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梦想与猛醒——美国小说的全球警示
王弋璇
2009年3月19日国际学者埃默里·埃利奥特教授（EmoryElliott）应邀到上海和北京的几所高校讲学。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埃默里·埃利奥特做了一场题为“国家梦想与猛醒——美国小说的全球警示”（NationalDreamsandRudeAwakenings：TheGlobalWarningofAmericanFiction）的讲座。他通过引述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展现出现当代时期美国梦的成长与幻灭，为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思想和理念。遗憾的是，这次中国之行竟然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告别演出。
4月1日传来噩耗，埃默里·埃利奥特教授当天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逝世，享年66岁。他的逝世令国际、国内美国文学界感到震惊、悲痛和惋惜。埃利奥特毕生致力于美国文学研究和中美文化交流，他将生命的最后时光留在了中国的讲坛上。他匆匆离去，我们无力挽回，惟有将他生命中的最后篇章呈现给读者，作为永远的记忆珍藏，以寄托哀思和怀念。
埃默里·埃利奥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研究专家、美国研究协会主席、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早期美国文学、新英格兰清教时期文学与政治、黑人文学、当代美国文学、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社会、小说与政治等诸多方面，其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美洲小说史》在学界颇有影响。
政治小说：在隐晦与直接中寻找平衡
埃利奥特一直关注众多美国作家对美国及其意识形态和文化表达手法方面的争论。讲座中，埃利奥特首先引用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评论文章《霍桑和他的苔藓》中的一段名言引发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关注——“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真理如同树林中受惊吓的白色母鹿；只有在警觉的一瞬间才能瞥见她若隐若现的身影，这一点体现在莎士比亚以及其他揭示真理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即使如此，他们对于真理的表述总是尤为隐晦和躲闪……（并非所有）的读者能够辨明真理的踪迹，因为只有那些慧眼识珠的人才能理解其中隐含之意”。由此说明在意识形态背景下，作家只能以隐晦的方式表述真理的现实状况。
埃利奥特曾在其著作《革命的作家》（RevolutionaryWriters：LiteratureandAuthorityintheNewRepublic，1725-1810.）中谈到，1770年至1840年间，美国早期作家试图通过作品向读者揭示现实中的政治真相，然而这种写作意旨却难以得到广泛支持，领导人和民众往往无视他们的存在。接下来一代的美国作家开始尝试采用复杂的叙事模式来对抗官方神话和政府小说，这需要在隐晦和直接的表达方式之间艰难寻找平衡点，然而正如梅尔维尔所言，如果读者准备接受这个挑战国家神话的真理的话，他们必须首先幻想自己已经发现了暗含的真理。如果他们感觉到作家的强迫意愿，就会拒绝接受真理及其揭示者。当然也有部分例外，诸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丛林》就违反了常规。1890年到1930年间是政治小说的发展时期，像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维拉·凯瑟、约翰·斯坦贝克之类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因其进攻性的言辞和主题而在出版方面屡屡受阻，但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然而政治小说的盛行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40年代，随着新批评主义的兴起，政治小说被认为缺乏审美价值而被边缘化。在新批评派看来，伟大作品所蕴涵的文本意义具有普遍性和超验性，不应有任何政治意义。
埃利奥特谈到，由于现代美国社会对于政治小说或者对“信息”虚构性程度的不确定性，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对政治小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电影往往影射了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有人笑谈“想了解政府在干什么，就去电影院”。然而自从“9.11”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针对政府小说的笑谈逐渐销声匿迹，电影制作者开始转向更为爱国和怀旧的主题。随着国家进入“战备”状态，很多人开始认为，对国家、特别是对政府的政治幽默和批评将会威胁国家安全和团结。“9.11”事件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保持着奇怪的沉默，部分原因在于相继涌现的社会危机让人无暇顾及反恐战争；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担心再次遭受攻击，认为政府有权采取措施来消除威胁。然而在痛定思痛之后，人们开始对政府的花言巧语进行广泛的抨击和嘲讽。很多人开始评论说，伊拉克战争可能是由政府发起，以此来转移公众视线，让他们的关注点从国内面临的可怕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中走出来。所有的这些事件都让人们对权威丧失了信心，更有许多媒体评论者谈到，这些年来美国失落了纯真性，它将永远不再。
失落纯真：反思取代警示
为了清楚说明美国人目前所经历的困境，埃利奥特教授追溯了危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他指出自17世纪以来长期维系着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信仰体系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美国人一直信奉的神话除了继承自清教，同时也来源于摩尼教，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摩尼教式的二元思维模式经过修辞重复，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码。
当然，在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看来，美国文化中的大国孤立主义倾向以及对美国式纯真的崇尚这两方面正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地域天真的渊源所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作家，如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纳撒尼尔·霍桑、亨利·詹姆斯和马克·吐温等都对这种民族缺点进行了批判。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不仅保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开始流亡国外，因为他们倍感孤立，同时也无法忍受清教主义沉闷的道德观和狭隘的乡土观。
在这些早期作家中，亨利·詹姆斯对美国式纯真和大国孤立主义问题阐述得最为透彻。他的两部作品《美国人》和《大使》说明了美国文化上的短视对于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外交失败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这些作品中，詹姆斯描绘了美国纯真失落的画面：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看似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然而作者留下疑问：新的知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意识和认知吗？也许，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重蹈覆辙。
埃利奥特指出，大萧条、二战、越战、水门事件及“9.11”等许多历史事件宣布了美国式纯真的结束。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美国一次次失去纯真仅仅为了再次寻回它的纯真。对于美国纯真问题，众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梅尔维尔的小说《骗子及其伪装》（TheConfidence-Man：HisMasquerade）堪称对美国式纯真进行了最具哲学性的解构。许多美国作家也曾试图打破美国式纯真的神话，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以及菲茨杰拉德的盖茨比。当今的作家，如德里罗、品钦、莫里森、罗斯以及汤亭亭等人的作品提供了美国人物的范例，他们的故事表现出美国式纯真所具有的反讽复杂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美国式纯真研究最为权威的著作就是刘易斯（R.W.B.Lewis）的《美国的亚当：19世纪的纯真、悲剧和传统》（TheAmericanAdam：Innocence，TragedyandTraditionintheNineteenthCentury）以及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的《激进的纯真：当代美国小说研究》（RadicalInnocence：Studie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其中都谈到了近几十年来的移民大增长和人口统计变化对于美国式纯真神话的新生具有重要作用。9.11事件带来的结果是将人们召回到同一个目标上来，使新移民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最后埃利奥特指出：重大的政治事件一直左右着美国小说的内容。我们从现当代作品读出了这样的暗示：恐惧和孤立主义可以得到正名，而试图调停国际争端的努力却是徒劳无功和自我毁灭的行为。美国的政治神话将继续下去，并被领导人所利用，未来难以预料，政治小说引领美国人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主义的需要，并呼唤美国式纯真的重生。人们虽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将恐怖分子驱逐出境，但是他们更希望圣洁的使命和美国梦将得以灿烂呈现。面对当前形势，美国人必须将国家唤醒，让它不再沉醉于冷冰冰的战争现实、经济严重低迷，以及中东地区毫无指望的相持形势，这种局面只会带来更多反美情绪，并且加剧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19世纪的美国作家已经预见了这些危机，并试图给人以警示。在将世界描绘为地球村的后现代主义文本中，人们基本看不到亨利·詹姆斯、爱伦·坡和赫尔曼·梅尔维尔作品中的警示。当代作家中，德里罗和雷蒙德·卡佛的作品以敏感的笔触捕捉到数百万美国家庭和个人所体验到的迷惑不安、彼此疏离的变化感。而以菲利普·罗斯的小说《反生活》（TheCounterlife）为代表，个人的反思和自我审视取代了全球警示成为当代美国小说的中心意旨。
书写华人集体创伤记忆——华裔美国女作家伍慧明新作《向我来》
薛玉凤书写种族“大历史”
“我爱的女人不爱我；与我结婚的女人不是我真正的妻子。伊琳·张虽然是我的合法妻子，但她实际上属于伊东·司徒。因为债务关系，我其实也属于他。他是我的父亲——证书父亲。”华裔美国女作家伍慧明（FaeMyenneNg）的新作《向我来》（SteerTowardRock，2008）开宗明义，把读者带入故事的主人公、华人“证书儿子”杰克·满·司徒的单相思恋情及其一言难尽的50多年移民生活。
伍慧明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其父母都是华人移民。她的处女座《骨》（Bone）畅销全美，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获得过多种奖项，并入选1994年福克纳笔会决选书单。她的短篇小说曾入选多部作品集。
《向我来》是伍慧明的第二本小说，这本书的写作花了她整整15年时间。它除了是一本关于旧金山华人艰难生活的小说，同时还是一本有关坦白、忠诚、爱情、孤独、奋斗、希望与失望、毁灭与救赎的小说。除了延续《骨》中华人“证书儿子”与“单身汉社会”的历史叙事，小说还透过主人公杰克等人的“小历史”，把1956年至1965年由美国移民规划局发起的华人“坦白运动”那段种族“大历史”前景化，巧妙地谴责美国政府及主流社会对华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批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重新书写少数族裔历史，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
“坦白运动”：华人集体创伤记忆
《向我来》一开始就引领读者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华人“证书儿子”的无奈生活之中。“证书儿子”是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的独特现象，是华人被排斥、被拒绝的历史写照，是美国歧视、限制性对华移民历史的恶果之一。从1882年排华法开始实施到1943年排华法取消，由于美国限制华人入境，华人不得不采取一些不正常的方式移民。有人冒险偷关进入美国，更多人用假身份或购买假证件冒认美国国籍申请入境。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火灾烧毁了移民局的全部档案，一些华人趁机冒称是在美国出生，领得美籍证件。在“法官确定了土生儿孙国籍权利之后，又产生另一种冒籍手段。美籍华人到中国探亲回来，就向移民局报告生了孩子（通常是男孩）。这样制造了一个移民空额。几年后，居美华人可以转让或出售这些空额及有关口供资料，让其他华人冒籍入境”。既然是冒籍申请移民，就必须改姓移民纸上的姓，因此出现了所谓的“证书儿子”。
《向我来》中的杰克五岁时被卖到邻村伊东·司徒的老家，成为伊东·司徒原配妻子的养子，被命名为“梁有信”。1954年，19岁的杰克乘船到旧金山与“证书父亲”伊东·司徒团聚。伊东·司徒其实也是个“证书儿子”。他本姓梁，当年花钱作为华人淘金者司徒的合法儿子到了加州，后来开赌场发了财，从此人们都叫他“金·司徒”。小说描写的首先是一个关于华人非法移民的故事。历史上华人非法移民往往竭力隐瞒真实身份，沉默与谎言成了华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成了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华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为购买移民证件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以外，这些非法移民还被同胞肆意盘剥，一些人站稳脚跟之后则又转而盘剥华人新移民，金·司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向我来》中故事发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极端排华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在美华人不可避免地被殃及。为了配合美国联邦政府为反共而对在美华人的排查，美国移民归化局发起了所谓的华人“坦白运动”，要求冒籍的华人移民向政府“坦白”自己及其亲朋好友的“非法入境”问题，然后根据情况由移民局重新登记办理移民手续。根据有关规定，主动坦白的非法华人移民将得到赦免，但拒不坦白而被别人揭发者轻则入狱，重则被驱逐出境。此举一出，“证书儿子”及其他持假证件入境的华人惶惶不可终日，成千上万名华人参加了坦白运动。“坦白运动”给华人社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伍慧明的父亲伍锦炎1940年移民美国，曾参加过华人“坦白运动”。美国华人作家黄运基也曾在散文集《唐人街》中真实地记载了自己因拒绝“坦白”而被起诉入狱的历史。无数个华人“伍锦炎”、“黄运基”见证了那段可怕的历史，使“坦白运动”像之前的排华潮与华人“单身汉社会”一样，成为华人社区挥之不去的集体创伤记忆。
文学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全新概念。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不再是惟一、客观、本质性地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文本，同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而“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探究其实的文本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含义和社会的、物质性的内容”。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的历史只能从各种各样的文本中甄别寻觅。在后现代小说中，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界限模糊难辨，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小说中虚构的事件和人物混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