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更使学界先锋们意识到不能孤军作战，必须唤起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共同斗争，自觉勇敢地担负起“向导国民”和“社会准的”的历史重任。他们不仅深入城乡，用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鼓动民众，而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由学生办起，而后遍及各色人”《冀州学堂同人敬告冀属同志禁用美货抵制美人待遇华人之虐政公启》，《大公报》1905年。7月6日。。他们的行动及其社会反响，引起进步人士的高度重视，认为斗争成败，“要皆仰赖我爱国爱乡之学界诸君登高一呼，为各界倡”《江西铁路公司续开股东会记事》，《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3月6日。。“等而上之，由学生而教员而职员，推而广之，由学界而商界而农界而工界。”《敬告苏浙人士劝入路股书》，《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保路运动中，学界不仅率先提出工农商学联合罢课、罢市、罢业、罢耕的四罢主张，而且很快付诸实践，以激励商界和广大市民。在省城的斗争受到压制后，他们又纷纷转向府州县各城镇乡村，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号召罢市抗租抗税。学生与城乡民众的结合，被当局视为“大可虑”三事中最头痛者。《湘省风潮种种》，《民立报》1911年。7月10日。其余二事为银根吃紧和罢市抗税。这可以说是五四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前兆。辛亥的四罢，当为五四时三罢斗争的先声。学生社会政治活动从一般民众运动中分离出来，又以独立姿态加入其中，从而在完善群体性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同时，群众对学生的前驱意识产生理解和共鸣，表明不安情绪与变革意识的普遍加强。人们认识到，学生夹杂着几分自负与狂傲的“破坏”言行，的确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心声。先锋与大众的契合，成为专制统治总危机即将爆发的信号。
五四学生运动采用了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等各种斗争形式，成为后来学生运动的楷模典范。但中国学生并非天生就能将上述形式运用自如。1905年。以前，学生普遍采取的斗争形式是退学，这种方式冲击力强，但不能持久，无法争取社会同情与支持，而且遗留许多难以解决的善后问题，反映了学生群体力量不足和群体意识欠稳定，没有与其他阶层群体联系呼应的意向和准备。1905年。以后，罢课越来越上升为主要斗争形式，罢课增强和扩大了斗争的层次规模，产生持续冲击力，对当局和社会形成更大的压力，从而提高了获胜率。特别是大城市学生的联合罢课，影响巨大，成为学生干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重型武器。从1906年。长沙风潮起，直到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罢课才冲破省界，出现跨省乃至数省范围的呼应声援，并正式提出：“学界唯一之手段曰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而总罢课正是五四学生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学界独立的政治集会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业已出现，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完备。而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两种形式则产生较晚。由于清末学生政治集会大多在封闭的建筑物内举行，很少五四以后街头广场的敞开式，如果不与游行请愿相衔接，影响将大受局限。1910年。12月4日，奉天学生5000余人聚集督署请愿国会，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学生静坐行动；12月20日，天津3859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性学生游行（前此有过官方授意的提灯游行）。学生运动走出校园课堂，登上社会大舞台，直观地展示群体力量，表达意愿要求，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效应，也给予后人深刻启示。五四运动就是从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开始的。甚至在青年。们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中，也依稀可见天津学生国会请愿游行时殴总办、毁马车之举的影子。
三
学生群的成熟除了斗争方式、规模的完善扩大等外观表现，还进一步反映在群体意识的社会政治内涵方面。
绪论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学生以其先进性、坚定性和自觉性独具异彩。运动的发动及各地的响应几乎都以学生为先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锐，眼界开阔，充满激情，又聚集一堂，相互联结为统一整体，处于大都市和传媒中心，其敏捷的反应不仅很快变成舆论传向社会，而且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群体行动。坚定性主要是相对于城市绅商阶层而言，一方面，他们态度坚决，意志坚韧，不像后者那样观望犹疑，动摇妥协；另一方面，他们的情绪和手段比较激进，不像后者那样温和软弱。学生很少既得利益，又怀抱牺牲精神，用不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而在开始阶段义无反顾，相持阶段不畏高压，最后阶段坚忍不拔。自觉性是指学生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指导，能够保证运动沿着民主轨道发展，防止下层群众自发斗争的盲动破坏性。这三个特征在辛亥与五四学生运动间是连续贯通的。20世纪以后，历次全国和地方性爱国运动往往由学生率先发动，他们既反抗清政府的压制、列强的破坏，又与绅商领导层的动摇妥协倾向进行斗争，并鼓动民众突破绅商限定的“合法”规范，用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解决已经激化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的武器，一面广泛发动民众，把爱国运动与启蒙教育结合起来，一面用崭新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自发盲动倾向和蒙昧排外情绪，把开明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与民众自发性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群众性民主爱国运动。正是由于学生群体的出现，使得辛亥前后中国政治运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人士与民众这两股力量长期处于分离甚至牴牾状态，1900年。中国出现的复杂政治格局，乃是其极端表现。拒俄运动时民众开始起而响应进步人士的呼吁，但高潮已过。直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才汇成洪流。究其原因，先进人士与下层民众之间有无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实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个中介的主体只能由人数众多的学生来充当。他们既充满近代政治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是沟通知识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天然桥梁。五四学生运动促成新文化运动与群众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的结合，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和发展。
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民主、科学，而这也是辛亥学生始终高举的大旗和奋斗的目标。中国传统的爱国精神与忠君观念密不可分，君臣社稷成为难解的政治情结。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则是国民社会主体意识的再现。学生的新型爱国思想是在辛亥风云变幻中形成确立的。他们受梁启超国民思想的影响，用西方近代政治观念重新理解国家、社会、政府、君主、国民之间的关系，“爱中国不爱大清”，挣脱臣民奴隶的枷锁，以社会主人翁姿态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和自己的天赋权利。学生爱国热情的高涨，表明他们认识到专制统治者非但不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是丧权辱国的罪魁和民众自卫的障碍。近代学生的爱国行动，从来就是在反对列强和专制政府的双重阻力下顽强展开的。虽然他们并未与反动政府公开决裂，但那或是由于环境的逼迫，或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这种以自我和民众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显示出与统治者相离异相抗衡的意向，因而从一开始就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和疑忌。拒俄运动中，湖南巡抚赵尔巽对学生说：“彼知忠君爱国之本，何以我们学生动将上二字抛去，专讲爱国？甚至有排政府、排满之谈？”张篁溪：《沈祖燕、赵尔巽书信中所述清末湘籍留东学生的革命活动》，《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观念对立导致行动冲突，曾经作为爱国精神寄托的忠君，现在成了新型爱国主义的障碍。爱国与启蒙相统一的政治运动，强化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在打击列强侵略野心的同时，动摇了卖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清政府正是在镇压爱国运动中丧失人心，一步步走向孤立，最终彻底垮台的。只有当政府与社会的对抗关系消除之后，政权与国家才能在新型爱国观中重新复合。辛亥与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辛亥时期爱国主义在精神和运动两方面都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在观念上，把国家与君主、政府相区别，打破了忠君爱国的不解之结，改变了士大夫的传统爱国观；在实践上，将国家与国民相联系，使民众以爱乡卫里的地域观为体现形式的间接客观爱国，升华为主观上明确将个人、地方与国家相统一的直接爱国，从而使四民分离的爱国变成国民整体的爱国，由忠君、乡土观曲折展现的爱国变成国民主体的直接爱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先驱与民众相结合、观念与运动相统一的近代新型爱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而广大青年。学生的努力，是实现这一转变和连接的要素之一。
近代中国的卖国政府无不实行专制独裁，而学生爱国主义的基调却是民主精神。从西方异质文化移植而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普遍方向。它要在中国扎根，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新兴学生群便是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天然媒介和动力。青年。前期和青春期的心理特征，使学生本能地具有反抗专制、要求自律的意向。而且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新学知识，能够接受和理解民主观念。本能与理性的交织，加强了学生民主追求的必然性和规范性，本能促使他们不断起而斗争，理性则保证斗争向着民主制度的目标发展。可以说，近代中国学生从独立开展社会活动之日起，就与民主化进程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学生的民主倾向表现在五个方面：
1．执著的思想追求。学生们不顾当局的禁令，大量阅读有关民主思想的著述以及宣传这些思想的报刊。他们崇拜西方民主哲人斗士，向往自由平等天地，在课卷中公开批判三纲五常，所创作的诗词歌曲也充满自由民主新声。旧道德伦理规范和大大小小的专制权威在学界已经失效。风气所及，以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须加上民主色彩，“使弗与之党，将不可一日容”。《阅各报记兵警交哄事感言》，《砭群丛报》第1期，1909年。6月。
2．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成为触发学潮的主要原因。1902—1911年。的500多次学潮中，因反抗当局横暴或压制学生民主要求而起的占2／3以上，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不到总数1／3的官办学堂。青年。们由反对校方专制逐渐上升为反对政府专制，而对专制统治的总体认识又加剧了与学校当局的对抗情绪。
3．积极争取自治权。学生的民主意向不单表现为对旧秩序的破坏，而且体现于他们为建立新型民主秩序做出不懈的努力。学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和维护学生自治权利。学生自治团体的普遍涌现，反映了他们迫切要求挣脱封建枷锁的渴望。他们无力立即改变专制政治，又不堪忍受其统治，于是力图摆脱专制权力的直接控制，以群体自治与当局抗衡，从统治权力的断裂中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专制秩序下桀骜不驯、性情暴烈的热血青年。在自治的小环境中大都表现了良好的自律性，两种对立的现象反映了同一趋向。由于自治体现了学生与当局政治权限的伸缩，不断引起双方激烈的冲突。学生们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