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学，《汉志》云：“出于理官”，此其理至易见。《汉志》所著录者有《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甲子》六篇，《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韩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今惟《韩子》具存。《商君书》有阙佚。《慎子》阙佚尤甚。《管子》书，《汉志》隶道家，然足考见法家言处甚多。大抵原本道德，《管子》最精；按切事情，《韩非》尤胜。《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两书已。
法家为九流之一，然《史记》以老子与韩非同传，则法家与道家，关系极密也。名、法二字，古每连称，则法家与名家，关系亦极密也。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称之之辞曰名。以言论思想言之，名实相符则是，不相符则非。就事实言之，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世人之言论思想，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为名家之学。持是术也，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为法家之学。此名、法二家所由相通也，世每称刑名之学。“刑”实当作“形”。观《尹文子·大道》篇可知。《尹文子》未必古书，观其词气，似南北朝人所为。然其人实深通名法之学。其书文辞不古，而其说则有所本也。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原于理，万事万物之成立，必不能与其成立之原理相背。理一于道，众小原则，统于一大原则。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韩非有《解老》、《喻老》二篇，最足见二家之相通。
《韩非子·杨榷》篇，中多四言韵语，盖法家相传诵习之辞。于道德名法一贯之理，发挥最为透彻。今试摘释数语如下：《杨榷》篇曰：“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此所谓道，为大自然之名。万物之成，各得此大自然之一部分，则所谓德也。物之既成，必有其形。人之所以知物者，恃此形耳。形万殊也，则必各为之名。名因形立，则必与形合，而后其名不伪。故曰：“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也。名之立虽因形，然及其既立，则又别为一物，虽不知其形者，亦可以知其名。如未尝睹汽车者，亦可知汽车之名。然知其名而不知其形，即不知其名之实。则终不为真知。—切因名而误之事视此。人孰不知仁义之为贵，然往往执不仁之事为仁，不义之事为义者，即由真知仁义之名，而未知仁义之实也。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也。名因形立，而既立之后，又与形为二物，则因其形固可以求其名，因其名亦可以责其形。如向所未见之物，执其名，亦可赴市求之。故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吾操是名以责人，使效其形；人之效其形者，皆与吾所操之名相合，则名实相符而事治；否则名实不符而事乱矣。故曰：“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臣之所执者一事，则其所效者一形耳。而君则兼操众事之名，以责群臣之各效其形，是臣犹之万物，而君犹之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岂得自同于一物？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也。然则人君之所操者名，其所守者道也。故曰：“明君贵独道之容。”抑君之所守者道，而欲有所操，以责人使效其形，则非名固末由矣。故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也。万物各有所当效之形，犹之欲成一物者，必有其模范。法之本训，为规矩绳尺之类，见《管子·七法》篇：《礼记》少仪：“工依于法。”注：“法，谓规矩绳尺之类也。”《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注：“法，大小丈尺。”实即模范之义。万物所当效之形，即法也。此道德名法之所以相通也。
法、术二字，混言之，则法可以该术；析言之，则二者各有其义。《韩非子·定法》篇曰：“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公孙鞅之治秦也”，“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论法术之别，最为明白。要而言之：则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也。
古代刑法，恒不公布。观《左氏》载子产作刑书，而叔向诤之；范宣子铸刑鼎，而孔子非之可见，反对刑法公布者，以为如是，则民知其所犯之轻重而不之畏，不如保存其权于上，可用不测之罚以威民也。殊不知刑法不公布，而决于用法者之心，则其刑必轻重不伦；即持法至平，民亦将以为不伦也，况其不能然乎？刑法轻重不伦，则其有罪而幸免者，有无罪而受罚者。有罪而幸免，民将生其侥幸之心，无罪而受罚，民益将铤而走险。法之不为人所重，且弥甚矣。制法亦无一定程序。新法故法，孰为有效不可知。法律命令，盖亦纷然错出。读《汉书·刑法志》可知。此虽汉时情形，然必自古如此。而汉人沿袭其弊也。故其民无所措手足。此法家之所由生。又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其利害恒相反。后世等级较平，治人者退为治于人者，治于人者进为治人者较易。古代则行世官之法，二者之地位，较为一定而不移，故其利害之相反愈甚。春秋、战国之世，所以民穷无告，虽有愿治之主，亦多不能有为，皆此曹为之梗。此则术家言之所由生也。如韩非言，申、商之学，各有所长，非盖能并通之者邪？
法家精义，在于释情而任法。盖人之情，至变者也。喜时赏易滥，怒时罚易酷，论吏治者类能言之。人之性宽严不同，则尤为易见矣。设使任情为治，即令斟酌至当，终不免前后互殊，而事失其平，人伺其隙矣。法家之义，则全绝感情，一准诸法。法之所在，丝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当，实则合全局，通前后而观之，必能大剂于平也。礼家之言礼曰：“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礼记·经解》。此数语，法家之论法，亦恒用之。盖礼法之为用虽殊，其为事之准绳则一耳。
职是故，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轻，亦断不容畸于重。世每讥法家为武健严酷，此乃法家之流失，非其本意也。至司马谈诋法家“绝亲亲之恩”，《汉志》亦谓其“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则并不免阶级之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