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来被人视为扼腕之事。天不假年,英才早凋,更是令人神伤不已。杨修嵇康,王勃李贺,济慈雪莱,一个个生如夏花,转瞬即逝。正应了清初烈士夏完淳那一句:“千古文章未尽才”。
然而,假如天许其年,而“千古文章”亦“未尽才”,岂不更为可惜?!钱锺书点评西南联大外语系诸师,曾云“陈福田太笨,叶公超太懒”。“太懒”的叶公超生于1904年,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叔父叶公绰乃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大藏书家,可以说尽得渊源家学。叶先生中学时即远涉重洋,辗转于美、英、法,1926年回国即执掌北大英文教席,加入新月派,旋即成名,意气风发,享有“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之美誉。在英美文学、新诗、散文和翻译等领域都有精湛研究。尽管先生生性疏懒,名士气重,惜墨如金,但在清华执教的六年间,在教学编书之余,依旧写下了不少极有分量的文章。后来抗战爆发,叶先生辗转于长沙、昆明,先后担任北大、西南联大的外语系系主任。1940年,一代名士,弃教进入外交界,“侯门一去深似海,从此‘叶’郎是路人”。在政界摸爬滚打了四十余载,才明白此半生“营营”,“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也难怪今日修读英文专业的学生几乎都不知其名。
如果说叶先生是因为误入仕途而未尽其才,那么钱锺书和沈从文却是因为那难以逆料的政治风波,在人生的中道来了个决裂。尽管钱氏在《宋诗选注》和毛著翻译中都有大功,尽管沈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能成一家之言,但万丈高楼,从头做起,所费之时日,假使能用之于其学术主道,不知精进多少千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很多火花,在“围城”和“湘西”的背后,消失于暗黑的天际。
夏志清在悼念陈士骧的时候想起了他过世的胞兄——夏济安,并有感而发地写道: 他们“都是研究文学的人,读了一肚子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和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见解相比起来,数量上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的确,无论在大陆、港台,还是在欧美,夏济安、陈士骧那样涉猎古今中外文学之通人,今日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他们的学问薪尽而火传有限。我们在感叹“千古文章未尽才”之余,也许还会揣摩,他们莫非也遇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大师阿克顿勋爵的难题——“因为博学而难以写作”?
怀兄叹友的夏志清其实也是在感伤自己:“今天元旦,有位主编从台北打电话同我拜年,同时不忘催稿。拿出旧稿重读一遍,觉得这次圣诞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没有时间作研究、写文章。自珍即要6岁了,比起两年前,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天她日里睡,晚上起来,喂饱后,就要我驮她,一次一次驮着下楼梯到底楼门廊空地去玩。她骑在我的肩上,非常开心,只苦了我,多少该做的事,永远推动不了。驮她时当然不能戴眼镜。昨夜大除夕,美国人守岁,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门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跤,亏得小孩未受惊吓。二人摔跤,我左掌最先着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亏得骨头未断,否则大除夕还得到医院急诊室去照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来愈差,抚摩着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这番自白读来的确令人心酸。自珍是夏志清先生的爱女,自幼身体不够健全,日夜颠倒,需要小心照拂。一方面是学问的催逼,一方面是爱女之心切,两相夹击之下,竟然如傅雷自嘲的那样,成了一只夹在“墙洞里的小老鼠”。
博士毕业经年,昔日同窗纷纷“绿叶成阴子满枝”,电话告知时,既有初为人父人母的欣喜,也有对将来学问之隐忧。在今日国内高校,纷纷祭起改革大旗、高举评估铡刀之际,学术环境本来就堪虞,如今又多了份为人父母之责任,也就不难体谅夏志清无奈的心情。
人生譬如朝露!露重又飞难进。多少“千古文章未尽才”,都付与,莺和燕。
都是博学惹的祸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了。留下这句话的阿克顿勋爵应该为他寂寞的人生感到欣慰了。
1834年,阿克顿出生于那不勒斯。其父系祖先世袭男爵,尤其是祖父曾经做过那不勒斯的首相,也曾是巴勒莫恐怖统治的头目,聚敛了不少财富。正是由于有过这一不光彩的历史,阿克顿拒绝继承这笔意大利的财富。相比之下,阿克顿的母系祖先达尔伯格家族更为可敬。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家族的历史与帝国的历史互相交织,共享荣辱沉浮。后来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投靠法国,成为法国受封贵族。阿克顿幼年丧父。母亲再嫁,阿克顿因此获得又一显赫的姓氏: 利弗森勋爵。利弗森家族在英国政界人脉深厚。阿克顿的继父就曾经做过自由党内阁的外交大臣。
阿克顿的血缘里面就注定了世界主义的自由情怀。这已经不再是信条与修养的问题,而是成了生命的本能。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法国的巴黎和英国伦敦的家族豪宅之中度过。他几乎能够用同样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交谈和写作。后来,为了和家人方便地交流,他要在餐桌上使用几种语言:“用英语与孩子交谈,用德语和出身于巴伐利亚的妻子交谈,用法语和弟媳交谈,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
阿克顿的教育也是典型的贵族教育。他辗转于意、法、英、德,遍访名师。据说,他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书。他饱览史学、哲学、文学和神学,开始藏书,后来达到极为可观的地步,现在这批书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北侧书库。苦读之余,他还陪同政要访问过美国和俄罗斯。他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任何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仅生为社会中贵族阶层的一员,而且很早就在知识、宗教和政治精英中间获得类似地位。这样的教育背景使他“最大限度地超越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似乎根深蒂固的岛民心态和狭隘意识”。
然而,阿克顿的政治生涯却很失败。1859年,在格兰维尔勋爵的帮助下,他才勉强获得一个爱尔兰自治市的议席,可该市的选民对他十分冷淡;1865年,他终于获得一个英国自治市的议席,可任职不足半年。1869年,在格莱斯通的举荐之下,他受封为男爵,成为贵族院成员,然后赋闲在家。1873年,他曾经认真考虑担任驻德大使,后来放弃。
阿克顿政坛的失意倒成全了他学者的声名: 1873年,慕尼黑大学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他被选举为慕尼黑皇家研究院的院士;1888年,他接受剑桥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次年又接受了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他当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名誉研究员。
尽管阿克顿在1878—1885年间没有发表一个字,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声明却在古怪地增长。1892年,阿克顿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卫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奇特的官职。也许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遍览王室的藏书和宫廷文献。1895年,首相罗斯伯里推荐他填补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一职的空缺。这一任命让公众和剑桥都很意外,因为当初正是剑桥拒绝了阿克顿的求学。
阿克顿在剑桥的讲座引起了纷争。有人说其“思维混乱”、“胡言乱语”,充斥了“自负的奇谈怪论”。有人认为其观点简明、义理丰富、辞章华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阿克顿在剑桥最大的贡献就是策划和编辑了《剑桥近代史》。这项工作起始于1896年,直到1902年阿克顿辞世,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无论其毁誉,都可视为奇迹。
西方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的“牺牲品”,工业主义不停地逼迫人们发掘新资料并相信劳动分工,其窒息性影响使一个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一名才华虚掷的编年史编辑。
才华虚掷!这也可能是阿克顿本人自己的感受。1902年他辞世的时候,他的名字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知。尽管他是那个时代最博学之士、剑桥大学史学教授、《剑桥近代史》的主编,但相对于毕生的宏大抱负,他感觉自己“一生碌碌无为”。
阿克顿真正的远大抱负是写出完善的《自由史论》。为此,“数百册笔记、精心收集的手稿以及他的藏书中上千卷批注过的书籍,都证明了他倾注于这项工作的关切、奉献和想象”。然而,他最终没有完成。后人认为这是“不解之谜”: 阿克顿“并不是被大量事实所吓倒,以致不能做出判断的学者;相反,他既善于组织,也善于判断”。也许,他是因为“博学而无法写作”,因为“资料不完备他不会动笔,然而对他而言,资料总是不完备”。
阿克顿给我们留下的虽然是“断简残编”,但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洞察这位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历史裁判者的思想精髓。那就是自由与道德。“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了一个真理: 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
校园里有没有仰望星空的苏格拉底
生不逢时。80年代末的某个夏夜,一大帮风华正茂的学子,聚集在首都的某广场上,集体仰望星空。那一夜,没有沙尘暴,天空明净,群星璀璨。可惜,一阵“天国的阴风”带走了他们的“安娜贝尔·李”。
仰望星空是危险的。这是那代青年的认识。当然受教训的不只是他们,还有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弟妹,更有他们的孩子。于是,这片土地上,仰望星空的人逐渐寥落。
我算那代青年最接近的老弟。虽然没有跟他们一起仰望星空。但仰望星空的事情,我是干过的;仰望星空的后果,虽然没有他们体验得那么深刻,可我也是有体验的。
犹记得小时候,课本中有篇文章,就是讲“数星星的孩子”。孩子长大了,成了天文学家。我不知道语文课程改革之后,这篇文章还在不在?反正,我那时候,读完这一课,激动得睡不着觉。原来,梦想,居然可以通过仰望天空来实现。半夜时分,终于熬不住,偷偷叫醒隔壁的王小二,那个跟我一起穿开裆裤放牛的小朋友,跑出门,在院子里仰望星空。但我意志不够坚定,望了一会儿,抵抗不住缠绵的睡意,便鼾然入了梦乡。王小二做事比我认真,他望得入了迷,最后把脖子给“崴”了。第二天,他爸爸打了两耳光,才把他的脖子打回原位。我觉得挺对不起他。可他说,没有什么,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真的看见了“天国”。
王小二居然看见了“天国”,我羡慕了很久。但我更忘不了他爸爸那两记响亮的耳光,所以没敢造次。就这样,在那两记闪亮的耳光中,我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仰望星空的毛病又突发。但这次不是为了看“天国”,我知道那很遥远,我是想看流星。据说,看见流星,找到那块陨石,就找到了爱情。
流星偶尔看见,陨石却没有找到,但爱情还是来到了身边。可我找到的“野蛮女友”,最反对我仰望星空。她很有道理,因为污染严重,星空已经不是儿时的星空。我好几次,星星没有看见,倒是踩了几堆狗屎,跌了几跤,教训深刻。
仰望星空是危险。这其实是苏格拉底给我们的教训,可惜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曾经将他心目中的城邦比成是一艘船。他心目中的船长、舵手自然是“哲人王”了,那个看上去老朽、弱不禁风,但人生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的人才是真正的“仰望星空者”(stargazer)。只有在他的掌舵下,这艘船只才能驶向“理想国”。可惜,船上的人为了争权夺利,人人自以为找到了航向,自以为有能力,都要争着抓住舵,更要把“仰望星空者”抛入海中,说这个仰望星空者百无一用、胡思乱想。
苏格拉底将仰望星空的独家权利赋予了哲人,其他那些仰望星空的人都是瞎来。就如,数星星的孩子张衡,跟我和王小二绝对不一样。但是,仰望星空的不只是哲人,还有诗人。“夜色如此温柔”的济慈、“我欲乘风归去”的苏轼,自然都是苏格拉底要驱逐出理想国的人物。因为他们是模仿的模仿,与真实相差了两个档次。对“城邦”的运转非但无所助益,相反却惑人耳目。
诗与哲学之争,纠缠了两千来年。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这对冤家对头倒要携起手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苏格拉底的故事中还有悲剧的成分,“仰望星空”的哲人最终被抛入了海中,没有了哲人的这艘船纯粹就是“愚人船”。发誓跟柏拉图过不去的诺瓦利斯写了一个跟苏格拉底相反的故事。把哲人驱逐出理想国的是诗人,诗人带着这艘“城邦之船”前行,到了海上,遇到了塞壬的歌声。诗人建议同伴用蜡烛将耳朵封住。可这帮家伙自以为是,将诗人抛下船,诗人最终被海豚救起,而这些船员却全体葬身海底。
仰望星空的哲人和诗人,如今,都被我们驱逐。取而代之,治理国事的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哲人在校园独自憔悴(借用冯象先生的说法是“校园里已经见不到翩翩起舞的苏格拉底”);诗人开始在大街上“裸”奔。
没有了哲人和诗人仰望的星空,这星空也是寂寞的。因为,理性经济人,是星空的敌人。按照韦伯的工具理性说法,仰望星空的确是浪费时间、也就浪费了金钱。星空美则美矣,当不得饭吃;更何况,星空,你想望,也望不见,因为“阴霾”密布。
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如今执掌权力牛耳之人都是“窃”居者。可惜他们没有“窃”传仰望星空的本事。原本,最应该“在其位”仰望星空的人,却“尸位素餐”,根本没有仰望星空。或者说,即使他们仰望的星空也不是这片土地的星空,那是美利坚的星空,或者是欧罗巴的星空。总之,他们在“伪”仰望星空。所以,有理由担心,当这艘“愚人船”遇险的时候,没有等我们将他们扔下水,这些“伪”仰望星空者早就持着护照或绿卡,改换身份去了大洋的彼岸。
刀和笔能刻出怎样的一段人生
还记得读大学时的某个春夜,站在师大逸夫楼三楼的文科阅览室读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之后的落寞感受。当然,杜拉斯最为人传诵的还是《情人》的开头:“我已经老了”。
某日,在办公室午休,和同事偶然谈起生活的感受。同事说,我在你这样的年纪,活蹦乱跳的,有使不完的劲。同事大我一轮,我看他气血充足、声如洪钟,很是羡慕。当时我只有苦笑摇头的份。
老了的标志是心如止水。把罗素那篇《人之变老》英文翻来覆去拿来考学生,但学生只做一次,我却要年年做。罗素将人生分成河流的三段,早岁激越、中年壮阔、晚年宁静。如今,我体验的是宁静,尽管宁静的背后波澜丛生。
我将三十岁起的人生定义为中年。董桥说,“中年是下午茶”。可我没有品出茶香。只觉得是一滴水,在阳光下慢慢蒸发。
白天在学校应卯;晚上归家,赖在沙发上,追电视连续剧。人到中年,就对其他中年人的人生感了兴趣。正好这段时间深圳卫视在播《缘分》,中年人的情感剧,也就连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