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纱、功名、财产、无知，成为麻痹神经的迷药，束缚手足的绳索，而学生则全无羁绊。江苏拒款会最早由铁路学堂发起，开会时全体学生担任干事招待之责，学生朱文鹏任主席。继而举行特别大会劝股，学生再次义务承担会务。“铁路学生周亮才并登坛演说，激切沉痛，令人油然生爱国爱土地之心。”《苏州拒款会开特别会详情》，《盛京时报》1907年。12月4日。南京社会各界“初无有倡一议发一电，稍与各埠人士表同情者。有之，则自两江师范学堂学生始。该校诸生日前曾遍发传单，邀约省垣学界中人，同莅城北鸡鸣山寺开拒款大会”《宁提学使解散学生拒款会》，《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其中张怡然、张鹤龄两位同学甚至自请退学，以便专心从事组织活动。开始因人地生疏，进展滞缓，但他们毫不气馁，坚持发动，屡次集会，并通电京沪，终于打开了局面。浙江学界拒款会成立后，专函呼吁商会发起商界拒款会。广东潮汕铁路学堂学生首先揭露中日第一条商办铁路实际上已被日方控制，敦促各界起而力争。湖北各界成立铁路协会时，铁路、方言、普通、理化、两湖师范、海军、商业、法政、博物等校学生争相登台，19位演讲人中，学生就占9人。当然，开明士绅和商人中的一些活跃分子，特别是与报界关系密切的那部分人，同样起到先驱作用。但就整体而言，学界的反应与行动要比其他各界更为积极。
学生的倡导作用不仅表现于口头纸面，更见诸实际行动。特别在筹款时，他们尽其所能，带头认股。江浙铁路风潮中，上海复旦公学、浦东中学、中国公学、理科专修学校等4校学生共认29600元，另外高等实业学生认1000余股。杭州36校师生共认1273整股，2330零股，合洋230220元，金华中学和嘉兴府学堂各认了10000元和3000元。江宁的两江师范认20000元，铁路学堂集730余股。1907年。汴路集股，保阳北关师范一校认20余万元，其中一位年。方13岁的学生独认万元。山西晋矿筹款，“学界同人尤属奋勉，按名认股，多则五十金，少则十五金不等，不数月间已成巨款”《上寓京官士商工开办晋矿宜先合力集股书》，《爱国报》第41期。。湖北的两湖师范、方言、法政、警察、农业、商业、陆军、特别海军等校“皆提倡捐召路股”，“各初等学生亦出筹集股”。中初等商业学堂上课时，“众学生陈明请不授功课，讲明铁路拒债筹款、代表回国之理由”，并集2000余股。《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陆军特小也捐款万余元。
认股之后，学生们积极筹措股金。由于没有正式收入，所认款项虽不大，也是困难重重。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努力兑现。有人呼吁：“同学节糕饼果饵之资及一切无谓之费，共谋公益。”《金山朱泾镇明经学堂募集股份缘起》，《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男学生“典衣质物，竭尽绵力”《苏省铁路学堂拒款意见书》，《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甚至将“聘妇之资认为路股”《倪烈士之行述》，《大公报》1908年。1月18日。。女学生则“有脱簪珥以买股者，有愿曲质所有以买股者”《苏州女界保路会纪事》，《中国日报》1907年。11月28日。。有的小学生认为自己尚在分利时代，而且家庭“贫窭者多，故既无生产，又少蓄积”，求父兄留出饼饵之资，只可算作劝股，“我学生入股之法，亦惟有减我一时口腹之供，以保我万世子孙之业而已矣”。公议每餐减去一道荤菜，以期集腋成裘，“一日虽仅数角，十日即数元，百日即数十元；一校虽仅数十元，十校即数百元，百校即数千元。统计我江浙两省之大中小男女各学堂不下千数，是亦可得数万元之谱”《苏州元和县高等小学劝各校减膳入股启》，《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湖南经正学堂学生以减膳入股法筹集粤汉路款，坚持一年。之久。湘路集股会深为感动，希望提倡推广，“倘各学堂踵之而行，以学生六千人计算，全年。可入三千股，共一万五千元，五年。约得十五万元之谱。积微成巨，于路事不无裨益”《公启》，《湘路新志》第5期，1910年。4月29日。。
现身说法之下，再辅以各种形式的劝股，效果更佳。学生们一面向族戚邻友“驰函广劝”《嘉兴师范学校学生募集路股》，《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一面立会集股。有的聚集同侪，如汉口启秀女校学生不仅“各认巨股，不遗余力”，还“遍发传单，邀集女界同胞”开会演说：“‘路事之攸关，全鄂之存亡系焉。凡我女界皆属一份子，各宜节省服饰，酌买路股，以尽一份之义务。’闻者莫不泣下。”《鄂省女学界热心路事》，《大公报》1910年。2月14日。有的邀请家长，如苏州初等第15学堂“特开父兄恳亲会，演说路权丧失，利害切身。各学生及该父兄有顿足咨嗟，泪涔涔下者，于是相继认股”《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有的广求各界，如武汉华德学校学生邀集各界人士设立铁路义务捐会，遍发章程。《趣报》1909年。12月8日。请进来之外，还要走出去。学生们深入城镇乡村，广泛劝募。1907年。陕西争西潼铁路，各校学生利用假期回里之机，演说路权要旨。河南河内高小学生担任汴路劝股，计划分途进行，每路正副各4人。“学生皆慷慨争先，全堂遂为一空。”《河内高等小学争认路股》，《中国日报》1908年。1月7日。信阳师范学生“亦到处演说，提倡集股”《教员具有政府之资格》，《竞业旬报》第32期，1908年。7月11日。。
对下层民众宣传时，学生们十分注意将国家民族利益与其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在直观现实的基础上启发民众的国民意识，收到良好效果。山西收回福公司的斗争中，学生们利用集会、报刊和私人信函广泛宣传，“声称官方把人民的田地给了旁人，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除非收回让给旁人的租让权，在人民面前的只有死亡，别无生路”。尽管学生们不希望使用暴力，而是赎买，但他们的宣传“已经使得而且越来越使得人民听得进他们的话。其结果是福公司不仅要同它可以应付得了的地方上的反对者斗争，而且还要同全省的意志做斗争”。学生的敏感一旦变成民众的意志，就成为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巨大屏障。一位正在山西从事考察的英国科学家，在认识这一点后指出：中国人“正在探索为自由而战斗的道路”。英国不能够将一个伤害民族感情的协定“强加到一个自由的民族头上”。如果福公司一意孤行，势必激起暴动和长期反抗。即使取得租让权，也将毫无用处。《1906年。11月6日苏柯仁致克拉克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77—478页。
学生广泛而巨大的号召鼓动力，使运动领导者刮目相看。江浙铁路风潮中，马相伯提出：“此时宜由各学堂发起，担任认股，……等而上之，由学生而教员而职员，推而广之，由学界而商界而农界而工界。”《敬告苏浙人士劝入路股书》，《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1910年。江西赣路公司股东欲招路股筹还借款时也认为：“增加现有，广劝未来，要皆仰赖我爱国爱乡之学界诸君登高一呼，为各界倡。”《江西铁路公司续开股东会纪事》，《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3月6日。禹之漠说得更为明确：湖南“商界无人才，无魄力，只可居被动之地位，无原动之资格。湘路之能否专归商办，必得学界为之援助”《禹之漠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页。。由于学生在发起救亡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使得列强驻华外交官一闻见报警风声或传单告贴，便指为学界煽动。
二、团结一致，联合行动
学生们认识到路矿利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利权失则国破家亡，因此，一地告急，便群起救难。云南三次保卫路矿风潮，学界都一致行动，并两度发动全城罢课。江浙铁路风潮时，杭州41所学堂代表联合集会，呼吁全省学界“向清政府竭力拒争”《杭州之拒款会议》，《中国日报》1907年。11月13日。。常州各校停课一天，1200余学生召开保路大会，“宁死不认借款”《常州学生停课拒款》，《中国日报》1907年。11月13日。。宁波则17校学生千余人集会。1906年。广东学界力争广九铁路，23所学堂学生集会通电。次年。反对英人测海、葡人侵界、日本谋夺西江捕权，66所学堂1920名学生联合上书。1905年。底，山西学生千余人集会抵制福公司专办山西矿务，两年。后高潮再起，大学、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校学生1034人联名具禀力争。天津学生反对日本强修安奉路，2000余人结团相抗。西安学生争西潼路权，高等、师范、陆小、法政、府立中学学生联合集会，因会场窄小，只能推选百余名代表赴会。此外，陕西争延长石油，河南、安徽争浦信路，江宁争苏杭甬路，江西争赣路等，省垣和府州县学界上下呼应，互为声援，形成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甚至女学生也有大型联合行动。广东争西江捕权时，由壹德女校发起，坤智、颂贤、育坤、夏葛、真光、通志等女学堂学生数百人集会。各地出省读书的子弟，也每每联合声援家乡父老的斗争。旅居京沪的江浙、湖南、山东、直隶等地学生，曾分别集数百人联名上书通电，响应故里同胞。这时期各地学界斗争的声势规模，已超过拒俄抗法和抵制美货运动。以前各大都市的学界集会，人数不过数百。而现在不仅沿海沿江发达区域省垣学生的集会动逾千人，云南、山西、陕西等内陆偏远省份和常州、宁波等中等城市也出现千人以上的大型学生集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影响地方和全国局势的重要力量。
爱国必自爱乡始，学生为乡里一分子，地方利权尽失，“若袖手旁观，学生天职安在？国民义务安在？”《嘉兴师范学校学生募集路股》，《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这虽然是民族意识的初级表现，带有几分褊狭，却把个人荣辱与民族安危切实地紧密联结到一起。地缘性作为爱国观念的具体化，是宏观民族概念涵盖的微观形态，和传播近代国民意识的有效负载。而且，学生们并未划地为牢，将地方与国家对立甚至超越其上。收回与捍卫利权，既是“身家性命之关键”，又为“种族存灭之枢机”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第247页。。因此，一地利权危急，他方学生立即起而声援。1907年。甘肃文高等学生见上海报载日人强索东北警权，以“此系国家存亡之所关”《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断回忆》，《甘肃文史资料》第4辑。联名电请力争。江浙铁路风潮中，两省旅京学生600余人上书力争，大学堂中其他各省学生“以此借款影响及于全国，不独关系东南两省利害，直为国家大局存亡所关”，深恐苏浙学生人少势单，难以收效，“联合各省团体续请代奏，为其后援”。每省公举代表4人开会集议，演出1800人联名上书的宏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动。《苏浙学生会议情形》，《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江西旅沪学生也致电本省教育会：“东南诸省，存亡攸关，河南、广东均飞电政府力争。凡我江西绅商学界亦宜共表同情，结大团体，以相抵制。”《江西旅沪学生蒋敬襄致本省教育会电》，《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保定师范学生还因集议江浙路事与当局冲突罢学。甚至八旗驻防学堂学生也积极响应，“按月认股”《杭州八旗驻防按月认股》，《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
共同的信念与责任感促成群体的联合斗争，使学界团结进一步巩固发展。不少省份建立了规模可观、基础雄厚的学生统一爱国团体，著名的如北京浙路保存会、天津北洋抵制日货联合会、广东国权挽救会、江浙学校联合拒款会、江宁集股会、陕西路政研究所、山西全省学会等。尤其是京、直、浙、粤、陕等省的学生组织，阵容整齐雄壮。浙江学校联合拒款会由41所学堂共同发起，“为全省学界拒款总机关”，并呼吁各地组织支会，“举代表莅省”《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致各府县学堂电》，《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宁波、温州、嘉兴等地学生立即响应，成立分会。广州国权挽救会代表着66所学堂的学生。北京浙路保存会由浙学堂发起，遍邀各校赞成。天津北洋学生抵制日货联合会参加者达2000余人。陕西路政研究所为学生专设机关，“凡关心路政者，均可随时到会研究”《陕西学生热心路事近闻》，《盛京时报》1907年。7月18日。。府州县和各级学堂的爱国团体更如雨后春笋，有的还颇具规模。如河南卫辉学界拒款会，“连结九邑，誓以死争”《滑邑士民之公敌》，《河南》第2号，1908年。2月1日。。在社会各界联合团体中，学生也是重要成员。如北京国民拒款会，“各学堂学生占多数”《江浙铁路代表许九香演说纪略》，《爱国报》第396期，1907年。12月28日。。
各级各类组织上下衔接，形成系统，使学生既有统一指挥中枢，又有贯彻运行的基层机构，保障了学界深入持久地开展救亡运动。江浙铁路风潮时，东吴大学堂“先由陶君旬夏宣言江浙路事及苏城拒款会之举于众学生，众学生公选陶君等六人为全体代表往赴会。既归，即开会招股，演说激烈，有痛哭流涕、捶胸踢足者。是日承认股数过百五十”。激情之下的响应，虽热度甚高，却难以持久，很快便因缺少团体中坚，骨干又因事他去而一度消沉。后“学生中有热血志士陈霆锐，合二三君子更创拒款之会，奋力集股，二三日中，得四五百股”。“乃公选陈霆锐、陈海澄二君为干事员，孙孟刚为书记员，而事遂以集。”《路款集股》，《学桴》第2年。第2期，1908年。2月。尽管这些组织尚不完备稳固，毕竟增强了学生的团结，有助于坚持活动。
三、日益鲜明的激进倾向
学生群在历次收回利权运动的全过程中，始终显示出一股不可遏制的激进倾向。虽然受到环境和自我约束，仍无时不刻地寻找突破迸发的缺口。当然，这种趋向不限于学生，而以学生最为突出；学界并非人人激进，但总体趋向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