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群体观察力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集体观察的结果极有可能出错，多数时候只是个人幻觉，这种幻觉在传染过程中极容易影响同伴。无数事实证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体证词。在25年前的色当之战中，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然而面对最矛盾的目击证词根本无法确定是谁在指挥战役。英国将军沃斯利爵士在最近出版的书中证明，时至今日，在认识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上仍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尽管这些事件的真相已被数百名目击者证实。［5］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证词的价值。各类逻辑学专著包含许多证人的一致证词，这些证词都是支撑事实真相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就我们掌握的群体心理知识而言，逻辑学专著在这一点上需要重写。最受怀疑的事件一定是那些目击者最多的事件。也就是说，当某一事件受到了数千目击者的证实，通常真相与公认的报道越会相去甚远。
很明显，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史学著作只能被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一知半解的事实做出自以为是的记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后得出结论。写这种东西无异于浪费时间。如果历史没有留下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传世巨作，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像赫丘利、佛祖或穆罕默德这些在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历史记录里有关他们生平的记录有一句是真的吗？完全可能一句都没有。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讲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是以什么样的高大形象征服他们的偶像的。因为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是神话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现实中一时的英雄。
遗憾的是，虽然书籍明确记录了各种神话故事，但是故事本身仍在不断发生变化。随时光的流逝，尤其是受种族因素的影响，群体想象力不断地改变这些故事。《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慈爱的圣德勒撒上帝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朝拜的佛祖与印度尊奉的佛祖同样也没有多少共同点。
英雄传说被群体想象力改变而使英雄远离我们，不一定要花上数百年的时间，有时这种改变只消几年的工夫。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便可看到同样的事情，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传奇人物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数次嬗变。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被塑造成了一位快乐祥和、向往自由的田园派慈善家兼谦卑的友人形象。在诗者笔下，拿破仑必将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中。30年后，这位随和的英雄便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利、破坏自由后，为满足一己私欲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0万人命丧黄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传奇人物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数千年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述，也许会对拿破仑是否存在过发生质疑，如同现在有人怀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样。
在拿破仑身上，学者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神话，或是一个赫丘利式传奇英雄的发展史。学者们当然能够轻松应对这种变化，因为与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会有更深的了解。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历史几乎保存不了什么。
群体态度的夸张与简单
（群体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
群体情感不论好坏都会呈现出双重性——极端简单与夸张。这一点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出现时与原始人类是相似的。他们无法对事物做出细致的区分，只从事情的整体上观察，而忽视中间的发展过程。任何情感态度的表露，通过暗示和相互传染迅速传播开来，从而强化群体夸张的情感。这样明确得到群体认可的对象就会变得异常强大。
群体夸张而简单的态度使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曾产生怀疑和犹豫。他们就像女性，会一下子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成为不容置疑的证据。厌恶或对立的情绪不会对独立个体产生很大影响，却会在群体中立刻引起强烈的憎恶。
特别在异质群体中，群体剧烈的情感又会因责任感的缺失得到强化。他们知道即便做错事也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越肯定，这种由于人数上的优势而获得的一时巨大力量的想法，会使群体产生独立个体不会有的情绪和行为。群体中愚蠢、无知和心怀嫉妒的人会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从而产生残忍、巨大的短暂力量。
遗憾的是，群体夸张的情感常常与反面情绪有关。这些情绪是原始人天性返祖遗传的残留，孤立且有责任感的个体会因为害怕惩罚而对此加以克制。因此，群体最容易做出极端恶劣的事情。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不能在巧妙的影响下，表现出英勇无畏、无私奉献和无比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独立个体更能表现这些品质。在研究群体道德时，我们还将回到这个话题上。
由于群体惯于夸大自己的情感，所以他极易被极端的态度影响。因此演说者要想激起群体的某种情感，必须言辞激烈、论点强硬。于是，在公开集会上，演说者总结出了最有效的论说技巧，如夸大其词、妄下断言、重复说明、绝对不采用推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
此外，群体对他们自己的英雄同样具有类似夸张的情感。于是，他们往往会夸大英雄表现出来的品德。曾有人正确地指出，群体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现实生活中缺乏的勇气、道德和优秀品质。
剧院中观察事物时存在一种特殊立场，其重要性已得到正确认识。这种立场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它的衡量标准与常识、逻辑基本毫无关系。吸引群体的手段明显是低级的，但这也需要特殊才能。想要通过阅读剧本说明它们成功的原因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接到这些剧本时，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些剧本是否会成功。要想判断剧本能否成功，他们就必须站在群体的角度去思考和欣赏。［6］如果再做一次更宽泛的说明，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绝对影响力。一部在某个国家掀起群体热潮的戏剧，但在另一个国家却极可能惨淡收场，毫无成功可言，或者仅仅是取得了部分的、平平的成功，因为它没有产生影响不同种族的民众的影响力。
群体的夸张性只表现在情感方面，对智力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点无需更多说明。我曾指出，个体一旦成为群体成员时，他的智力水平会立刻大幅度降低。一位有学识的地方官员塔尔德，在研究犯罪群体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群体的情感要么无比崇高，要么极其低俗，别无其他可能。
群体的偏狭、专横与保守
（群体是偏执和专横的代名词）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他们对待各种意见、思想和信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否决，要么视其为绝对真理，要么就视其为绝对谬误。通过暗示加以诱导而不是通过推理得出的信念通常也是如此。我们意识到，这种偏狭常常与宗教信仰有关，并绝对控制着人们的思想。
一方面，群体不知道何为真理何为谬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强大，于是让自己的突发奇想变得偏执而专横。个体能够接受矛盾展开讨论，而群体绝对不行。在公开集会上，演说者哪怕有丝毫要提出辩驳的迹象，立刻就会遭到群体的怒吼和痛骂，如果演说者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就会被拳打脚踢轰下台。如果没有当权者代表在场管制，反驳者多数时候都会被打死。
专横与偏狭是所有类型群体的共性，但程度有所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人类情感与思想的种族概念会重复显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族群中，专横与偏狭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族群中的发展，已经完全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拉丁族群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这里所谓的独立性是指，使与拉丁族群信仰相左的人立刻改变其信仰皈依于他们的信仰。自宗教法庭统治时期以来，在不同的拉丁种族中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从未能够对自由做出另外一种解释。群体对专横而偏狭的情感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能轻易地产生这种情感，一旦这种情感强加于群体，他们会立刻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权势顶礼膜拜，却对慈悲心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这只是软弱的表现。对行事温和的主人他们不屑一顾，对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却俯首帖耳。因此，群体总是会为后者竖起最宏伟的塑像。但是，也不可否认，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推翻的暴君，因为失去权利后，曾经的君主变成了一介草民；人们蔑视他，因为他不再让人感到害怕。群体爱戴的英雄永远像恺撒一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准备对软弱无能者揭竿而起，对强权统治者俯首称臣。如果强权势力时起时落，群体总会受到极端情绪左右而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肆无忌惮，时而奴颜婢膝。
然而，如果认为群体的革命本能永远占据其生命的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他们的心理特征。这是因为他们的暴力倾向蒙骗了我们。一般而言，他们反叛与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群体主要受无意识因素控制，因而过多的受到遗传因素影响，难免会十分保守。如果对他们听之任之，他们很快会厌倦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从而本能地被别人支配。当拿破仑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强烈的感受到其铁腕政策时，向他欢呼喝彩的正是那些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充分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很难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革命。的确，他们有时候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完成这些变革他们甚至会发动暴力革命，但是这些制度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种族代代相传的需求，从而使种族完全遵循这些制度。群体的多变性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只会对一些表面事情产生影响。事实上，群体和原始人类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有着绝对神圣的尊崇，对一切有可能改变其生活状态的新事物，内心却藏着深深的无意识恐惧。
在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诞生的时代，如果民主派具有像今天一样的权利，这些发明可能不会出现或者需要通过革命和不断的杀戮来实现。对文明的发展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群体道德（群体是矛盾共同体——为什么今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明天却可以牺牲和不计名利地献身）如果“道德”是指始终如一地尊重某种社会习俗，不断抑制内心自私念头的出现，那么很明显，冲动而善变的群体不可能具备道德。如果我们把群体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自我控制、自我牺牲、公正无私、献身精神和追求平等也算作“道德”的范畴，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群体会时常表现出十分崇高的道德境界。少数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仅从群体的犯罪行为对他们进行考察，在总结出他们的犯罪频率后得出了这样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
情况常常确实如此。但是原因何在？原因是源于原始时代野蛮、破坏的本能一直蛰伏在我们体内。
独立个体时，听从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成为不负责任的群体成员时，因为不用担心受到惩罚，他会完全放任这种本能。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本能，所以便将其转移到动物身上。群体捕猎时普遍存在的狂热与残暴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缓缓杀死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受害者时，表现出一种十分怯懦的残暴。在哲学家眼里，这种残暴与几十个猎人为了取乐用猎犬捕杀一只不幸的雄鹿时表现出的残暴有着密切的联系。
群体有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有时也表现出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以及公正无私这样十分高尚的举动，而且比独立个体表现得更崇高。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为名号召群体，最有可能打动他们，并常常使他们会不顾生命，慷慨赴义。历史上像十字军战士和1793年志愿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只有集体能够如此大公无私、勇于奉献。
群体为了自己知之甚少的信仰、思想和只言片语，便敢于直面死亡，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如群体罢工更有可能是出于服从某个指令，而不是为了增加维持生计的微薄薪水。个人利益很少能够成为群体行为的强大原动力，但却是独立个体行为的唯一动机。所以，在许多群体智力无法理解的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不是个人利益，他们甘愿自己像一只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样轻易被人宰割。
甚至在一群十恶不赦的坏蛋中也会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成为群体成员之后，会暂时表现出对道德纪律的严格服从。泰纳让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参与“九月惨案”的犯罪者将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放在了委员会的桌上，他们本可以轻易地将这些东西带走。1848年革命期间，当杜伊勒利宫被侵占后，一群咆哮、衣衫褴褛的人聚集在此，但是没有一个人偷偷地侵吞那些让人惊喜不已的物品，虽然其中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换取维持多日的食物。
群体对个体的这种道德教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而是一种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也会看到这种道德教化作用。我曾提到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具备超常的美德。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如在某个集会中，即使其成员素质低劣，通常他们也会表现得道貌岸然。在某些很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浪荡子、皮条客和大老粗常常会突然变得轻声细语，虽然与他们惯常的谈话相比，他们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虽然群体常常听任自己低劣本能的放任自流，但也会不时地树立高尚道德的行为典范。如果为了真正或虚幻的理想能够做到公正无私、言听计从、无私献身，这些都算作美德，那么我们认为，群体的这些美德往往就连最睿智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当然，他们践行这些美德是无意识的，但这无关紧要，我们不该对此多加指责，指责其过多地受无意识支配而不善于思考。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始思考并顾虑起自身利益，那么我们的星球根本不会出现文明，人类也不会拥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