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信念的准备性要素/群体信念产生于精心的准备/研究影响信念的不同要素。1.种族。种族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暗示的原型。2.传统。传统是种族精神的综合产物/传统的社会意义/传统在失去必要性后变得有害/群体是传统观念最顽固的维护者。3.时间。信念的形成与毁灭皆由时间所致。4.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错误认识/它们的影响力很小/它是产物/而非起因/国家无法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制度/制度是将最不同的事物合理的存在于同一名目下/制度如何形成/某些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如中央集权制/对有的国家却是必须的。5.教育。教育对群体作用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教育制度反道德化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例证。
在研究了群体心理构成后，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情感、思维以及推理模式，下面我们将研究群体意见和信仰是如何形成并确立的。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形成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使群体接受某种信念后就对其他信念具有绝对排斥性的因素。这类因素的存在，使某些具有影响力和惊人结果的新想法更容易产生，虽然这些想法看上去是自发产生的。群体某些想法的迸发与实施有时突然令人瞠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必定有种持久的准备因素在发挥作用。
在这种准备因素长期、持久的作用下，间接因素就会发展成为劝说群体的积极作用，即间接因素变成了直接因素。如果缺少之前的准备作用，直接因素便不会发挥作用。因此，直接因素是指能够促使某种想法形成、实施并产生作用的因素。直接因素会使群体决议突然被执行，骚乱的爆发、罢工决议的制定，甚至绝大多数人授予某人权力推翻政府的行为，皆归因于此。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起到的连续作用。仅以最显著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为例，其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书、贵族的强征暴敛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条件的准备，群体思想很容易被直接因素激发，它可以是演说者的激情演讲或是对宫廷党无关紧要改革的抵抗。
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是构成群体一切信念与意见的基础，包括种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看看这些因素到底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种族（使群体走出野蛮状态的有利支撑）
种族因素必须位于首位，因为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充分论述，这里不再多述。书中我们说明了历史上的种族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族群特点一旦形成后，是如何通过遗传规律具备创造信仰、制度和艺术天赋的；总之，文明的所有构成要素仅仅是种族特征的外在表现。此外，当种族天赋从一个民族传向另一个民族时，所有要素必将经历最深刻的变化。［7］环境变化和不同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一时的社会暗示因素。它们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如果这种社会暗示因素与种族暗示因素，即民族世代相传的因素相抵触时，这种影响力往往只是暂时的。
我们在本书后面几章还会谈到种族影响力的问题，并会指出这种影响力将强大到能够决定各种族的典型特征。由此可知，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群体，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自然千差万别，而且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传统（控制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无形主人）
传统是以往观念、需求和情感的表现。它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巨大。
自胚胎学证明了过去对生物进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来，生物学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如果这种观念可以更多的为人所知，史学界也会出现不小的变化。然而，现在这种观念尚未普及，许多政治家与上个世纪的理论家一样思想老化，他们仍旧认为社会可以同自己的历史割裂，完全仅凭理性的光芒重铸未来。
民族是由历史创造的有机体。与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不断进化。
人类一直受传统支配，当他们形成群体时更是如此。表面看来，他们可以轻易地改变传统，但实际上他们改变的只是传统的名称或外在形式，正如我之前一再重复的那样。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民族特征的形成或是文明的建立都离不开传统。因此人类自诞生以来便背负着两大使命，一是建立一套传统体系，二是当这套传统体系的有益成果消耗殆尽时，要竭力将其摧毁。就如同文明的建立离不开传统一样，文明的进步同样也离不开对传统的毁灭。想要平衡变与不变的关系，实在太难了。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过于稳定，那么他将不会再有变化，就像中国无法取得进步一样。这时，暴力革命也没有用。因为革命之后，要么是打破的锁链重新拼凑在一起，原先的帝国重现，要么就是这些碎破的链锁各自散落，混乱无序之后衰败随之而来。
因此对一个民族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维持原有制度，然后用微小而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改进。这种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只有古罗马和近代英国成功的使用了这种方法。
的确，死守传统、极端反对变革的正是群体。那些有地位的群体尤是。我坚持认为群体精神是保守的，即使最暴力的反叛最多也只能造成几句口令或条款的变动。上世纪末，面对一座座被毁的教堂，一个个被驱逐或走上断头台的神父，我们会以为传统的宗教观念大势已去。然而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大众需求，废止的公开礼拜制度又重新建立了起来。［8］昔日遭到毁灭的旧传统，又开始大行其道了。这个事例极好地证明了传统对群体心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寺庙的神像、宫殿中最专制的暴君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在顷刻间就能被打倒。但是，那些控制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无形主人，却不会遭到任何反抗，只会在数百年的岁月里慢慢衰退。
时间（真正的创造者和伟大的毁灭者）
对社会学就如同对生物学产生的影响一样，时间是影响它们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和伟大的毁灭者。时间，使沙土堆积成山；时间，使地质时代低等无名的细胞演变成高等而有尊严的人类。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任何固有现象。人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如果时间充足，一只蚂蚁也可以将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力，他就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这里我们只讨论时间对群体意见形成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的力量是巨大的，像种族这样重要的因素都取决于它，因为没有时间，种族便无法形成。一切信仰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同样取决于时间，是时间使它们获得力量，继而失去力量。
正是时间，为群体意见和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各种准备，至少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土壤。这就说明为何某些思想在一个时代可以实现，而在另一个时代却行不通。时间，使各种零散的信念和想法不断聚集并从中产生某个时代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产生不是一时偶然，它们全都深深根植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了准备。想要了解它们的起源就要追溯过去。它们是过去的后代，未来的母亲，也是时间永远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它足以改变一切。如今面对群体各种危险的欲望以及由此将会带来的破坏和动荡，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可是时间可以独自让这一切事物恢复平衡。拉维斯十分中肯地写道：“没有哪种政治体制能在一天之内建立。任何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数百年时间锻造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其法令典章建立以前，经历了数世纪的无序与动荡；君主专制政体同样是在经历了数百年后，才形成了自己的管理体系。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不平静的。”
政治和社会制度（虚假、短暂的外衣）
制度的建立可以纠正社会弊端，制度与政府的完善可以使国家进步，社会变革可以通过各种法令的颁布来实现；在我看来，上述观点仍然受到普遍认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也是当今各种社会学说的基础。
一连串的事实经历一直无法撼动这个巨大的谬误。哲学家和史学家试图证明它的荒谬，但总是徒劳无功。然而，他们轻而易举地证明了各种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感和习俗不会随法律制度的重新制立发生改变。一个民族不可能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他无法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制度和政治体制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而是时代创造的产物。各民族受到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随意狂想，而是由他们的特征决定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数世纪的时间，然而，改变它同样如此。制度没有什么固有性质，无所谓好坏。特定时期内对某一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可能极为有害。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虽然通过革命可以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却没有办法改变其本质。这些名称只是些无用的符号，当史学家探究到事物内部时，他们几乎从不在意这些符号。例如，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采用的仍是君主立宪制，而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实行的是共和制宪法，但国内极端暴虐的专制统治仍然十分猖獗。决定他们命运的是民族特征，而不是他们实行的政治体制。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列举事例证明了这个观点。［9］因此，浪费时间制定各种俗套的宪法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它只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价值的劳动。制定宪法需要依靠必要性和时间完成，最明智的办法是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个办法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了，正如研究他们的伟大史学家麦考利所指出的那样，拉丁民族的各国政客们应该牢记这种办法。他指出，从纯理性角度看，法律可以取得的所有好处，表现得十分荒谬而矛盾。他将拉丁民族大量炮制的宪法资料与英国宪法进行比较后指出，英国宪法是在必要性支配下缓慢发生变化的，绝非思辨推理的结果。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的考虑是否方便易行；绝不仅仅因为异于寻常而改变；决不改革创新除非感到不满或者要消除不满；决不制定宽泛的法规除非出现特别案例，从约翰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我们250届的议会，使它们从容应对所有的事情。各个种族的法律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种族的需求，因此我们无需进行猛烈变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一一加以考察。例如，对中央集权制的优缺点，我们可以专心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民族用1000年的时间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当我们看到，一场旨以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不得不对这种制度有所顾忌，甚至使其进一步强化时，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是某些独断需求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那些探讨如何毁灭它的政客，对他们可怜的智商我们感到遗憾。如果他们不小心成功了，这预示着可怕的内战即将爆发，［10］战争之后，又会立刻会出现一种比旧制度更具压迫性的中央集权制度。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不是深刻影响群体特征的因素。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然而，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在极其相似的制度下，仍然生活在卑劣、混乱的状态中。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制度与一个国家的兴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