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工作组经常带着医生，进行半夜突击。村口李大强老婆生了三个女儿，还想生个儿子，夫妇俩东躲西藏的，留下三个女儿在家里，由李大强老婆的妹妹在家里照顾。结果工作组的人把她妹妹当成了姐姐给强行作了结扎。她妹妹还是个黄花闺女，连对象都还没有谈过的，就这么被毁了。
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的。现在想来比起这些人，还是暗自庆幸，我还是有远见的，运气好。生下小坤第二年就计划生育了。
17．
我家屋背后，住着岩头婆一家，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岩头婆很老了，八十多了，还很健康地活着，就是耳朵有点背，要大声对她喊，她才听得见。她四十不到老伴就死了，一直没再嫁，守着她的儿子和女儿过日子。
后来，两个女儿都嫁人了。两个儿子却一直打着光棍，娶不到老婆，家里太穷，没人愿意嫁给他们。后来她的大儿子到隔壁村给一个寡妇去做了上门女婿。
男人倒插门，在我们那儿是很受人鄙视的。她大儿子当了一年多的倒插门，便跳海喂了鱼。也不知什么缘故。
岩头婆的大儿子去做倒插门那年，她小儿子经人介绍，在一个人贩子那里，花了1000块，买了个河南女人结婚。结婚一年半，生下个儿子，还没学会说话，那女人便跑了。说是夫妻俩夜里做那事，受不了岩头婆次次都在场。
岩头婆家只有一间房，另外一间便是灶房间，小得站不下两个人。所以，岩头婆只好跟儿子一个屋睡。屋里铺两张床，岩头婆睡一张，儿子媳妇睡一张。以前，是岩头婆睡一张，两个儿子睡一张。
媳妇跑了，有人便嘲笑，一个房里，睡一个70多的老娘和一个40多的儿子，要是儿子有需要，他老娘是不是会帮他呢？越是天杀的话，人越喜欢说，大伙听了都乐，笑得个个像傻子。
这次回家，岩头婆小儿子也死了，得胃癌死的，家里只剩下岩头婆和她孙子两个人了。老的已这么老，小的还那么小，这祖孙二人日子可怎么过？想想也是可怜的。
我抱着我家暖暖去看岩头婆。她孙子刚喂完米糊睡着了，屋里头黑乎乎阴森森的。我家暖暖一进门便哭，哭得浑身颤抖，像是怕的。我赶紧抱她出来。都说小孩眼亮，能看见鬼，莫不是岩头婆刚死不久的两儿子又回来陪岩头婆过春节来了。
村里人说，岩头婆的寿命太长了，她命里克子，把两儿子的寿命都加自己身上了。岩头婆耳背听不见，要是能听见，准气死。
我塞了100块给岩头婆，说是给她孙子的压岁钱。岩头婆把钱抻直，对折又对折，塞裤兜里去了。岩头婆没问我抱着的孩子是谁的，我也没说。要是说了，岩头婆肯定会为难，知道是我孙女，她就要给压岁钱。给5块10块，会怕我们嫌她少，给100的话，我刚给她的那100就白拿了。
18．
大嘴凤仙家就住我家对门。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仨儿三女都听大嘴凤仙的。现在个个结婚了，都有孩子了，还是听大嘴凤仙的。三个媳妇都没权，家里的权全捏在大嘴凤仙手里。无患村的人都知道大嘴凤仙有本事，大嘴凤仙的男人很窝囊，是个废物。
20多年前，大嘴凤仙跟村里一个光棍偷情，偷到家里来了，她男人连气都不敢出一声。夜里头，三个人就一个屋睡。那光棍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就像示威一样，横着个八字步，站在屋前，把涮口水吐得满天飞。
那光棍在大脚凤仙家一住20多年，成了大嘴凤仙公开的小老公，这事虽然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却成了事实。
大嘴凤仙的男人不出声，是因为一家人全靠那光棍赚来的钱养着。那光棍好赌，人家十赌九输，那光棍却十赌九赢。一大家子造房娶媳妇嫁女儿生孩子等等等等，所有的家用，都是那光棍赚来的。要不是那光棍，靠大嘴凤仙男人那双捏泥巴的手，一家子都是要活活穷死的。所以，大嘴凤仙的男人，虽然天天戴着顶绿帽子，活得像乌龟，心里也是平衡的吧，毕竟他一个人的付出，换来了老婆孩子的幸福。说到底，他也没什么付出的。听他自己说，光棍要是不在家，大嘴凤仙一高兴，也肯让他睡的。
大嘴凤仙的孙儿孙女外甥外甥女加起来总共有8个，我每年都要付压岁钱给他们。以前是5块10块，后来20、30也给过，现在少说也得50、100了，少了就拿不出手了。这次春节回家，我准备了8个红包，都是100的。
没想到，那8个红包，大嘴凤仙拆都没拆，全拿回来还给我了，说孩子们都大了，今年就免了吧。把我气得！为什么早不免，晚不免，偏要在我孙女儿生出来这年免掉？他们不拿我们的红包，就意味着我们家暖暖也不能拿他们的红包。要是拿了我们的红包，按我们那儿的习俗，他们得在每个红包的基础上再加些钱。
大嘴凤仙从来都是只进不出的，这回做得也太过了。我就冲着他家开骂，骂她做事太绝，也不怕我把他们家的丑事抖出来。
我要抖的当然不是大嘴凤仙跟小光棍扎姘头的丑事，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再抖也没意思。我要抖的是她二女儿的事。她二女儿喜鹊，17岁那年去棉花塘打零工，在棉花地里被小工头李荣归强奸了，她怕她妈打她，便哭哭啼啼地跑到我家来。我让喜鹊别哭，把她留在我家里，自己去跟大嘴凤仙说了这事，大嘴凤仙一听，抽出一根门棍就往我家冲锋。我拼命把她给拉住了。我对她说，你这个时候打喜鹊有什么用？大嘴凤仙身子气得一直抖一直抖，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告李荣归坐牢！
在那个年代出了这种事，只要女方去法院一告，男方肯定得坐牢。但是，男的进了牢，女的也没脸再见人了。一个被男人强奸过的女人，想要找好婆家就难。
李荣归是隔壁村的小伙子，只比喜鹊大两岁，出事之后，他也意识到错了，当天夜里他拎了一篮子鸡蛋，偷偷找到我家来，吞吞吐吐来找我做媒，想讨喜鹊做老婆。
我做过几次媒，也算是无患村半个媒婆。但从没做过这样的媒，将一个女孩说给一个强奸过她的人。
当时我想这李荣归的脸皮也真厚的。可后来一想，这小伙子还算聪明的，要不这样，他就得当强奸坯给抓进去，关上几年再放出来，前途就全毁了。我看这小伙也是真心实意的，还拎了一篮鸡蛋过来，人长得也不错，就动了心念，也许他是真心喜欢喜鹊的。我就去试探喜鹊。得知喜鹊也并没有特别讨厌李荣归，只是当时吓坏了。
我跟喜鹊说：一，要是你妈把李荣归告进牢房，而你，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被强奸过；二，要是李荣归现在向你求婚，你答应嫁给他，两个人恩恩爱爱过日子。你觉得哪个更好？
喜鹊在我的劝导下，选择了后者。在我的缀和下，他们两人高高兴兴结了婚。
大嘴凤仙从未求过我，就那次，她求了我，求我永远不要说出喜鹊婚前在棉花地被强奸过的事，这事说出去，总是不光彩的。快二十年了，我就只对小坤他爸和家里人说起过，对别人一直都是守口如瓶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也变了。喜鹊是否被李荣归强奸过，这件事人们都不太感兴趣了，何况喜鹊早成了李荣归的老婆，人家都已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儿子也二十多了。
说到后来，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像是在撒谎，虽然这件事确凿无疑。时过境迁，确凿的事再也无法确凿地说出。
19．
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我也成了个碎嘴的人，动不动就回头看，追着那些年代久远 ，却在心里越来越清晰的事，想把它们一桩桩一件件地说出来。
时间过得真快。时间走过来，我却走回去，走回我的青春。我的青春在70年代。
70年代的贫贱与荒唐、动荡与暴力，就如遗传，人人都在光天白日之下疯狂又惶惶然。从土改，再到文革，人人都在相互揭发、批斗、游街，然后进行毒打。
村口有一家裁缝铺，缝制中山装很出名，大张师傅做裁剪，小张师傅缝衣服，领子和袖子归李阿强师傅做。在整套制作过程中，三人缺一不可。就因为李阿强师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只做领袖的。你怎么可以只做领袖呢？李阿强被人揭发，批斗、游街，之后，再关进监狱。一关就是16年。
16年之后，经过学习、改造，李阿强被放出来，他已不再做领袖了，也没有人穿中山装了。大队安排他放牛。他在天亮时分去牛棚将牛牵出来，天黑前再牵回去。天天如此。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坐牛背上，天天牵着牛走那么多路不累？李阿强便说：累算个屁，比起在里头被人动不动就吊起来痛打，还不给饭吃要好呵。
我们便惊讶：这16年你动不动就挨打、挨饿地度过来的？李阿强冲着人大叫：是啊！革命嘛！声音野蛮而温顺。
七十年代的中山装，是春秋季节穿的。不仅男人穿，女人也穿。我有一件深蓝色卡其布做的中山装，穿了洗，洗了穿，都泛白了。夏装流行的确良，是从大上海来的。冬装，有羊毛衫和毛线衫。羊毛衫要贵一些，一般人家穿不起，就穿线衫，是用棉纱纺出来的那种，穿身上硬硬的。偶尔有托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几斤毛线，女人们便会轮番去摸几把，嘴里啧啧地说：多软呵，多舒服的东西！
无患村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就有党纪国法，一夫一妻制。可是，无患村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谁家的孩子，长着长着就像隔壁的二叔了；长着长着，就像村长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关起门来要去嘀咕的，就是夫妻俩的事了。
我们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的贫下中农，虽然日子不好过，但却是光荣一族。不像那些曾经的有钱人和地主，要被人毒打、却不动就被恶斗。
任谁都不允许致富，那时我们也不懂得致富，反正大家都穷，也就一起穷着。
我把我的大辫子剪了，用一根青绿色的绳子扎好，再用纸包好，托在手上沉甸甸的。长在头上并不知道，剪下来才知道，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把它卖给一个上门来收破鞋废纸空牙膏罐的货郎了。
我已忘记卖了多少钱，但这笔钱对我太重要了，那是我70年代唯一的个人副业。而且，不用担心进学习班。那时搞个人副业，是要关进学习班去接受再教育的。
那年头，三天两头都有外地货郎进来，拨隆咚、拨隆咚地转着拨郎鼓，从村头一直叫到村尾。他们的嘴个个像抹了油，能说会道，知道很多天下大事。闲下来歇脚的时候，他们会跟闷得发慌的妇女们吹牛，神侃。都知道货郎挑着货郎担居无定所，日子过得很艰难，但还是很多姑娘迷上了他们那张抹过油的嘴，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姑娘偷偷跟货郎跑了的。
那年头，除了有货郎上门来做小买卖，经常上门来的还有算命先生，他们有的拄着拐杖，翻着白眼珠子，有的却是精神抖擞的，两眼发着光芒，不瞎也不残。他们瞎编一气，也骗走过我们村里的好几个姑娘。
地到处荒着，你不能去开垦，要大队决议，大伙一起干才可以。在家里养鸡养鸭养鹅养猪，都是犯罪。反正不能搞个人主义。
20．
大队里有养猪场，离我家不远。村里有专门的屠夫。屠夫一走进猪场去，那猪便没命地号叫，它们嗅得出屠夫的来势汹汹。
杀猪的时候，我们专门跑去看，亲眼看着几条壮汉左右拦截，将猪放倒，让屠夫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那时候的猪，叫过几声便不再叫，但它还没有完全死，四只朝着天的脚、和它身上的肉，还在那儿一抖一抖的。当全猪被滚水浸泡过，刮去猪毛，洁白的肉身，昂然倒挂于大铁钩上。那位沉默的屠夫，便将刀举过头顶，动作温柔体贴，只是轻柔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滚烫的心、肝、肺、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那屠夫耐心细致地一刀一刀再将它们进行分解，去膜，取出。此时，会有人上来过秤，叫号。
围观的人们，便开始排着队，随着叫号声，上去从屠夫手里接过心、肝、肠、腿、猪头和猪肉。
领到和没领到猪肉的村民们，都是一副笑呵呵喜气洋洋的神情，啧啧称赞那屠夫彪悍的体魄、与他刚刚表演的娴熟的手法。
就是那个温柔的屠夫，在文革时，徒手杀猪，也徒手杀人。他的仇家被打倒。革命让他理直气壮地报了仇。他将那仇家倒提在手，高高举起，脑袋对准山石猛砸，直至死。死后仍不放，将仇家倒挂于树上，剥去衣物，用屠刀刺入腹部，缓缓顺至胸膛。死者的心、肝、肺、肠，也被他一一取出，手法娴熟、温柔，就如当年在猪场屠杀一头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