的，一个人在这里谈论文学，也许他转过身去就在网上以另一个名字与另一群从未谋面的人讨论股票或者音乐，而且他可能表现得像是另外一个人；文学对人的个性、主体性、完整性的传统理解现在面临生活的挑战；在更广大的社会生活的层面上，问题的复杂更是远远超过以往——现实主义的文学理想要求我们揭示生活表象之下的复杂结构，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表现胜过很多经济学家，但是现在，对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深入理解都需要专家般的训练和能力，不经过充分、艰苦的准备，我想一个作家很难在他的小说里写好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律师，即使是我们过去的文学经验中很熟悉的工人或者农民或者一个干部一个教授，恐怕也不是你想像的样子；贾平凹的《秦腔》，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证明了关于农村和乡土，我们过去的那一套思想框架失效了，生活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生活考验着文学，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的创作，需要巨大的知识准备和经验准备，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强大的思想力量。
不了解生活，写作就没有血肉，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一个作家要穿越复杂的表象，把人们心中有但笔下无的东西披肝沥胆地说出来，这个“穿越”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大难，是作家与生活、与他人、与自己艰苦的对话过程，这个过程中，作家必须是真挚的对话者，是明了世事人情的对话者，又是一个有思想勇气和思想深度的对话者。
思想不是现成的概念和教条，更不是形形色色的成见和偏见，思想是艰苦的对话和探索。鲁迅先生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光。为什么？就是因为，现代文学的先驱们在与民族生活的对话中、在他们的实践中磨砺出对生活的新的眼光和新的看法，从而启迪人、激励人，有力地拓展了民族的精神疆界，一个经受过现代文学洗礼的中国人，他对自我、对世界、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看法必定是与前人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五四”的先驱们不惮于自我拷问甚至自我否定，他们将自己的心掏出来，在时代生活和民族命运中经受考验和锤炼，他们的思想不是从哪里轻易地借过来、贩过来的，是在与自我与世界的碰撞中生发的火光：文学的思想力量，在于它是一种解放思想的思想，是一种召唤和激发思想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才与时代的发展、与人民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思想性，这个尺度没有过时，它内在地包含在文学性之中。当我们说文学的创新不足时，我们说的其实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思想贫乏，当作家没有来自生活、并且有力地解释着生活的独到思想时，他不会有富于创造力的角度、形式和语言。一代一代的作家都会以不同方式对这个尺度做出回应，逃避它甚至放弃它，这是对文学价值的根本贬损。
刚才谈到，在这样一个分工日益细密、日益专业化的社会里，文学的思想面临着极大的难度。在19世纪的理想中，伟大的作家面对生活几乎有百科全书式的智慧，但是现在，一个作家写农村、写城市、写网络、写经济，可能他所提供的知识和见识都远不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法学家，即使巴尔扎克，他现在可能也弄不清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时代的巴尔扎克依然可以思考人性的贪婪和纵容这种贪婪的不负责任的制度和经济结构。在专家的视野之外，文学依然占有广大的天地：要面对人心，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如何看待生存与意义，如何体会自己的内在性和社会性，如何看待荣耀和耻辱，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中坚持他的道德体验，如何在千差万别的行动和选择中证明和践行那些正当的价值，这一切，仍然属于文学，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需要文学家们以深邃的思想去认识和表达。
当然，有没有思想和思想有没有力量取决于诸多的因素：勇气、能力、广博的知识，我们首先必须克服思想的懒惰，新的生活和新的经验中孕育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那是我们不熟悉不习惯的，在无名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的责任感，作家有思想的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文学不能失去思想，也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早已充分体认到，文学是培育强健、健全的国民精神，从而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重要途径，这是他们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份责任至今仍在，今天的作家们和评论家们都不应放弃。
小民的“仁恕”与“弘毅”——《小姨多鹤》及其启示
施战军
“蒙昧，无邪”。关于日本少女竹内多鹤在中国男人“二孩”心目中顽固的印象，严歌苓用了这两个词。民女的“蒙昧”，是相对于政治/国族战争的认识而言的；赤子般的“无邪”，是相对于命运/生活的感知而言的，两者重合在一起，便是人生的懵懂，便是认命的天真，也正是无悔的忠实和透彻的可爱——这样的柔韧与无辜，也一直伴随着多鹤的不幸的成年乃至幸存的一生。
这就是民女的魅力。她只在比如看电影事发这一类与爱情相关的事体上认死理发脾气，但她一旦有了一星半点爱和干净的可能性，就可以将苟活置换为生机犹在的无辜样子，也是足以感人落泪的。
这让我们不禁生出解悟——叙写民间往事之时，应该回落的历史观与人性观的朴素基点。这一基点的生发处是生活中的民族文化观，是的，一定是“生活中的”。这部小说内部无疑活泛地浸润着儒文化的“忠恕”之道，即《论语·里仁》中曾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所蕴涵的并非体现于“夫子”、“君子”、“士”的为忠行恕，而是那种存活于民间人际的“仁恕”，近于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
现代教育家、学者蒋梦麟曾在《西潮》中挑明，日本从中国文化里只学到了“忠”而没有学到“恕”。但是，我宁愿相信这种偏失残缺的人格属于以军国主义分子为主体层级的日本人群，它至少不属于竹内多鹤这样的民女。
小说以“好死”之“忠”开篇，是那些“大和民族”代表者们，在堪称惨烈的冷静赴死的场面中践行他们的民族性；紧接着民女竹内多鹤背着别人三岁的女童逃命，哪怕让小孩“多活一天”的生命哀求，本能地掌控了自己，她于懵懂苟活之时已经天然地以对生命的知恩领恕超越了绝望（小说的后面，当年的女童已长大为田中首相的护士久美，她寻找到了多鹤，并解决了恩人归国以及子女赴日的难题，感恩施恕的故事也有了结构上的关照）。于是多鹤茫然不知敌友的生死选择里，开始了在死的底限之上的求生，而且还为买主生了包括二孩在内的三个后代，在名不正、情不顺的境况中，坚韧地付出爱、持守爱的信念，直至伺候张俭在她的祖国她的身边看病终老。
日本女人多鹤这一外族身份，经由家中小姨这一亲人身份的转换，在以张家为基本征象的小民世界，她身上所负载的东西，已经完成了从不懂的国仇到可感的家亲的更变。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竹内多鹤作为代浪村年轻民女身份所起的作用。即便被买回家中之时张家并不清楚，但是随着这个日本民女“蒙昧，无邪”本性的显露，张家尤其是男人张俭的护爱之心和女人朱小环怜悯之意的生发，民女的魅力才得到亲近认同。“小姨朱多鹤”，这个名份的指定，既可获得伦常的外部合法性庇护，也为她被给定的使命赋予了溢出伦常的民间合理性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