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藏书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源，文化积淀相当深厚。私人藏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世态人情，而且对文化教育、学术传播、图书出版等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藏书思想与近代图书馆学之间虽然也存在过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纠结，但是，这种纠结并没有演化成两种学术思想的剧烈冲突，也没有出现类似社会思潮那样的飞扬激荡，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体现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独特旨趣与韵味”[1]。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伦明（1878—1944）撰述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共收录藏书家150人，附录28人，以近代为主，兼收清季22人，得诗150首。根据正史及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和自己的经历等材料，不仅记载了藏书家们的生平事迹，而且囊括了每位藏书家的收藏特点、藏书状况，所藏书的聚散离合，以及重要典籍的存毁流传，并将历史事件贯穿其中。而所加按语，对已有材料或加补充，或纠正舛误，或提出质疑，颇多独到见解。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私人藏书风气的变迁与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之转移紧密相连。近代藏书的总趋势是，私家藏书的衰落和公共图书馆的兴起。本书以伦明撰述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为视角，通过探讨其记载的众多私人藏书家丰富的藏书思想和文化特色，以揭示近代藏书文化和学术传播的互动关系，推动和深化中国近代藏书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近代藏书史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一方面，随着西方列强的炮火从东南沿海逐渐蔓延至中国腹地，特别是太平天国焚毁孔孟诸子百家“妖书”之祸从岭南蔓延至江南，席卷半个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清代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遭受沉重打击，或者灰飞烟灭，或者流散亡佚，或者日渐式微，古代藏书开始迅速衰落；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涌进，西方的图书馆观念与图书馆学术渐次流入中国，创办新式图书馆的呼声日益高涨，实践亦渐次展开。在机械印刷图书、报纸、期刊、教科书等现代文献迅速兴起，并逐渐取代手工印刷文献的社会转型时期，清代藏书思想不仅没有随之衰落，而且颇有发展。根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记载，清季学问家藏书家的增多，一方面促使掠贩家、收藏家和鉴赏家等类型的藏书家进一步增多，以致私人藏书的数量和规模超越历朝历代；另一方面又促使古代藏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即使是在古代藏书即将终结和新式图书馆已经产生的清末民初之际，有关藏书思想的著述仍然绵延不绝，且成就可观。中国藏书思想长河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长河在近代中国交汇时的和而不同与并行不悖，生动体现了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独特旨趣。
第二，展示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研究的重要窗口。史学家吴晗之于藏书史研究有言：“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近代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活动、藏书思想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地域等兴衰发展有极大关系。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指出：“书之聚散，公私无别，且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今已萌兆之矣。”由是观之，近代以来，藏书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各国的公共藏书制度逐渐传入中国，受到开明绅士的追捧，渐渐地，从19世纪末开始，以公众阅览为核心的西方公共藏书制度及其以书育才的实际功用也已深入人心，并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和学术的转型。
第三，为全面促进中国图书馆史、藏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国藏书史是一门总结中国历代藏书事业发生、兴起、发展、繁荣、鼎盛及其转型的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通过挖掘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学术文化内涵，揭示近代私人藏书特色，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图书馆史和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全面认识，对于今人如何合理地研究与继承传统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藏书是收藏者通过阅读与藏书交流思想感情的“觅同心”活动，藏书亦是与古圣先贤交心“叙欢”的过程。陆游常言注诗之难，知诗不易：“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者。……呜呼艰哉！”[2]对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解读也正如陆游所言关乎理解角度、阅读情境、吟诵程度等，世易时移，淳漓善病，可妙可疵，见仁见智。“六经皆可注，不可注者诗。诗人化为土，千古存其辞。其辞虽可读，其义不可思。”斯人远矣，书墨清韵犹存。本书通过呈现伦明藏书与读书的接受取向与治学志趣，从其藏书纪事诗中领悟藏书人与读书人的深刻学理，品味藏书人与读书人的审美意趣，传扬辛亥以来藏书家典范的确立和藏书与治学互动之特色，从而丰赡书面文化的人文内涵。
第五，目前学术界对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伦明的研究较薄弱，开展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伦明本人，让伦明读书、教书、写书、访书、抄书、校书、论书、编书、续书、藏书的深厚“书缘”感染后学。《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不仅是藏书文化研究的一代风骚之作，更是文章与文学交汇的结晶，既记书事以存藏书史，又抒诗情以明读书志，期冀通过探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承载的藏书家们丰富的藏书思想和文化特色以及流淌的藏书人与读书人的炽热诗情，开拓藏书史、文献学与阅读学交叉交融的学术价值。
1.2 研究现状
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具有根本意义的标志是固有知识来源、知识系统和核心价值观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因此，对固有知识来源——藏书的研究，是研究思想文化史诸侧面（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的最佳切入点。现有的藏书史著作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对综合性或通史性藏书史的研究，如范凤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徐凌志的《中国历代藏书史》以及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等。二是对区域藏书史的研究，如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史》，王绍曾、沙嘉孙的《山东藏书家史略》以及薛愈的《山西藏书家传略》等。三是对断代藏书史的研究，如陈冠至的《明代的江南藏书》、李雪梅的《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王蕾的《清代藏书思想研究》等。近代藏书思想研究的论文主题则大致划分为六大类：图书馆学术史综论、藏书思想史综论、私家藏书思想综论、藏书思想专题研究、藏书家思想个案研究、藏书论著研究，近年来均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现有成果大多是从版本目录学和图书情报文献学的角度研究私人藏书史，缺乏对私人藏书的思想意义与历史价值的深入探讨。同时，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就藏书论藏书、就学术论学术，而没有将私人藏书与社会文化变迁、社会风气的转变、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冲突联系起来，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开拓与深入。
对于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伦明（1878—1944）的研究目前学界仅限于对其生平的介绍、对其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历史回顾，而且这些研究多着眼于对其藏书家身份的研究，亦多集中于其友人如孙殿起、雷梦水等的回忆性文章中。对于伦明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关系则由于资料缺乏也只知其梗概，对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撰写内容以及所体现的藏书思想、版本目录学思想、教育思想、阅读思想，《王渔洋著述考》《版本源流》《建文逊国考疑》等其他著作都着墨不多，目前均未见专文讨论，对《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研究也仅见于黄正雨、周生杰二人的专论。
1.2.1 伦明研究综述
1.2.1.1 伦明的生平与藏书
目前对伦明的研究大多都是对其生平与藏书经历的研究，包括他的生平、藏书活动、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以及撰写《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这方面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伦明作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面较广的有回忆性、评传类的文章或著作；另一类是仅在文章或者著作中提及伦明，论及其一生的藏书经历，以藏书纪事诗的形式为主。
第一，专题性论著。关于伦明的专题性文章，分为回忆性和评传性两类。回忆性文章里，以雷梦水整理、孙殿起口述的《记伦哲如先生》[3]、冼玉清的《记大藏书家伦哲如》[4]最全面和详细，因孙殿起、冼玉清二人和伦明有过长期的交往，孙殿起经营的通学斋书店就是伦明投资的。这两篇回忆文章也成为了研究伦明生平和藏书经历的重要史料。罗继祖的《东莞伦氏“续书楼”》[5]。陈思的《学者型藏书家——伦明》[6]、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7]中的《伦明续书楼》等文章都对伦明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囊括了出生和生平、爱书和藏书的事迹及对续修四库全书的追求等，为后人了解伦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郑丽芬在《藏书家伦明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关系史实考源》中通过查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和优级师范科的相关史料和档案，对伦明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入学、求学阶段的相关细节进行了梳理，以填补现有文献中关于伦明这一阶段生平的语焉不详之处[8]。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对伦明的研究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并且重复内容较多，研究有待深入。今后在不断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可编纂出《伦明年谱》，将伦明的学术活动及其贡献做进一步的梳理，以便总结提炼其学术思想。
另外，颇具代表性的综合性论著是由东莞图书馆主编的《伦明全集》[9]。此书共分四卷，伦明所著的诗、词、文章为第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由于字数较多，分两卷出版，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后人对伦明的研究文章以附录形式作为第四卷。《伦明全集》通过全面收集、整理伦明著述以及对伦明的研究成果，为人们系统了解和研究伦明提供了基础，为传承伦明的文化精神和学术财富提供了渠道。此外，由于伦明的很多作品是未刊载的手稿本，读者访求不易，熊静撰写的《伦明先生文献学著述考》[10]一文对伦明的著作做了梳理，作为对《伦明全集》的补充，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评传性论述。因为伦明在藏书家群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学者在做研究时也用一定的篇幅对伦明进行了介绍。这部分的文章以记录伦明藏书活动的藏书纪事诗为主，如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11]中，为伦明作诗一首并附以文字介绍，诗云：“藏书盈库兼仓富，续补可嗣四库书。安得群儒策群力，提要远追逊代初。”谭卓垣等撰，徐雁、谭华军译补的《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12]更是将描述伦明的藏书纪事诗和目见的研究文章进行了汇编，藏书纪事诗除了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伦明》之外，还有徐绍棨的《广东藏书纪事诗·伦明》。该诗云：“四库重修愿莫申，续编提要有何人？奇赢亿中非无术，通学斋开足疗贫。”徐信符的《广东藏书记略》、雷梦水的《书林琐记》、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李玉安、陈传艺编写的《中国藏书家辞典》[13]和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的《耆年话沧桑》[14]都将伦明列出作了简要介绍。这些评传性论述，形式简单，通俗易懂，并附有作者案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2.1.2 伦明与续修四库全书
伦明以续修四库全书为毕生事业，其一生的收书、藏书、校书活动也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撰写了四库全书各部提要1900余篇。因此，续修四库全书也是伦明研究的重要着眼点。
关于续修四库全书的研究已不胜枚举，但专文探讨伦明在此工作中所做贡献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其中，熊静的《伦明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5]介绍到：伦明从早期提出续修四库全书到1921年至1933年间，四次尝试续修四库总目提要，均因故不果，最后只得转为依靠个人之力独自进行；至1925年，利用日本庚子赔款在京成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设人文科学研究所，以续修四库提要为首要目标，伦明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共撰写1900余篇提要稿，涉及经、史、集三部，尤以经史两部为多。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伦明在续修四库全书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及发挥的巨大作用。复旦大学王亮的博士学位论文《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究》[16]以民国期间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文简称《续修提要》）为研究对象，考述了《续修提要》的编纂原委及整理与研究简史，可以说是《续修提要》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在第一章《续修提要》纂修的背景与起因中，作者概述了清中叶以来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提要》的历程，列举了从王懿荣到伦明的种种倡议，认为“伦明是议续修四库用力最多，擘画最密者”[17]。
1.2.1.3 藏书家群体中的伦明
道光以后、辛亥以来，广东藏书家纷纷崛起，藏书事业一度十分兴盛，在全国藏书界有鼎足而立之势。部分学者对包括伦明在内的广东藏书家群体进行了研究，论述这一群体崛起的原因、藏书特点及贡献等。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作为广东藏书家群体中一员的伦明。
黄增章的《广东私家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地位与贡献》[18]介绍了广东藏书家收藏精、规模大的藏书特点，分析了他们崛起的原因，指出广东藏书家在采集和保存珍贵历史文献方面的重大作用并赞扬了他们对待藏书的开明态度。伦明作为广东藏书家群体中的一员，也在其中做出了贡献，该文作者尤其肯定了《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在藏书史保存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世纪事诗创作的影响。李学敏撰写的《试论二十世纪初叶的广东藏书家》[19]一文源自于读了正式出版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分析了近世广东藏书兴盛的原因之一是其迅速成为全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和新学昌盛之地，原因之二是商业发展的带动。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学者型藏书家及其贡献”中，特别提到了辛亥以后广东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家是以教书为职业的大学教授，伦明就是其中的代表。黄敏的《明清民国时期东江藏书家论略》[20]对伦明在内的明清以来东江藏书家进行了介绍，分析他们藏书的特点和所作贡献。东江藏书家的特点体现在藏书家出身背景广泛，涵盖了官宦政客、学者教师、商贾富豪、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伦明是文化教育界藏书家的代表；藏书目的在于治学，伦明搜集明清文集著作，目的就在于为续修四库全书做准备；收藏图书各有侧重，伦明的藏书特点在于凡书皆收，博求广采，并以明清著作以及广东地方文献居多；对待藏书豁达开明，伦明晚年有志捐献，死后其藏书由家人捐献给北平图书馆和广东省立图书馆。
藏书家群体研究能够反映出某一时期、某一地域内的藏书特点，伦明是广东藏书家的代表，将伦明研究与广东藏书家研究结合起来，能够更深入全面地考察伦明藏书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对广东地区藏书活动的影响。
1.2.1.4 伦明的交游与事业
除了对伦明个人的研究之外，伦明与同代人的交游与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伦明研究的关注点。这方面的文献以同代人的回忆为主，这些回忆及相关史料作为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研究伦明最为可靠的依据。其中比较全面的是来新夏的《读伦明先生致陈垣先生的信件——纪念陈垣先生130岁冥诞》[21]一文，文中不仅对伦明进行了回忆，还提供了伦明致陈垣先生的多封信件。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了解到伦明要求编一部“求书目录”以充实教育部图书馆的庋藏、校勘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主张。傅振伦的《记目录学家伦明先生二三事》[22]也通过回忆展现了伦明在目录学、清史、方志和藏书版本等多个方面的博学。此外还有吉川幸次郎，他在《琉璃厂后记》[23]中追忆了伦明先生的“通学斋”，并提到孙殿起和伦明为书店搜书、访书的一些轶事。可惜的是目前这种一手资料非常稀少，成为伦明研究中的一个遗憾，也是伦明人物研究无法深入下去的原因。
在回忆和实物之外，对于伦明交游与事业发展的专题研究比较少，仅有钱昆的《伦明与孙殿起交游考》，文章论述了北京琉璃厂宏经堂学徒出身的孙殿起在会文斋供职时认识了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伦明，并应伦明之邀为其经营“通学斋”，在经营通学斋的过程中，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孙殿起在学术上受到伦明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指导，成为一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和古旧书业经营家；伦明也从孙殿起那里受益匪浅，并最终因志同道合而与其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24]。在其他一些机构和人物的研究中对伦明的交游与事业发展也有所提及。如通学斋研究，世人往往从经营者孙殿起入手进行考察，但无法忽略伦明在书店运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张西园的《孙殿起和他的通学斋》[25]一文对孙殿起经营通学斋进行全面的考察，肯定了他在古籍搜访和保存上所做的贡献。其中一节“因书识人，以书会友”谈到了孙氏与伦明结交的过程，以及伦明在书店经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文中提到“两人既是莫逆之交，伦明所藏善本，多经孙殿起采购，通学斋书店开店之初因资金不足，也是由伦明出资支持的。在通学斋经营期间，孙老先生任经理，伦明则指导其如何令古书经营服务于学术研究，或是识别古籍时的种种细节，两人一起切磋、相得益彰，在古旧书上建立了一种极为亲密的战友情结……”[26]。另有叶祖孚的《北京琉璃厂》[27]在“人才辈出的通学斋书店”这一章中介绍了和通学斋有着密切联系的三位学者——伦明、孙殿起和雷梦水，主要内容为他们搜访古书的经历，在伦明的部分还进一步挖掘他在书店经营过程中的人际交游和所起到的作用。
1.2.1.5 其他
其实伦明除了以藏书家名世之外，在教学和诗歌创作上也很有建树，但是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目前对伦明担任北大教授期间讲授目录学与版本学课程的经历为空白，拙作《伦明目录学研究初探》仅就伦明《目录学讲义》的内容作了介绍。诗歌创作上也只有张纹华将伦明作为一个诗人来进行研究，他在《〈伦哲如诗稿〉探析》[28]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伦哲如诗稿》的特色——书世界及叠韵怀人诗，也指出了其在诗题与用韵方面的明显不足，感慨诗歌创作与伦明身处的时代正渐行渐远。另外有傅璇琮、谢灼华的《中国藏书通史》[29]和谢兴尧的《书林逸话·北京藏书概略》[30]提到伦明藏书精、致力于清人集部书籍收藏等。
1.2.2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研究综述
叶昌炽撰著的《藏书纪事诗》是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创了诗传
结合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体例，其综述藏书家渊源递嬗的独特体例为士林所重，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编撰一时成为风潮。《藏书纪事诗》凡七卷，诗416首，记自五代至清末藏书家739人[31]。此书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首刊以来，类似的撰述接踵而出：或续辑晚近藏书故实，如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的《续藏书纪事诗》、刘声木的《清藏书纪事诗补遗》（未刊）[32]、莫伯骥的《藏书纪事诗补续》（未刊）；或以地方郡邑为限，如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等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或为之索引，如蔡金重的《藏书纪事诗引得》等，“内容体例虽然各有所别，却都是效法叶昌炽而作的，中国历代藏书文献也因之大备”[33]。研究藏书家历史一时蔚然成风。在各种继起之作中，当数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创作最早、变体最新、传人最多，堪与叶书比肩。但查阅知网与检索港、澳、台及国外数据库，仅有黄正雨的《伦明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周生杰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新论》两篇专论对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开展了初步研究。这种状况与伦明以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周生杰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新论》[34]对伦明撰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背景、作品的特点及学术价值做了分析和阐述。文章指出以纪事诗为藏书家做传的体例虽非首创，但也有几方面的特点：一是对藏书纪事诗的集成与发展；二是记载藏书家类型众多，并记录伦氏亲见、亲闻的藏书家逸事；三是广东藏书家居多，有30人，占总数的1/5。作者认为《辛诗》兼具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不唯可以当做藏史书来看，也可以当做文学创作来欣赏[35]。黄正雨的《伦明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36]在概述伦明求书访书活动之后，重点分析了其著作中最为重要的是《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并在对伦明著作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优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之处，以及对后世“纪事诗”体例发展的影响。南开大学翟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藏书纪事诗研究》[37]中对“藏书纪事诗”这一特殊文体进行系统研究，将该文体的发展历程分为初创期（1884—1917）、繁盛期（1918—1949）、衰变期（1950—1977）、绝响期（1978—）四个时期。论文将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归为纪事诗繁盛时期的产物，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为“书林《史记》”，而《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为“书林《汉书》”，开创了纪事诗断代之作[38]。李雪梅的《中国近代藏书文化》[39]也对伦明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所提及。如前所述，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为承上启下的一部力作，之前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之后有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王献唐的《山东藏书纪事诗》、莫伯骥的《藏书叙事诗补续》、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等，因此在研究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时还可以将其与其他纪事诗做比较研究，以便读者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综上所述，研究伦明的材料很少而且大多数文章只是就其生平经历、热衷于藏书及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等方面而谈，新颖性不足。另外，诸如作品原稿、往来信件和回忆录等史料价值较高的资料太过稀缺，为研究伦明造成了很大障碍。伦明不仅是一位藏书家，也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其虽自言“搜访故书及过录批校之事而耗去一生精力”，但其藏书与执教之余仍恭勤不倦，博洽多通。其诗文多未刊行，然传世之作颇为可观。今后对伦明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身份作为切入点，从而构建完整的伦明学术思想体系。
1.3 研究方法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拟沟通藏书史与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阅读史的研究领域，寻求跨学科的整体理解，发挥图书馆史与思想史中客观实证、归纳演绎、比较分析和逻辑思辨的优良传统，注重考辨源流，史论结合。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这一视角，对西学东渐时代背景下的私人藏书思想及特征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将西方学术史的实证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结合起来，既把握宏观脉络，又关注细微末节。同时，采用比对、统计的方法，通过多角度比较，科学揭示不同地域、不同类型藏书家的特色，体现区域藏书史的特点以及在中国藏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1.4 创新之处
第一，选题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藏书风貌逸出旧格，朴学消顿，渐乏通人。藏书家乃往往为学者，观其藏书之事，可间知一代学术演变。期冀透过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透视和反观近代藏书思想和学术之变迁；并通过对其进行多元化解读与诠释，为经典复苏、弘扬传统略尽微薄之力。
第二，视角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录辛亥以来藏书风貌，既为藏书研究确立典范，又与西方藏书思想交汇合流，亦为传统学术之总结与近代转型做一折射。书为古今学术之载体，藏书家多为一代学者，藏书史亦即学术史。本书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为切入点，并将《清儒学案》《清史稿》等中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所载史实相对照，尽考镜源流之力，俱知学术之衍变，因而具有弥补学术研究之不足的创新意义。
第三，方法新。本书试将藏书史、思想史和图书馆学、阅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与时代思潮大势相关照，从大量史实中提析出学术思想和理论，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既探究近代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和文化内涵，又审视藏书与学术发展、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这既是创新点，也是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