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身份。清末学生由士人脱胎而来，小学以童生为主，中高等则生员居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至1906年。共有学生321人，其中243人有功名（举人43，贡生36，生员164）。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1年。），第78—136页。该馆1906年。毕业的22名广东籍优级师范生中，18人原有功名。《学部咨大学堂优级师范毕业生请奖服务原折》，《清季学务文牍》第2册。1907年。的98名毕业生中，举人14名，其余皆为监、附、贡、廪、增生。1907—1908年。度，四川高等学堂普通甲、乙、丙一、丙二、丁、戊、己等7班学生中，除丁班有8名永川达用学堂毕业生外，其余均为生员。该省高等、师范若干科班学生身份详情如下表：据该年。度《四川教育官报》。堂班学生总数监廪增附廪贡附贡文生高等学堂普通甲班4810742511高等学堂普通乙班33452211优级理科师范20839高等正科第一类168116高等正科第二类132101总计13032131071121另据两广学务处对广州所办各类师范科毕业的681名广东籍学生统计，正途士绅占50.4%。《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一览》，第119—158页。而1907年。设立的广东巡警学堂367名学生，“均系贡监生员”《政治官报》1909年。4月16日。。中学情况类此。川督锡良曾以“科举既停，旧有之贡廪增附生，年。龄尚少而文理素优者，既不能抑之于高等小学，即或选入师范，仍不足以相容，听其废学，殊为可惜”为由，奏请推广中学，以资容纳，使学堂与科举相衔接。《总督部堂锡奏陈学务情形并推广办法折》，《四川学报》1905年。第13期。离开旧轨的士子童生虽逐渐淡化了功名利禄之心，但早年。的经历和文化熏陶，使他们还有几分恋旧之情。
三为出身。当时人说：“目下在学堂的学生，每百人之中，真正家道殷实的，未必有三家；勉强支持架弄的，约有五六十家；架弄不了半途而废的，总有三四十家。”竹园：《学生宜立爱群会》，《爱国报》第161期，1907年。5月5日。家境拮据的实际感受加深了他们对社会落后腐败的不满，而出身的复杂多样又丰富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官绅商富子弟追求民主崇尚西学，在与家庭不断发生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也影响和促使后者分化转变。一旦在重大问题上利益趋于一致，就可以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扩大影响。种种因素使清末学生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即使是小学生，其能量也为后来发蒙的幼童难以望其项背。
不相适应的社会环境
——以教育背景为中心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横空出世，却劈头遇上了逆态社会环境。从教育背景进行比较，既可形成具体量度，又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体验，增加可比度和精确性。
1905年。后，学堂的绝对数量虽有惊人增长，但在4亿人口的大国，仍为杯水车薪。1906年。罗振玉估计，中国应受学之人约1亿，其中学龄儿童至少5000万，“若每州县立小学堂三百所，则一千六百八十一州县共设小学堂五十万零四千三百所；以每所学生百人计，共计学生五千零四十万三千人，教育乃可普及”《各省十年。间教育之计画》，《东方杂志》第3年。第9期，1906年。10月12日。。而实际数仅为6%。以适龄儿童就学率最高的北京城为例，1909年。7至15岁儿童共31789人，就学者13411人，不过42%。《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有人对兴学成绩斐然的直隶进行深入剖析，1903至1908年。学生从6000人增加到18万余人，但相对于570万学龄儿童，就学率只有3.2%（参见下表）：年。份190319041905190619071908学生数60003634468000109467148397180489就学率0.10430.63201.18261.90372.58083.2081“每年。增加之数最多者为千分之七强，平均千分之五强。如由是以往，毫无阻力，亦无殊进，则每年。以千分之五之速度增加，约二百年。可达无人不学之目的。”其他省份犹不及直隶。如广东“人口总数与直隶仿佛，初小学生不过二万五千，以直隶就学儿童比之，尚不及七分之一也。广东夙称富庶开通，尚且如是，他省情形当更何如”。“他省不逮直隶省，如以千分之二点五之速度增加，则须四百年。；如以千分之一之速度增加，则须一千年。；如以千分之零点五之速度增加，则须二千年。。”冥飞：《教育普及至速须二百年。》，《教育杂志》第2年。第3期，1910年。4月19日。真可谓遥遥无期。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这几乎等于束手待毙。
专门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社会变革的需求。以师范、法政为例，据罗振玉估计，以每堂教习3人计，全国共需1512900人。直隶辖140余州县，平均每县四五百村，如每村设学堂1所，每堂有教习1人，亦需六七万人。而天津、保定两地的师范学生统共不过2000人，5年。一届，须150年。才足敷用。《扩充师范学堂》，《大公报》1909年。10月28日。该省需法政学生3000人，而定额仅500人，5年。一届，亦需30年。。而且司法独立之初，还须借重外人，缓不济急。有人怅然道：“是则领事裁判权必在四十年。后乃能议收回，中国不既亡乎？”《扩充法政学堂》，《大公报》1909年。11月10日。沉重的危机感使人们在学务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仍然不满于清王朝未尽全力振兴图强。
纸面数字实际上还要大打折扣。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官学下移，四民社会承托着民间教育体制，因此，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像中世纪西方那样，在于保障贵族僧侣垄断文化的特权，而是吸引民间对官方的依附力。这使得中西、新旧教育在形式上容易移位。清末学堂的高速发展，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便利性。但这同时又留下许多空隙，地方官吏敷衍塞责、贪功冒进者比比皆是，学堂成了私塾书院的改头换面。一位外国人谈其在华观感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城相埒，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而外，如农业，如法律，如方言，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学，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论中国学务》，《外交报》第273期，译自英国1910年。1月5日《格剌斯哥报》。四川学堂平均不足30人，普查学务时，多数名不副实。河南开封所属各小学情况同样很糟。1906年。密县的29所公立小学共有学生131人，平均每堂不到5人。《请看四五名学生之学堂》，《盛京时报》1906年。12月23日。顺天府学务的黑暗内幕更令人怵目惊心，“各州县连一个真正的学堂都没有。某县立有蒙学堂十余处，其中的学生多半是花钱雇了来的小工，教习大概也都开过学房铺。在城内立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学生共有四五人。前几天南路厅下乡查办事件，要到学堂里头去参观，赶紧连司事的全扮做了学生，对付着凑了十来个人，敷衍了敷衍”忧时子：《顺属各州县的新政可哭》，《爱国报》第155期，1907年。3月18日。。
尽管如此，清政府在财政窘促的情况下，还屡屡企图剜肉补疮，削减教育经费。进步人士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以一万万待学之儿童，使人人得就学之所，非有二十万万元之岁入，其事将无以办。”而据1907年。的统计，“全国岁入教育费仅一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以较二十万万元之数，才百三十五分之一耳。”沈颐：《论教育费不当裁减》，《教育杂志》第2年。第8期，1910年。9月13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育立国等于空谈。经费短缺不仅影响了学堂发展的速度，更严重的是制约了质量的改善。学生人数增长与素质提高不协调，使得社会的进化变革缺少成功的基因，成为导致近代中国不断发生周期性痉挛阵痛，却总是难产或结出怪胎的重要症结。
将教育置于社会大环境中比较，更加感到反差的强烈。清政府财政收入高达数亿两，而1907年。学部管收两项仅229.8万两。《学部奏核明三十三年。份本部收支各款折并单》，《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1909年。3月16日。四川学务在全国首屈一指，到1910年。共有男女学堂11400所，学生34万人。《全川学务之调查》，《四川官报》1910年。第22册。而同年。该省有大小庙宇30777座，僧道尼67000余人，看习杂役尚不计在内。《通省庙宇之调查》，《四川官报》1910年。第25册。1908年。四川教育经费为289749两，学生人均仅1两。可是该省每年。仅敬神做会的开销即不下100余万两。《川省宜节省糜费以办有益事体》，《四川官报》1904年。第20册。经费短缺的症结除了总量过少，更主要的是投向。旧秩序未变，新式教育如同晚到的食客，只能分一杯残羹剩肴。社会变革如果不能良性地改变利益分配结构，必然只开花不结果。
近代以来，习惯于自我比较的中国人越来越放眼世界，观念上也由反顾变为前瞻。清末新政的有限改革虽未能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但在进入世界体系的同时，增强了具体领域的可比度。进步人士在亡国灭种危机日益迫近的形势下，更加注重于用世界眼光考察本民族的国际地位，以横向比较的强烈反差激励自我，警醒社会。他们视教育为国家强弱兴衰的指针和救亡图存的要津，因而尤其注意这方面比较。1908年。《东方杂志》刊出日本文部省据1905—1906年。度各国《政治年。鉴》编制的《各国小学教育统计表》，从学校、学生、教员的数量、就学率、教育经费及其与总岁出比例等方面对世界上20个国家的初等教育概况依次排队《东方杂志》第5年。第10期，1908年。11月18日。但泱泱中华大国占不到一席之地，的确令人痛心疾首。据1909年。统计，中国的千人就学率仅3.7人，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强及日本，而且不及墨西哥和智利，给人以深刻刺激。“夫觇国之文野，可于其国生徒数觇之。若北美合众国、若德、若普、若英、若法、若日本，于今世界，胡独称强？省斯表者可以知矣。”《东方杂志》不厌其详地刊出这张统计表，正是要借此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和忍辱负重精神。因而供稿人特意点醒一句：“表独缺我国，可耻也！”
小学是国民教育基础，大学则为近代人才工厂。1909年。中国的专门类学生共20438人，其中勉强可算做大专程度者仅5772人。而据1910年。全欧大学堂调查，共有大学125所，学生128732人，具体分布如下表《全欧大学堂之调查》，《盛京时报》1911年。2月19日。：国别学校数学生数国别学校数学生数德国2149000法国1631000奥匈1130000英国1525000意大利2124000俄国926000西班牙96500比利时45000瑞士34800罗马尼亚24700荷兰54000姑且不计程度上的差异，仅就绝对数量而言，以国别论，德、法、奥匈、英、意、俄等国大学生分别为中国的4—8倍，其余各国也超过或接近中国大专生数；以学校论，柏林大学13884人，巴黎大学12985人，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6551人，维也纳大学6105人，每校学生均超过中国大专生的总和。况且在中国为创始，在欧洲则已有数百年。积累，中国人口基数又极大，毕业生的质量数量和比重差额更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