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学“以宗法为根据，忠孝为本原，立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体”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学生们痛恨专制，势必导致对儒学的鄙弃批判，“鉴于中国政治之弊，以为中国之政治，皆受孔教之影响也，而革教之问题以起”。他们指出：孔教在三方面对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一则区等级而判尊卑”，“一则薄事功而尚迂阔”，“一则重家族而轻国家”。警钟：《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萃新报》第4期。儒教的政略只有“趋逐劣种侵陵之法，无抵拒文明种人之策”，因此，必须“去其辅王室之积习，而改为国民参政之资格，国民自治之主义”，否则“无以对内而望国步之改良，亦无能对外而为独立自尊国民之望”《论中国普通教育之基础》，《苏报》1903年。3月10日。。他们进一步揭露孔教与皇权的关系道：“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是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并告诫人们不要被统治者尊孔子为“至圣”“那种放屁的话惑住”，号召国民“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君衍：《革命书——法古》，《童子世界》第31号。。以革命英雄观反对封建忠孝观。他们把孔子从神坛上赶下来，宣称只要是追求真理，“即孔子亦可背焉”《黄岩学界》，《苏报》1903年。6月17日。。众所周知，戊戌期间维新派在思想上以孔子为护身符，这种利用传统思想的外壳来宣传新型政治主张的做法，虽然减少了一些阻力，却给封建内核留下存身之地。学生们从正面展开对孔子的批判，并且深入到儒学的社会本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学生们对于经史辞章等旧学也表示轻蔑，认为“学必求其有用”，如果“终日咿唔，绞耗脑汁，以治博士家言”，则“转妨吾业”。这使卫道士们如丧考妣，惊呼：“经也，史也，词章也，中国数千年。学界之精华，毕萃于此，学者一旦顾轻蔑乃尔！”《读南皮尚书建置存古学堂札文》，《江西官报》乙巳第1期。为了开通下层，学生们还注重应用白话文，提倡“文言革命”，指出：“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若文言革命。”“以中国今日而论，文言革命一事，乃一最要关键。”《教育学会演说》，《文言报》第2号。直隶大学堂学生编写官话字母书数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基，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直隶学务处呈复核议官话字母请实力推行文并批》，《湖南官报》第842号。这些都有助于文学形式的变革。
提倡女权，兴办女学，在这时也蔚然成风。由原南菁学堂学生丁初我等人创办的《女子世界》，成为宣传女权的重要阵地。他们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倡言“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论》，《女子世界》第4期号召发起“女界革命军”，“脱男子的羁绊，复女界的权利”天醉生：《敬告一般女子》，《女子世界》第1期。。各地学生与开明人士一道，组织不缠足会，把解除束缚视为“光复故体”《放足纪念》，《女子世界》第11期。。他们说：“欲再造吾中国，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第1期。作为国民之母，妇女只有首先获得解放，具备国民资格，才能强健民心国魂。他们进而把家庭革命与政治革命相联系，指出：“今日非处专制压制下不必言革命，非处再重专制下更不必言女子家庭革命。”“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之压制而起，其原因同。”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论》，《女子世界》第4期。
在这些宣传的鼓动下，青年。女子踊跃入学。杭州、长沙女学堂均因报名人数大大超过招生数而增加名额。湖北女学堂原设保姆、师范两班，张之洞以“教育青年。妇女，易启背逆之端”《女学裁撤》，《女子世界》第3期。为由，下令裁撤师范。学生们另立公学，以相抵制。上海务本学校女生不少已年。近30，“有一个嘉兴学生，年。纪四十多了，领着女儿媳妇，也到上海读书”。常州女士张罗兰：《图书馆演说》，《女子世界》第3期。1905年。该校学生达155人。蒋维乔参观务本女校后，不禁赞道：“美哉！中国女权当于是兴起乎！”《鹪居日记》壬寅十月十一日（1902年。11月10日）。许多男生相约不娶缠足女子，并动员自己的妻子姊妹及亲属入学读书。
一些女生接受了民主思想，高唱：“爱国争悬三色旗，女儿岂肯让男儿。”广东女学堂几位十几岁的学生分别撰文论述“朝廷与国家之异”、“欲倡平等，先兴女学”、“侵人自由与放弃自由之罪”，精辟地指出：国家不是君主私产，“实吾民之公共产业”。“故一国之民，当有国家思想，当尽国民之责任。”《女子世界》第2期。女学生们自豪地说：“纳此二万万女子于文明之中，而使能操平等自由之权利，各竭才智以济国家之用，则同心御侮而列强无敢欺凌，激励全国之精神，庶一雪四万万同胞之耻辱，而挽此千钧一发之危局矣。”呼唤巾帼出英雄，“声名震于全球，共列传于万世”。《湘乡张淑芬女士自金陵致其妹书》，《游学译编》第2册。上海的爱国、务本、宗孟等校女生与男生一起集会演说，戎装操练，并组织拒俄同志女会。务本学生丁志先因国事忧愤成疾，“临终前大声呼曰：‘余无他系念，最不能忘者，国事耳。此生不能死国，我死实有憾。’”一片爱国赤诚，催人泪下。她曾作诗道：“世态离奇起大波，强邻四逼日操戈。纷开口岸客商集，互进轮帆异教多。旧政稍更徒粉饰，新机欲发早销磨。寸心但愿开民智，到处同听爱国歌。”《因花集》，《女子世界》第2期。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清政府的失望与谴责，呼吁民众亟起救国。1904年。春，拒俄同志女会改为慈航社，鼓吹排满革命。她们公开征集史料，为反清义士立传，欲将“二百六十年。来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者”，“集具事迹，编辑一书，名之曰《成仁录》，以表彰潜德，以阐发幽光，以默慰毅魄贞魂于天上”。入选者有唐才常、林圭、史坚如、贺金声、沈荩等数十人。该社还发布广告，悬重赏“访求侠客，实行暗杀”《女子义侠》，《女子世界》第4期。。并声明：“凡志士遭卖国误国诸贼陷害，有性命出入者”，该社可设法保护，“或送往外洋，或寄匿密友处，务使其脱离苦海，竟登彼岸而后已”。《警钟日报》1904年。4月18日、23日。该社取名慈航，显然是要普度众生脱离专制苦海。
学潮对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成长起来的。当然，他们的许多思想因素这时还只是刚刚发萌。学生们比较强调以民主反专制，但对于专制制度赖以存身的封建经济，则很少触及。一些人对自由的理解和使用，有着明显偏差，鼓吹“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钱瑞香：《论自由》，《童子世界》第10号。。就反专制而言，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即使对于反清革命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在爱国学社向中国教育会闹独立而导致分裂的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燃眉之急是救亡与变革，学生们对自然科学知识未予充分注意，“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钟观光：《〈科学世界〉祝词》，《科学世界》第1编。是比较普遍的偏向。加上大量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由日文转译而来，“其影响于吾国学界者，唯政论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亦唯喜政论而不喜科学”《政论与科学之关系》，《政艺通报》第23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破除迷信的效力。扫不清愚昧的迷雾，扳不倒天上的神权，就很难消除人们对尘世皇权的盲从。学生们的反孔言论不仅遭到封建阶级的攻击咒骂，而且受到保皇派崇儒宣传的干扰。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如章炳麟、刘师培、黄节、邓实等，也把儒学看成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1904年。冬，他们发刊《国粹学报》，想扭转青年。学生片面追求西学、厌弃国学的偏向，以保存国粹来延续和发扬民族精神，结果干扰了刚刚开始的儒学批判。这个时期提倡白话文，主要是从对下层民众的启蒙着眼，文学形式本身的改革还在其次。而女权运动也是从政治上提出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的要求，没有触及改变妇女经济地位低下的根本问题。所以，尽管它开风气之先，也仅仅是发萌。新文化运动中，首先从这时的学潮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新的高度上向专制主义和礼教观念发动全面猛攻，其规模与深度，都为学潮难与相埒。
当1902—1905年。的学潮还在兴起高涨之际，就已经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1903年。日本人田野桔次编写《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专列《学生界最近之运动》一章。同年。柳亚子撰写《中国灭亡小史》，也有一节为《学界风潮》。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风行一时的学潮，却仿佛被淡忘了。后来孙中山还提到“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辛亥革命》（一），第10页。的概况，至于详情，除南洋公学风潮尚为人们所记忆外，已日渐模糊。对这一时期国内学潮进行全面探讨，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欧美和日本学者中间，曾经有一种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不同看法，即认为在此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前靠华侨，后靠留学生，在国内缺少基础，其活动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国内政治运动主要由立宪派和地方士绅所鼓动领导；由于中国内部不具备发动一场近代革命的社会条件，1911—1912年。事件本身，不足以标名为革命。对此，除了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阐明外，学术界长期偏重华侨和留学生的活动，而把国内合法斗争完全归于立宪派，不能不说是导致认识偏差的客观原因。
1902—1905年。的国内学潮，展示了全然不同的景象。首先，学潮表明，早在20世纪初，国内就出现了一个政治主导倾向激进的学生群，他们要求推翻专制皇权，建立民主共和，以挽救亡国灭种危机。留学生在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特别是促进同盟会活动方面居功至伟。不过，第一，许多留学生的革命思想发端甚至形成于国内。第二，留学生的革命宣传能够引起国内的广泛反响，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具有接受的基因和媒介。国内外学生的革命化进程互为动力，时间上也同时并进。辛亥之际，国内学生群达300万之众，成为革命派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内部社会条件，不是简单地从外部搬进中国，而是国内因素生长与外部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由士子童生转化而来的学生，本已具有抗争不驯的性格，外部影响则使之增强并形成政治导向。学潮的锋芒一开始就指向专制制度，学生们从反抗校方专制上升到反对君主专制。这说明，尽管西方政治学说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中国共和革命绝不是西方政治变革的机械模仿和革命力量的直接输入。中国接受消化外部影响，使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冲突不断强化，最终导致共和与专制的决战。
再次，学潮揭示了辛亥时期，特别是1905年。以后的一种复杂历史现象，即参加国内和平斗争的各种势力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不能笼统称之为立宪派。学生作为国内合法斗争的激进力量，其政治倾向本质上符合革命派的宗旨。他们参加爱国救亡和民主运动，是为了打击清王朝，争取合法权利，履行国民义务，拯救民族危机，而不是追随立宪派的旗帜。他们的行动与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紧密配合，与海外革命力量遥相呼应，只有打击专制的进步意义，没有抵制革命的消极意向。只看到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活动，或仅仅以国内同盟会员的人数及其对新军会党士绅商人的影响来估量革命派的社会基础，而把国内一大批赞同支持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的民众划到立宪派一边，不符合历史实际。学潮表明，学生不仅客观上是革命派的基础，主观上也倾向接受拥护革命纲领。因此，他们不断投身革命运动，武昌枪声一响，又由衷地欢呼和踊跃参加起义。对于他们，不是从立宪转向革命，更不是投机革命。立宪派在唤起组织群众，领导国内合法斗争方面有功可居，但多少怀有对革命的恐惧心理和抵制意向，不能全面反映和代表参加合法斗争的广大民众的意愿，更不能左右其政治动向。不仅如此，当革命高涨之际，一方面由于形势逼迫和革命派斗争的激励，一方面受到内部激进力量的推动，一些立宪派人士转向革命，另一些则被迫拥护共和。学生参加合法斗争，不仅没有被动地为立宪派所颐指，而且影响带动了群众，迫使立宪派跟着他们走，使合法斗争成为武装革命的辅助战线，促成压倒一切的共和呼声。因此，非但不能笼统说立宪派担负辛亥革命的领导权，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革命派领导武装斗争、立宪派领导合法斗争的双重领导。
当然，激烈的反满情绪不等于明确的革命宗旨。随着清廷允行预备立宪及学生群急剧膨胀下成分日趋混杂，其政治倾向更加复杂多样。这种以整体扩大为前提的缓和降调，乃是发展过渡的伴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