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勒庞比喻成擅长知识竞赛的学者和社会学的先知，就会铸成新的错误，即混乱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恋时代错置的行为。不过这个比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努力尝试给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棘手问题都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为他的后继者们提供了依据，从而使他们得出了比勒庞更精辟的论断。
此外，继勒庞之后以研究群体行为为主的社会学家也曾用过上面那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如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就曾在书中采用过。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研究的语言》一书中写道：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各项体育竞技记录的提高的原因并不是进化的作用，而是因为人类加强了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正是因此，几乎每一代人都会看到上一代人取得的进步，但是能力却并不比他们的前辈更高。
在另一本著作《群众的反叛》中，我们看到了相同的观点，而且本书的作者还将这种现象类推到了其他科学领域。在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和道德除外，几乎都可以找到这种早已过时了的“进步”观的影子。所谓的“进步”观是指不断积累的知识以及有益的思想与行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这样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的某些观点，一直被另外一种思想利用和改进，虽然这种思想的提出者的能力并不比勒庞更强，甚至还不及他，但是声誉却远胜于勒庞。
在一些读者的眼里，勒庞的观点很有远见。当他在书中如先知般地预言“我们即将进入的就是群体时代”时，他所说的群体主导历史是指，群体的某些意识开始觉醒并开始发挥作用，后来的科拉蒂尼、奥尔特加—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都曾对这一观点进行过更加深入的探讨。
除此之外，勒庞还有另外一项颇有预见性的观念，即群体中的成员最终会被把平庸而低俗的文化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的大众文化所吞噬。在勒庞的眼里，现在的群体比过去的群体更易于受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他的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想到后继者对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对勒庞的这一观点如是评价：他不仅预见了群体时代的到来，还提出了很多关于群体秉性的真知灼见，他所使用的方法现在已经被社会学家继承并发展。
关于勒庞观点中最后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例子是，他意识到了群体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这是一群毫无组织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关注着相同的社会焦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与有组织的群体相同的心理行为。虽然受时代的限制，他没有能够预见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对群体的影响，但是他看到了报纸对群体思想起到的作用，即先通过迎合群体情感的方式，将群体引入它们设定好的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勒庞所有的预见，无论是否精确，只要能够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曾经不断出现的某些方面，就会为后人把握未来提供一些很好的借鉴。当然，这并不是说，勒庞如同先知一样具有超常的能力。因为先知能够预测出未来事件的发展趋势，但是他却不能，换句话说，研究社会运行的学者不能够预言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甚至是只指出一些细节都不可能。即使是有些人将他视为了先知，他能做的也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一些能够表明社会发展迹象的条件。
当他在生活中遇了一些问题时，也只会偶尔预测一下这些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某些方面，如人口过剩造成的后果，但是他们并不会说出这些事件出现所需的条件。当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没有先知的能力。
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与先知还有一处不同，即社会学家会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假如他们预测的某些迹象没有发生，而且促成迹象发生的条件已经具备，他们就会坐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反省自己的思路，就如同有人给他们下达了指示一样。
先知却恰好相反，即使他的预言落空了，他们还是会锲而不舍地投入更多关注，而不是重新审视自己关于事物如何发展的认识，也不去重视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那些成功的先知做到这一点更加容易。古人对此曾给出精确的概括，即先知们在面对失败时能够用娴熟的技巧替自己辩解，从而保住颜面，使他的追随者们继续坚信他具有超凡的能力。
将社会学家与先知进行比较其实并没有脱离我们的主题。因为，当代的一些人在重温勒庞的某些观点时往往会将他在1895年所说的话视为对后来事件的预言。这种看法不仅错误，而且还给勒庞强加了一些他根本不具备的本领，虽然他偶然也会表现出这方面的特征，但是他根本不适合这种角色。
种种迹象表明，他想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社会科学家。但是，跟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他开启了社会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新纪元）相比，勒庞从来都不会循规蹈矩地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然后来否定自己某些错误的观点。
社会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勒庞虽然具备社会学家所具有的坚定信念，但是他缺少能够使他的研究具有说服力的正确工作方式。他有和其他社会学家一样的意图，却只有政治家的收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具备对社会学的敏锐感知，所以他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我们看到《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内容有很多不平衡之处，如观察的质量不平衡，根据观察做出的推论也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充斥着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有些是正确而又有实际意义的，有些虽然正确但是对现实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还有一些干脆不正确，但是有益于启发后人得出正确的观点。
但不幸的是，也有一些观点既不正确也不会有任何启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勒庞也是普通人，没有办法正确评估他提出的所有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是他头脑中的产物，所以他显然对它们一视同仁并厚爱有加。他对待这些观点的态度就如同寓言中好善乐施的人，只要是他的儿孙，无论他是否喜欢都会一样疼爱。
因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关于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作品，而不是关于群体的编年史，所以书中的内容有许多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相符。
勒庞作为保守派的一员，对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忧心忡忡，但是，他的保守主义迹象、对社会主义的仇视、独特的种族情绪以及将妇女视为最没有主见、缺乏理性、判断力与批判精神、态度极端、缺乏道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和男人相媲美等观点都只是书的外表，即使是将这些观点全部去掉，也不会影响勒庞对群体行为的基本认识。
现在我们只讨论“种族因素和束缚我们的日常规律”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这一观点。勒庞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持有这一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就如同勒庞所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戈宾诺所创立的那种种族主义，是种族主义世代相传且不会发生显著改变的基础，为他们压迫“劣等种族”提供了理由。
在勒庞的概念里，“种族”的内涵不易理解，它和“民族性格的构成”极为相似，如当他提到“西班牙种族的遗传本能”时，或是偶尔提到所有地方的群体都具有女性所具有的特征，而且“拉丁民族”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时，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勒庞有种族偏见，因为“种族”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适合各国人民和民族的特性，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
我们可以从这本无论是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是勒庞的时代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书中，归纳出一些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根据书中所写的关于群体行为共同特点的重要事件整理出来的，即书中所阐释的观点，几乎每一条都可以在前人的言论或书籍中找到痕迹，而且严格来讲，这些观点有些还有失偏颇，其内涵和表象具有相同多的意义，作者的眼光时而放眼世界时而又只局限在法国；某些观点既有预见性，又和时代相脱离；在有效地利用历史事件，又不断地否定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观点，但是这些对《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价值没有任何影响，它依旧是一本很值得研究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