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房价越来越高，城市寸土寸金的时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离开闹市，回归田园的生活。比如我有个网友小Y，是自由职业者，给各类时尚杂志撰稿及拍图，她在乡下有个农居。一是因为自己的喜好，二也是想给孩子一个接近自然的童年。她平时常带着孩子四处旅行，采风，收集创作素材，给旅游杂志拍照。节假日约了两家老人一起去乡下。常常看她晒自己园子里的植物：大风吹落满地的山楂，快要成熟的南瓜和豆角，树叶里星星闪烁的柿子。看她每天采摘新鲜的果实给孩子做饭，心生艳羡。很多人（包括我），都跟着她学做果酱，茄子拌面，煎鸭腿。在物欲喧嚣的今日，能够远离人际摩擦，利益纷争，过着不用伺候各种脸色的绿色生活，令人心向往之。
中国向来有归隐田园，寄情草木的传统，以此作为修炼心灵的方式。古人与我们已是烟尘久远，就说近代的周瘦鹃，也精于花草种植。他用稿费积蓄买了一个园子——紫罗兰庵，栽满奇花异树，素心腊梅、天竹、白丁香、垂丝海棠、玉桂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性爱花木，终年为花木颠倒，为花木服务；服务之暇，还要向故纸堆中找寻有关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晨抄暝写。”我曾经买过一本他写的《花语》，文人的工雅笔法，怡情养性，实乃中国园艺文学之发端。
不止中国，国外的作家也有回归田园之心，比如契诃夫。
和贵族出身、生来拥有土地的托尔斯泰不同，契诃夫是赎身农奴的后代，一直到父辈才被赎成自由身。他自幼家贫，父亲破产后为躲债逃亡莫斯科，他留在家中，变卖家产寄往父亲处，十七岁就开始写稿养活自己及家人。他生计负担重，很早就罹患肺病，因为家贫四处搬家，一直没有固定住所，直到成名后贷款买下梅里霍沃庄园。契诃夫，这个农奴的后代，才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欣喜万分地给朋友写信：“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件比一件有意思。鸟儿飞来，积雪融化，草儿返青。”他每天五点起床，十点睡下，亲自去整地耕种。他托朋友买来各色种子，种下了苹果树，樱桃树，醋栗，还有他心爱的玫瑰花。有趣的是，无论他种下什么品种，开出的都是白玫瑰，别人说“那是因为你的心地纯洁”。
再说个离我们近点的例子吧。台湾女作家丘彦明，她原来是《联合文学》的编辑，后来辞职去荷兰学画，继而隐居田园，过起耕读生涯。她的两本书我都翻破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装订问题，尤其是那本《荷兰牧歌》）。她的草木文字好看，主要是因为：一，她身处欧洲，笔下的很多花草香料都是我闻所未闻，非常好奇；二，她不是买成品切花，而是自种的，从种子购置到萌芽开花，都描述的很细致；三，她受过美术训练，能把整个过程付诸形色；四，她的生活安然却不空虚，是尘嚣之后的隐退，并不是纯主妇式的苍白。那个闲适的“度”恰恰好。
丘彦明雅好园艺，又定居在荷兰，荷兰人有自己动手，修缮房屋和花园的习惯，家家屋前屋后都有园地。丘彦明喜欢美术，她的花圃也很讲究配色，牡丹芍药罂粟荷花薰衣草郁金香，此起彼伏，依次开谢。有次芍药盛放，她拍照，画画，还未尽兴，干脆把花瓣铺满各房间地面，铺出一条花径，到哪里都能闻到花香。李欧梵赞美她是当代芸娘，她夫君唐效曾经为她用玻璃刀割破莲子助其发芽，为她刻藏书章，真的有那种精神知己的味道。丘低调，说年轻人不要模仿他们这种小资生活，殊不知，对我们来说，太阳尚远，但必须有太阳。美好意境对人是有精神营养的。
《少女布莱达灵修之旅》里写到：“对于人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建造或耕耘。建造者实现目标可能要花费多年，但终有一天会完工。那时他们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亲手筑成的围墙里。在收工的同时，生活也失去了意义。选择耕耘者则要经受暴风雨的洗礼，应对季节的变换，几乎从不歇息。然而，和建筑不同，大地生息不止。它需要耕耘者的精心照料，也允许他们的人生充满冒险。耕耘者能认出彼此，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株植物的生命历程都包含着整个世界的成长。”——丘彦明种地，也是志不在收成，而是从花果菜蔬的生长中学到生命的功课。
丘彦明夫妇有幸可以定居荷兰，但不是每个作家都像他们这么幸运，能购置自己的园地；有些四处游走，客居他乡的作家，就只能用笔端记录下路过眼见的花木了。比如汪曾祺，他少时生长在苏北，后去云南求学，再后来北上在京剧团工作，写过很多关于草木的文字。我很难写他，一写就得摘他的原文。他的文字看起来句句都是白话，口语化，但是神来之笔。美在意境，气韵。他的文字说实也实，比如写小时候和姐姐摘梅花，梅花枝多，好踏，要采旁支逸出，花开一半的，这样插瓶才有韵致，又开得久。这是很简单的白描，但那个场景，真美。还有写木香，记得有两排木香长在老家运河两岸，搭枝成头顶的花棚，再回去问，老家人都说没有——恍如梦境，简直是桃花源记嘛。
还有叶灵凤。我很喜欢叶的草木文字，虽然很多人觉得他文字有点粗糙。有次我无意翻到一本旧书《拈花惹草》，书里选得最多的就是汪曾祺和他。在汪曾祺那种清净清丽，几乎是“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文字对比下，叶灵凤确实是肤质糙了点。但是他就像是毛姆说德莱顿“一条欢快的河流，流过村庄，城镇，山林，带着户外空气令人愉悦的气味”，不失文意的活泼。他写得多而广，在上海时就写江南植物，到香港就写岭南的。一路走来一路看，见识广，文字直接，细微处也不乏幽情，我一直记得他写小时候的寂寥，就是在一个夏日，看着一株茑萝爬藤。还有他写木棉，“花开在树上时花瓣向上，花托比花瓣重，因此从树上落下，在空中保持原状，六出的花瓣成了螺旋桨，一路旋转掉下。”——树下观花落的那个人，必有颗闲寂的心。
还有周氏兄弟。我是70后，成长期网络尚未兴起，甚至出版业都不太兴盛，依稀记得，我能读到港台欧美文学，都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我们那代人，以国民教育课本为主要读物。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应该都滞留着这样硬性强制背诵的段落吧：“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有一年我去绍兴，特别仔细地看了百草园旧址，那大树倒是在的，依稀也能看到什么菜畦之类，只是因为季节缘故还没结出毛豆啥的。
周氏兄弟都爱植物，我倒觉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里，写到的草木文字更为朴实有味。还有周建人，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两个哥哥都远渡东洋求学，留下他侍奉老母。他不甘荒废，想自学成才，鲁迅认为其他专业都需要实验器材，只有植物学，漫山遍野都是花草，硬件要求较低，于是寄了几本参考书给他，他就自己背了标本箱，上山研究去了。居然还真成了生物学家。
邓云乡也爱花，但他爱的花都比较家常。他的文章胖乎乎，但又不同于丰子恺的胖。丰子恺是一个白胖妇人，一个意思可以兜兜转转走很远，邓云乡的实用信息要密集很多，是个大骨架男人。他算是红学专家，在写植物时也常常考据溯源。他是河北人，长在北京。和周瘦鹃不一样，他的文字比较阔朗，也不栽花种树，笔下常见的不过是些平常的华北树木，幼年山乡里的杏树，胡同里的槐荫，顶多看见小盆栽比较漂亮时会顺手买两盆，或是过年过节插点梅枝之类。老舍爱植物，而且会养，这是我看汪曾祺提起的，说老舍的爸爸是花匠，他自幼承袭父辈的爱好，很会侍弄菊花。老舍解放后当了文联主席，也会喊同事们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