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就了一批学兼中西的专业化学习西方的人才，从而扩展加深了中国人认识西方与西学的广度深度。在此之前，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包括郭嵩焘、冯桂芬等，大都不懂外文，只能通过翻译或实物来认识和感受西方文化。他们间接获得世界知识的来源，一是传教士的译著言论，一是出国华人的记述，局限性很大。正如后来张之洞所说：“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不广阅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缺少文化沟通的工具，即使睁开眼睛，视野也十分狭窄。另一方面，担任买办通事的商民以及进入教会学堂的贫民子弟，虽然掌握了外语甚至基础西学，却缺少中学根底，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加以弥补。在社会变动缓慢的情况下，不少成为游离于母体文化的边缘人，难以将所得异质文化内化升华为民族新文化。这是鸦片战后20年。间学习西方的步伐几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官办学堂的设立和教会学堂的改进，增强了对士子童生的吸引力，学生略具中学根基，在着重学习西语西文的基础上，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同文馆、广方言馆及湖北自强学堂的试题看，学生不但自然科学水准大大超过前辈和同时代士人，公法、世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大为扩展充实。
在朝廷官府的扶掖支持和士风日开的鼓荡呼应下，学生凭借中西学基础和地位优势，成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新型群体媒介。他们能够直接阅读西方的报刊书籍，广泛接触和准确理解西方文化。京师同文馆藏书阁存有汉洋文书籍3700本，其中外文为1900本，占一半以上。除作为课本分往各馆外，听任学生借阅。⑤《同文馆题名录》，1896年。。其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法国巴黎一所大学赠送该馆图书188册，包括化学、医学、格物、算学、地理、农业、兵法、字典、诗史等。《照录管理同文馆事务总教习丁韪良申呈》，《洋务运动》二，第57—59页。学生随使出洋之际，利用所掌握的外文西学知识，广泛接触社会，博览书报，扩大了眼界。同时，学生还可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内化后向社会推广。由于早期洋务官员和驻外使节大都不会外语，同文馆学生无论留馆还是在使署当差，均须选择各国洋文新报刊“有关风俗政令者逐日详译，定期进呈，以俾当朝及使节了解世界情势”。戊戌期间，朝廷还特意指定该馆每周将所译书报进呈一次。《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第10—54页。总理衙门接收的洋文各件，也由该馆学生负责翻译。1891年。两名同文馆毕业生奉旨进内廷教授光绪英文，一时间引起一场学习英文热潮，“亲王大臣都去读书受教”。丁韪良：《同文馆记》下篇。这使前此无人通晓夷文夷情，以致对外交往中盲目闭塞的状况有所改观。
此外，学生在校期间还须练习翻译西书，京师同文馆至迟到光绪五年。已将译书作为规定教学内容，该馆历年。出版的35种图书中，全由学生翻译的10种，师生合译的9种。⑤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也参与了江南制造局几十种西书的翻译。这些译著包括政法、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外交、数学、化学、格致、冶炼、外文语法等方面，如《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富国策》、《各国史略》、《西美战史》、《中西合历》、《四裔编年。表》、《新加坡刑律》、《化学阐原》、《格物测算》以及英、美、法等国水师考，或为同类书籍之发轫，或为佳本，或比前人有所增益，颇得人们的好评和欢迎。出版后，除为本馆教学所用，还免费分发全国官吏。作为第一代“学贯中西”的中国人，他们以本位文化为基础，以外部文化为工具和参照，既避免了传教士以宗教为目的的局限隔膜，又减少了不懂西文的前辈们观望世界的盲目性，使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为扩展深化。例如京师同文馆虽然禁止教授神学，但外籍教师常常和学生讨论宗教问题，照丁韪良的看法，一位游历过西方并在其游记中谈到美国教会的华人，“比起文馆学生对于耶教的见解来，那就差得多了”。《同文馆记》。文化交流中，全面接触是准确认识和有效吸收的前提，至少在这方面，学生大大超越了前人。学生还为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相对合格的选才。京师同文馆先后派出两批共32人到英、法、德、俄，福州船政学堂分四批派出留欧学生81人。他们已具备一定的西文西学基础，因而适应较易，收效较快。
二、为洋务新政提供了一批人才，不仅减轻了借才异域的压力与麻烦，使趋新事业得以进行，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趋新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加速变动，削弱了停滞的惰力和倒退的阻力。这一时期学生毕业后的走向，除一部分教会学生担任神职外，主要是到外交、军事、教育、行政、实业、商务等部门。据京师同文馆历次题名录，到1879年。学生随使出洋（到英、法、德、俄、美、日）共16人，升迁出馆4人（一任知县，一任内阁中书，两人任翻译），分部留馆15人。到1898年。分配范围明显扩大，为各种行政官24人，教育界15人，翻译15人，军械、电报部门5人。特别是外交界，从1894—1898年。仅该馆学生任职驻外机构者即达39人。由于学堂多系对口设置，学生大都对口培养使用，尤其是工艺、军事学生。南北洋水师的管带大副等职，几乎全由福州船政学堂及各水师学堂毕业生担任。到1874年。福州船政学堂已提供了三批共54名毕业生，其中16人成为管轮、大副，14人任船上工程师，7人为船舶工程师。船政局原定5年。内（即1874年。2月16日以前）实现独立经营管理，在由该学堂培养的技术人员和领班的带领下，提前达到这一目标，“在没有任何外国人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的操练，据报每次的成绩都令人满意”。1869—1874年。2月，该厂造出15条船，其中许多部件由毕业学生设计制造装配。《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第467页。
在教会学堂转向社会性教育后，其毕业生也大批进入各新领域，如医疗方面，到1895年。教会学堂已培养医学生179人，其中女性28人。刘广京：《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第109页。而早年。电报学生，也“强半取裁”于教会学堂。林乐知：《治安新策》，1897年。。截至1892年。仅上海中西书院一校的历年。毕业生供职于海关、电报局、招商局、铁路局者，累计即达200余人。山东文会馆毕业生争供南北，轰热一时。该省境内潍县、登州、青州、济南、济宁、沂州等地的教会中学，虽然程度高低不齐，水平优劣有别，“一般来说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找到良好的工作，如秘书、书记员、翻译、电报员、教师等等，并可得到较高的工资”《帝国主义与胶海关》，第96—97页。。
不仅如此，新式学堂毕业生还长期保持趋新方向。以京师同文馆为例，1898年。以前，其毕业生担任过教育职务者共35人，1898年。以后，增为44人。而担任总领事以上驻外使节及国内重要外交职务者，清末为36人次，民国时期为53人次。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第143—149页表21—28。到1920年。代，该馆历年。毕业、有资料可考的171名学生中，任职外交界69人，行政官员45人，实业界20人，军警13人，教育界11人，翻译5人，医疗部门4人，经商3人，宗教界1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可考者为外交24人，行政15人，教育11人，铁路6人，工商业4人，翻译3人，电话2人，银行2人，宗教1人。尽管其中一些人政治态度保守，相对于全社会而言，仍是推动接受趋新变动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