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年打雷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面对红果，年传亮也就把男人无耻贪婪的本性放开了。
六号台风刮了两天三夜，年传亮在宾馆里窝了两天三夜。
台风是一只暴戾残忍的怪兽，从北太平洋海面生成之后，一路掀天揭地进入日本海，在日本海肆虐猖獗一通之后又进入黄海，把东沧一带变成了游乐场：掀翻渔船、摧毁堤岸、揭去屋顶、拔折大树，把数不尽的建筑物和生物抛向天空、按入水底……台风没有引起年传亮的注意，一是因为滨海临洋，每年差不多总要跟台风打几天交道；二是与台风相比，还有更大的事儿等待他去谋划和拍板。
企业改制，不少国营集体企业眨眨眼成了某些人的私有财产，让年传亮很是气愤不过。“这他妈不跟抢银行一样了吗？老天爷有眼，不天打五雷轰才怪啦！”然而改制照样进行，尤其是智新和晨玉的一个“私营企业股份制改造”，竟然把吴有奇那伙人也给拢住了；而抗癌新药“蜂鸟”引回，又把泰明变成了一个由卓家控股的大公司。仅此一举，企业规模扩大六倍，成了大市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不说，那个人模狗样的卓守则也成了改制的先进典型。
“行了，共产党这一套我算是看透了！他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又捞钱又当典型，咱们凭什么干坐着看热闹啊？咱们也改，也往腰包里装啊！”年传亮对老五哥和大路说。但海牛岛的企业那么多，村里和总公司的大权又在自己手里，拿不出个合适的办法是不行的。两天三夜谋划的结果是一套改制方案形成了。“开会！先把厂长经理以上的干部找来，接下开职工大会！一个礼拜以内要保证见出成果来！”年传亮说。
“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给上边报一报？”老五哥提醒说。
“报个屁！你理那些东西呢！”年传亮对展重阳、谢清耿耿于怀，既不想让他们插手也不想让他们捞到什么好处。
“那要是搞了他们不承认呢？”大路也不无忧虑。
“他们？他们算个鸟儿！”年传亮说：“这点事儿你们也看不透？咱们这个方案是既改了制，又没把村和总公司的利益丢了，他们知道了不来抢功，我把眼珠子都抠出来！”
转让从渔船开始，三十几对四百马力的大渔船、十几对二百七十马力的中等渔船，年传亮一点心思没动。但与渔船有关的企业年传亮就不客气了。冷藏厂三个，他点了两个；加油站四个，他点了三个。鱼粉厂、网绳厂、船厂，外加宾馆、望海楼酒店一个也没落下。码头上供水、供油、供冰的一条龙，他也划到了自己名下。这样齐齐整整十一个单位，一律是年传亮打头、占百分之三十五的大股，原先的厂长经理是合伙人和具体经营者，占百分之十五的中股，余下的分到中层和一般职工。那些厂长经理原本存的都是自己当老板、拿大股的念头，面对年传亮的决定，也只得乖乖地捧出了一脸甜笑。
“老板，这一次你不单是村里和总公司里的大老板还是俺们的小老板，俺们可全靠跟着你沾光了！”
“放心！”年传亮慷慨得很也豪爽得很，“咱们这会儿是一根金线串起的糖葫芦，有我甜的就有你们甜的。亏不了你们！”
在一片喝彩和祝贺声中，年传亮忽然说：“哎，黄河入海口那三千亩地还没主儿呢！怎么着，你们谁有胆量接过去？”
黄河入海口的三千亩土地这些厂长经理们只是听说，连见也没见过，更加人生地不熟和中间隔着几百公里，是绝对没有人敢于把心思向那儿转一转的。
“老板，这个事儿我敢说，除了你就是白给，海牛岛也没有一个敢接的人！”一位厂长说。
“这话说到家了！你要是不接怕是就得扔了！”又一个经理说。
年传亮说：“这倒也是啊。行，接就接了，再怎么说那也是三千亩，丢了怪可惜了的！”
眼看大局已定，年传亮忽然想起让大路写了一个“内部情况”，给镇上和市里送去了。送去不几天，市里镇上果然来了人，对企业改制的经验进行了一番总结提高。接下就要组织报告团到全市巡回宣讲。年传亮骂一声：“扯他妈的狗屁蛋！”把通知向老五哥面前一扔，带上大路直奔北京，参加起那本由两位名作家写的《中国有个海牛岛》的出版座谈会去了。
座谈会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中国有个海牛岛》出版后，年传亮心想人一辈子真正得意的时候不就是那么几次吗，自己混到今天，也该得意得意了；就按照两位名作家的建议，另外拨去十万块钱，让安排一个像模像样的座谈会。为了真正能够体现出“得意”的样子，进了北京后，他花了八千块钱买了一套皮尔卡丹，花了三千块钱买了一双老人头，又花了四千块钱买了一件迪柯尼和一条金利来。送出的请柬不下二百份，每份请柬后面带着五百元审读费，副部长以上的另外赠送一套价值一千五百元的保健器材。那果然引起了重视，单是到会的就有一百多人。大干部也来了，穿着一身浅黄色休闲服，戴着一顶浅褐色绒线帽，见了年传亮一个劲儿地祝贺夸奖，会上的发言也跟火团儿似的，让年传亮生出一种光芒四放、光彩夺目的感觉来了。
饭是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吃的，席间还格外点了几种连大干部也难得吃上的外国名菜，整个座谈会也就高潮迭起、热浪滚滚。
吃饭中间，一名大报记者对年传亮进行了专题采访。说到企业改制的成果时，记者问：“年总能告诉我，这一次落到你个人名下的企业有几个吗？”
年传亮说：“不能说是我个人名下，只能说是以我为主和我控股的企业。”
记者说：“这样说也行。那么以你为主和你控股的企业有几个呢？”
年传亮说：“算是十一个吧。”
“包括那三千亩土地吗？”
“那倒不。土地也是企业——农场嘛。就算是十二个吧。”
“这十二个企业总资产有多少呢？”
年传亮说：“这我说不好，不过估摸着少不下几百万。”
“不是几百万，是几千万吧？”
年传亮说：“那就得看怎么算了。”
记者说：“怎么算，你个人的财富也不会少于几百万吧？”
年传亮觉出有点不对头，说：“你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记者说：“我只是想知道这次改制为我们的企业家创造了多大财富。”
年传亮说：“你不会是想上报纸吧？要是上报纸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记者说：“年总放心，我不过是想了解点真实情况。”
年传亮说：“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有机会你到东沧咱们再细说。我可还没敬你酒呢！”
他起身要走，记者说：“年总，我有个感觉说给你听听行吧？”
年传亮说：“什么感觉，你说。”
记者说：“我觉得你现在至少有三种身份。一种，你是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第二种，你是个大地主；第三种，你是个大资本家。我没说错吧？”
说第一种身份时年传亮眼睛也没眨一眨。说第二种身份时年传亮心头一跳，眼珠打了一个回旋。等到第三种身份出来，年传亮看着记者带着挑衅的目光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可笑过把手向空中一摆，说：“不争论！不争论！”便径自回到酒桌那边，给大干部等人敬起了酒。
采访转眼被忘到脑后。晚上躺在北京饭店的大套房里，享受着过去只有外国大享和高级政要才享受得到的服务，记者的话又浮现到耳边。记者显然带着某种情绪，话却是一针见血的。三种身份，的确是三种身份，的确既是共产党的书记又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卓立群当年只有两个厂子三个商店一个当铺，外加五百多亩土地一百多号雇员；而自己名下如今是十二家企业、三千亩土地、两千五百多号职工。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一个当年的独立营营长的儿子，变成了一个让卓立群也相形见绌的新型的大地主大资本家！
他想起那年父亲一边用棍子砸着刚刚建起的小中国楼，一边咬牙切齿骂的话来：“叫你当地主资本家！”“叫你住小楼！”“叫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叫你把老子的话当放屁！”“叫你哪一天尝尝铁花生米的滋味儿……”那话够狠、够吓人的，可年传亮想着，反倒笑出了声儿。
渐渐暗下来的夜灯和催眠曲似的背景音乐，把年传亮愈来愈深地拉进梦幻的境地。“不争论”，依依稀稀中他想起了那句名言。那真是太妙了，太妙了……
北京座谈会的另一个成果是相隔半月之后，大干部带着秘书和刚满七岁的外孙女妙妙回到海牛岛，回到小时候一起捉蝈蝈、刺尿窝的伙伴们中间。
小伙伴已经成了老伙伴。老伙伴也还是伙伴。大干部听了不少原本听不到的话，看了不少原本看不见的事儿，随着心思地玩过几天乐过几天之后，那天年传亮闲下了才摆下一桌便宴，与他聊起天来。
“怎么样，这一次比你上一次视察的时候有点新感受吧？”年传亮一边向大干部面前分着凉拌海参一边问。
“那能一样吗？上一次屁股后边跟着两汽车人，人家叫我看什么我就得看什么，人家希望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这一次谁管我？你就是叫人家管人家也管不过来了。”大干部发着感慨。
“这才好呢。上一次我可是连留你吃饭的话也没说，这么大的海参就更不用想了！这就叫在台上有在台上的坏处，下了台也有下了台的好处！吃，今天管够，你没见伙房里那一大盆子吗！”
妙妙赶紧证明说：“爷爷，我看见了，是好大好大一盆子！”
“到底是妙妙眼灵。”年传亮向妙妙面前分过几勺，又问：“村里呢，比上一次来有点变化没有？”
“变化能没有吗！”大干部说，“不过你知道这一次群众说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年传亮说：“什么？”
“老板多，资本家地主多！”大干部一字一顿地说。“过去海牛岛里里外外加起来也只有卓立群和我大伯那几个人，现在好，凡是有点能耐地位的全成了老板和资本家！你说说这算是怎么回事儿吧！”
年传亮说：“你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妙妙说：“爷爷，那资本家地主是好人还是坏人哪？”
大干部说：“这你爷爷可说不好。过去说是坏人，现在你这几位叔叔伯伯都是资本家地主，你说好还是不好吧？”
妙妙看看年传亮又看看陪在一边的鞠也凡和大路，说：“呀，那以后电视上就不能说打倒地主资本家了吧？”
年传亮说：“这可是两码事。过去的资本家地主靠的是剥削，今天伯伯和你这两个叔叔靠的可是劳动致富。这样的地主资本家是越多越好才对。”
宴会厅里的电视开了，妙妙的目光被转移到屏幕上。
大干部说：“你这么说也对也不对。过去的地主资本家靠的都是剥削，没有人家的劳动、知识和发明在里面？今天你们这些人靠的就全是劳动，没有非法和剥夺的成份？你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吧！”
年传亮说：“你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哪朝哪代总有倒的败的也总有兴的发的，咱这一朝就轮到咱这伙人发了呗。要不革命干什么？革命不就是为了翻身？那翻身里就没有发财的意思？”
这些纯粹理论性的问题，年传亮原本想得很少，企业改制后，特别是听北京那位记者点明三种身份后不仅想了不少，还确乎想出了不少理由和根据。
大干部说：“你这么说我相信。有人说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资本家，说明中国的革命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么说怕是不行。中国的革命当时对的是军阀和日本鬼子、国民党三大家族，能说不对吗！打倒地主资本家现在看可能有问题，可那时候不那么做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军阀和日本鬼子、三大家族就打不倒嘛！可有一条，革命的目的是发展，是国富民强和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可是一直又折腾了二十多年，差一点把那点本钱给折腾光了。”
“好！你这么说好！到底还是当过大领导的眼光高！”年传亮由衷地说，“那些话我也听说了，还真是琢磨不透。你这么一说我算是明白了：革命是革命发展是发展；革命的时候该打倒的就得打倒，发展的时候该鼓励的就得鼓励！好！就为你这几句话，这一杯我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