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历史学家史蒂文·卡茨在《历史语境中的犹太大屠杀》一书中，援引史料力图证明，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制定并实施过灭绝一个种族所有人的政策，也没有任何一场屠杀的人数达到六百万。另一证明是，欧洲人几千年来对犹太人非理性的憎恨，在纳粹德国达到了最高潮，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犹太大屠杀独一无二。其实在这背后，有个很现实的目标：即“道德资本”，或者说，它让犹太人对其他民族或国家有索偿的权利。因为，犹太民族几乎曾被灭绝，它的生存权比其他民族更加紧迫。吊诡的是，犹太知识界在某些场合强调屠犹的独特性，却在另一些场合，强调它的普遍意义，即对世界人民都有警示意义。因为他们有个辩证法，即屠犹的普世性恰恰源于它的独特性。其涵义是几千年失去家园、四处离散的经验，早已酝酿出一种独特的犹太意识——寄希望于超民族/国家道德乌托邦的救赎。这种“弥赛亚”式的情结，曾以各种形式、借一次次历史机缘，渗透到世界不同文明之中。“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到来，各种观念、主义、思潮被去政治化漂洗，“弥赛亚”又不失时机地加盟人权斗争的麾下：人权大于主权，普遍人性拯救国家暴政下的百姓。其逻辑是，先预设一个无差别的、普世的人性基础，再许诺一个未来西方的救赎，可以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统统吸引到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框架里。人权战士用火与剑呵护着犹太大屠杀的神圣地位，在不丧失犹太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屠犹给世界人道主义提供着丰厚的文化营养。
好莱坞梦幻工厂也为世界观众编制着人道主义的白日梦，他们打造着“大屠杀工业”，营建着“奥斯维辛主题公园”。当各国观众一起欣赏斯皮尔伯格演绎的大屠杀（《辛德勒的名单》）时，屠犹不再是1940年代欧洲发生的具体历史或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群惨遭屠戮，而是人类曾经历的共同苦难，以及对邪恶暴政的一致控诉。在这个国际传媒充斥的世界里，时间、历史和记忆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电影和电视的消费者，不再通过对共同地域或亲缘祖先与过去发生联系，而可以与从未谋面的人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甚至可以获得与自己没有地理或血缘关联的历史记忆。“辛德勒的犹太人”被斯皮尔伯格抽象为一个概念性的“受害者”，一方面犹太人的民族和政治身份被淡化了；另一方面，煽情的好莱坞经典叙事，又把黑暗的毁灭史转化成人性拯救的故事。受难者变成幸存者，结局自然是好莱坞式的“大团圆”。辛德勒作为人性英雄，长眠于耶路撒冷。“辛德勒的犹太人”也永远不忘感恩戴德，带着在自由世界里享受着民主和人权的子孙后代，来凭吊这位博爱的义人。
《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南京》一起，加入了国际人权的大合唱。影片安排主人公角川反思战争，并一厢情愿地自杀谢罪，塑造出一个苍白、抽象的道德说教形象。从他身上，恰恰透视出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民族，将希冀和憧憬投射到外在世界——走向世界，同时幻想用说教感化自己敬畏的强者。这暗合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对羸弱的中国人所做的脸谱化描绘。格里菲斯在1919年曾拍摄一部默片《凋谢的花朵或黄种人与女孩》。主人公是位鸦片瘾君子——中国人程宦，雄心勃勃出洋游历，希望藉中国的道统拯救英国人于杀伐蛮劣。结果只懂得拳头下出真理的英夷，给他一顿胖揍，从此他一蹶不振。
虽然在今年，南京大屠杀前所未有地进入到公共领域，成为国内舆论的焦点，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是国际化和商业化的目标，不应该以牺牲叙述主体为代价，中国人的记忆，无法简单嫁接到屠犹话语的人性谱系之中。它需要更深刻地思考和更有勇气地反思，才能挖掘出其独特的生命力量，影响整个人类对现代性困境的思考。南京大屠杀也有普遍与特殊两个维度，只有在两者间不断地辩证和变化之中，历史叙述才能继续生长、充满活力，在新的语境下创造出新意义。这里借用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引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就只好被别人表述。”
对东方同伴的关注——新中国60年来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
仲跻昆
阿拉伯文学源远流长：在被称作阿拉伯世界的土地上，产生过人类最早的史诗——远比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早好几个世纪的《吉尔加美什》，产生过神奇的《亡灵书》。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悬诗》《一千零一夜》等作品举世闻名；而近现代的阿拉伯文学则与世界文学同步，诸如纪伯伦、纳吉布·马哈福兹等作家不仅是阿拉伯文坛的明星，也是世界文学的巨匠。
回顾历史，我国长期以来因受“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仅对东方文学的译介、研究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译介、研究；即使在东方文学中，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也无法与日本、印度文学的译介相比。关于阿拉伯文学译作，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不多。阿拉伯文翻译工作虽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那时只是某些穆斯林学者出于宗教目的翻译了《古兰经》部分章节和蒲绥里的《天方诗经》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断故事，那是部分学者在20世纪初从英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茅盾先生1923年从英文转译的纪伯伦的几篇散文诗，冰心先生于1932年译的纪伯伦的《先知》（原著为英文），是我国对近现代阿拉伯文学最早的介绍。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我国也出现了译介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高潮，翻译出版了《埃及短篇小说集》《黎巴嫩短篇小说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约旦和平战士诗歌选》《流亡诗集》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但这些译作多半是从俄文转译的，直接译自阿拉伯文的则是凤毛麟角，所能见的仅有纳训先生所译《一千零一夜》、林兴华先生所译《卡里来与笛木乃》等作品。
80年代初，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译介和研究在中国的新兴，其中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据初步统计，迄今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已约有200多种，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及作品，如《一千零一夜》各种全译和选译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米尔玛拉公寓》《新开罗》《梅达格胡同》《自传的回声》等20余部作品，纪伯伦全集、阿多尼斯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等都已经被翻译出版。译介的作品还包括跨越古代与当代的各类阿拉伯文学选集，如《阿拉伯古代诗文选》《阿拉伯古代诗歌选》《阿拉伯现代诗选》《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之阿拉伯卷》《阿拉伯国家经典散文》，以“四分之一个丈夫”为题名的《阿拉伯女作家作品选》。在地域上，译介作品涵盖了阿拉伯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创作，如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台木尔短篇小说选》；叙利亚汉纳·米奈的《蓝灯》、阿卜杜勒·凯利姆·纳绥夫的《追寻太阳之路》；巴勒斯坦格桑·卡纳法尼的《阳光下的人们》《重返海法》，哈桑·哈米德的《女儿桥》；苏丹塔伊布·萨里赫的《向北方迁徙的季节》；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的《南风》；利比亚艾·伊·法格海的《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三部曲、易卜拉欣·库尼的《拜火教》；突尼斯沙比的诗选《生命之歌》；沙特阿拉伯的加齐·阿卜杜·拉赫曼·谷绥比的《花花公子》、赛义德·萨拉哈的《沙漠——我的天堂》；科威特的莱伊拉·奥斯曼的《沃斯米娅跃出大海》、苏阿德·萨巴赫的诗集《本来就是女性》；伊拉克的福阿德·提克里利的《遥远的归途》；摩洛哥穆罕默德·舒克里的《光面包》等。
1946年，阿拉伯语教学进入我国高等院校课堂，从而结束了其只限于在回民经堂里教学的状况；但直至80年代，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的高等院校中还没有阿拉伯文学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的院校都相继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及相关课程，在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1982年举办了首届全国东方文学讲习班；1983年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会”，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83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以“阿拉伯文学的今昔”为主题的第一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并开始筹备成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议收到冰心先生的来信，信中说：“我希望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多多翻译一些阿拉伯的文学名著，因为我感到我们东方人更能欣赏东方人的作品。”这使与会者深受鼓舞。1987年第二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这支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既有专业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高等院校的师生，也有工作在社会不同岗位上的同行；既有通过阿拉伯原文进行研究的，也有通过译文或借助其它文字进行研究的。
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一系列不同规模的年会、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纪念活动等，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及其创作报告会”、“阿拉伯文学与世界——继承与创新研讨会”“世纪之交的阿拉伯文学研讨会”等。研究会还积极组织与阿拉伯国家作家代表的见面与座谈，诗人阿多尼斯以及叙利亚、埃及、突尼斯、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巴勒斯坦等国作家在访华期间，都曾与中国作家和阿拉伯文学研究者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交流。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和研究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亚非文学”的文学史或类书、辞典中，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已不再是空白与点缀，而是占有相当大比重。《东方现代文学史》（1994年）和《东方文学史》（1995年）对阿拉伯的古代文学和近现代文学都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重要流派及代表作家都有专题论述。《阿拉伯现代文学史》（2004年）更是在空间方面涵盖了阿拉伯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在时间方面涵盖了通常所说的近代、现代与当代。目前，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还没有对近20个阿拉伯国家的现代文学既有总体论述，又分国别论述；时间跨度这样大、资料这样鲜活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此外，近几年有关阿拉伯文学专著的陆续出版问世，也表明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些研究涉及古今重要的文学流派、作家、诗人、作品，以及阿拉伯文学与世界他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比较等。其中对作品《一千零一夜》、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纪伯伦的研究尤为集中。不仅如此，阿拉伯文学研究学者还多次应邀参加阿拉伯国家举行的阿拉伯文学、文化、翻译研讨会和诗歌节等，使得我们的影响、身影、声音传到国外。
回顾阿拉伯文学在新中国60年的历程，我们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清醒地看到，“阿拉伯文学”这一宝藏仍需采掘，这块沃土仍需耕耘。阿拉伯作协曾评出105部20世纪最佳中长篇小说，我国至今只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四分之一，许多古典名著还需要我们去译介研究，文学译介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待提高，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也需要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所加强。阿拉伯文学译介工作面临着研究者队伍稚嫩、“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出版方面制约等困难，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深入推广仍需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深信，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经过有志人士的努力，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研究的园地必将更加繁花似锦，春色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