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来讲，网络写作的前两个阶段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类型意识”。在最初的网络文学时期，除了大量的纯文学意义的创作之外，具有网络文学特点的作品主要以都市爱情题材和幽默搞笑风格为主。作者年龄多为“70后”，读者多为白领小资，代表网站如“榕树下”。这时的网络小说，类型意识并不明显，属于一种半文学状态的流行写作；而新世纪以来，网络小说主潮才真正进入了“类型小说”的时期。这个归“类”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网站的编辑们主导完成的。大约在2003年，现在几乎能说得出来的“类型”基本建设完备。网络文学“类型意识”的明确，意味着今天的大多网络作者都自觉到自己在从事哪个类型的创作——这是消费化的时代对我们写作的又一改造和考验。消费市场是根据消费终端的需求来创新消费服务的，今天的大众需要更为明确、简单、快捷、平面化的标识来指示他们选择文化产品——一本书和一听饮料、一袋方便面、一件饰品在这个意义中没有根本区别，它们都是卖场里的商品。而如果说网络写作第一期是“类型意识蒙昧期”，第二期是“类型意识明确期”的话，那么，当下呼应着资本进入和网络收费阅读模式所递进的第三期特征，则表现在类型小说愈演愈烈的长度上。也就是说，网络小说进入了“文本长度增殖期”。这一时期的“拉长”，被人非议为“注水”。《中国青年报》今年7月7日以《“文学注水肉”是怎样炼成的》为题，拉开了这场关于第三期“拉长”问题是不是“注水”的争论。其实，这背后自然是有网络收费阅读模式的原因，写得越长，网上赚取的钱就会越多，这是不用掩饰的事实。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直接影响到了当下网络小说文体内部的变化及其审美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这么长的篇幅不再利于传统的纸质出版，但非常适合大众每天定时定量的阅读（其情景恰如大众对电视连续剧、肥皂剧的心理期待即习惯性快感）。网络本身养育着属于它自身、并适应快速生活的写作节奏；趣味可覆盖都市白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网络游戏爱好者、社会边缘人群等社会读者群落的作者队伍。
而在这场大众文学的历史梳理中，我始终在思考“文学”的立场。作者和读者都有“文学”的诉求会从哪怕是类型小说中生长出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这些类型小说的难度和精度，因此，我觉得文学不是无所作为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儿童文学
难忘刘厚明
束沛德
英年早逝的刘厚明，离开我们将近20个春秋了。每当想起他在创作、工作、社会活动诸方面显示出的充沛激情和活力，我依然不能不为儿童文坛失去这么一位出色的干将而深感哀伤和惋惜。
厚明在儿童文学领域出道较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纽扣》《夏天来了》《小雁齐飞》等一批优秀儿童剧。早在1956年，23岁的厚明就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是和刘绍棠、从维熙、任大霖这样一些当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同时入会的。在儿童文学队伍里，称得上是一位年轻老将。十年浩劫后，进入历史新时期，厚明相继发表了一批优秀儿童小说，如《黑箭》（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色钱包》《阿诚的龟》（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赢得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中国作协领导班子。当时作协主持工作的张光年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几个相对年轻的党组成员说，肩上挑了担子后，务必坚持多读作品，多练笔，无论如何不要陷在文山会海里。他还煞费苦心地让我们担任作协创作研究室的兼职研究员，以便经常了解、研究当前创作状况、趋向。那时，创作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都根据自己对作家的熟悉、爱好情况，分别拟定选题，撰写作家作品论，如曾镇南的《王蒙论》就是其中的一篇。我出于对刘厚明作品的喜爱，十分赞赏他对人类美好、善良感情的揭示和讴歌，也很欣赏他注重儿童情趣、追求单纯、质朴美的创作风格，因而跃跃欲试，萌生了写一篇比较全面地评述其作品的《刘厚明创作论》的想法。我想方设法搜集到当时他已发表、出版的全部作品，挤业余时间仔细阅读了他的《六个儿童剧》《儿童喜剧集》、短篇小说集《红叶书签》《阿诚的龟》、小说童话合集《黑箭》、小说散文集《啊，我亲爱的大河马》、中篇儿童小说《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散文集《亚非九国游记》等。“文革”前他写的儿童诗、儿童剧、儿童小说和话剧剧本《箭杆河边》《山村姐妹》等，也都找出来一一浏览了。我边读边写札记，对他的创作历程、作品特色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我拟出了一篇论文的提纲，并写了个开头。但后来终因全力投入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繁杂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缠身，再也不能坐下来从容地写下去，只好无可奈何地搁置一边了。如今，想起这件事，我还深深地引以为憾哩。由于自己的怠惰，欠下这笔文债，不仅失去了一次在文学上、心灵上与厚明和其他儿童文学同行对话、交流的机会；同时也辜负了光年等前辈要求我“多读作品、多动笔杆”的殷切期望。
厚明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密切关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有心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过一组《编余札记》和《路，越走越宽》等漫谈编辑、创作体会的文章。他发表于1981年第4期《文艺研究》上的论文《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则是一篇紧密联系儿童文学现状、针对性很强、富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在改革开放之初，厚明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不能“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看得太狭隘、太机械”，他用又新鲜又独特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八个字对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作了全面、精辟的概括。在他看来，“导思”就是要引导小读者思考生活、认识生活；“染情”就是“要用美好的、高尚的和正义的感情，感染小读者”；“益智”就是要“对小读者智慧的发展有所助益”；“添趣”就是“既要满足小读者的欣赏要求，又要帮助他们提高欣赏趣味”。长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一直是儿童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看，厚明在1981年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就很到位、很完整，从中可以窥见他在理论上的敏锐与前瞻性。我注意到，1988年希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二）》（蒋风主编）、1991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89）》、1996年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论文选》（王泉根评选）等，都选收了刘厚明这篇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论文。但就我读到的几本有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论著，似对厚明这篇论文的价值和贡献均缺乏应有的评估。我想，这是不该被忽略和遗忘的，理应记上一笔。
刘厚明还是一个出色的儿童文艺组织工作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担任过文化部社会文化局主管少儿文艺工作的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关注儿童文学全局，视野开阔，反应迅捷，不时为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他的一些建议、意见往往都从实际出发，切中肯綮，符合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的愿望。这里，仅举我亲历的两件事，就不难看出他是多么善于适时地提出一些加强和改进儿童文学工作的重要举措。
一是建议中国作协设立儿童文学奖。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协等八家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1954-1979年）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这以后，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协恢复工作之后，从1978年到1982年先后设置并举办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新诗、报告文学、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惟独没有儿童文学奖。不少儿童文学作家窃窃私议，颇有微词。在这种情况下，刘厚明于1983年4月写信给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反映了儿童文学界的心声。张光年在《文坛回春纪事》中有如下记载：“（4月6日星期六晴）为刘厚明来信提议增设儿童文学奖事与文井通话，下午复刘信一页，原则上赞成他的建议。”光年在致厚明的回信中表示：“由作协设儿童文学奖，我们原则上同意。下月（5月）将委托一两位同志趋前访问，或邀请你来作协，就有关问题具体商谈。”后来由于作协通盘考虑如何改进各个门类文学创作评奖制度、办法，设置儿童文学奖的事又拖延下来。
1985年8月初，我受作协书记处的委托，登门拜访刘厚明，听取他对作协儿童文学工作的意见。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永定门外定安里二号楼厚明那间明亮、不算宽敞的书房里，他不无忧虑地说起：“儿童文学队伍很不稳定，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来鼓励、扶持儿童文学。”他颇为动情地再次强调设置儿童文学奖的必要性。正是在厚明的一再呼吁、督促以及随后内蒙古的杨啸、北京的韩作黎和陈模等作家来信的推动下，中国作协主席团终于在1986年5月烟台会议（即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后，作出了“设立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以鼓励优秀创作，奖掖文学新人”的决议。这样，儿童文学界期盼已久的创作评奖才落到实处。迄今为止，这个奖已举办了七届，共评选出105位作家的156部（篇）作品，可说是佳作新人迭出，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如今当我们回望、评估作协儿童文学奖的成就、影响时，不能不想起刘厚明当年为设置这个奖鼓与呼的那份热情，那片苦心。
二是建议《文艺报》出“儿童文学评论”专版。如果说儿童文学在文学大家庭中经常处于被忽视、冷落的地位，那么，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又是儿童文苑中尤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除了少年儿童出版社不定期出版《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外，几乎就没有一块儿童文学评论园地。1985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后，《文艺报》于同年7月正式改为对开四版的周报。过了一年多，该报又酝酿、研究扩版。这时，刘厚明已调至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工作，同时兼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组召集人。他和我同在沙滩北街一个院子里办公。
1986年初秋季节，他急匆匆地来到我办公的简易板房里，恳切而又执著地对我说：“听说《文艺报》明年要扩充为八版，该建议他们每月拿出一个版面出儿童文学评论专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当然赞成、支持他这个建议。恰好此前不久中国作协主席团作出的加强和改进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中也有这么一条：“希望各文学创作、评论刊物经常选发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及有关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在这方面应起带头作用。”正因为如此，当我与时任《文艺报》总编辑的谢永旺商量这件事时，他很爽快地表示可以考虑，将以积极的态度来安排、落实。我在作协党组、书记处会议讨论《文艺报》改版计划时，又一次陈述了《文艺报》出这么一个专版对加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好处。1986年10月，时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的吴泰昌来电话告知：《文艺报》扩版后，每月拟用大半版篇幅集中刊登儿童文学评论，并拟请冰心老人为专版题写刊头。
1987年1月《文艺报》扩版为对开八版周报后，1月24日《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第1期就应运而生，与读者见面了。从专版问世到现在，20多年间已出版了215期。它已逐步成为观察、了解当前儿童文学发展态势、趋向的一个窗口，培养儿童文学评论新人的一片沃土，对活跃儿童文学评论、树立科学说理的批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今，每当我们打开《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版时，面对着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作者名字，品味着对一个个热门话题或优秀文本的评述，仿佛是在与一位知心老友谈心、对话，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正是由于刘厚明的倡议，才使我们有了这么一位推心置腹的挚友。
那纯真感人的《小雁齐飞》《黑箭》《阿诚的龟》，那匠心独具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八个字，还有那适逢其时、深得人心的关于设立作协儿童文学奖和开辟《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版的倡议，使刘厚明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越发鲜活、丰满起来，永远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