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下来七个月,也就是一九〇一年的五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舰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营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长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这位老姨太太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她说上海夏天很热,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说我背上的那块蓝“记”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沿上黑色烤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母亲说她太费心了,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就是太素淡了。的确,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我又因为从小男装,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现在,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兵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于索子。”我问,“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妹妹,不几天就夭折了。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爬上床去亲她的小脸,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我问妹妹哪里去了,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
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们到了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所,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幅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这一幅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幅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文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地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幅“集龚”的对联,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幅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的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大概是退伍军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和他攀谈。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有许多花果树,还种着满地的花,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花放时热闹得很。我就因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上的药,他还告诫我: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
这时,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我对于认字,就没有了兴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冰心选集》自序中,曾有过这一段,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
……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不久,我们又翻过山坡,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是个四合院,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但也住有一营(?)的练勇。(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我常常跑到营门口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胸前有白线绣的“海军练勇”字样。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他们举枪立正之后,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去。我等父亲走远了,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一面摸他的枪,一面问“你也打过海战吧?”他摇头说“没有”。我说“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他站了起来,扛起枪,用手拍着枪托子,说:“我知道,你父亲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当兵呢。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想起来,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离海最近的一段。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说是“海天”舰沉后捞上来的。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写过一篇叫做《海恋》的散文,里面有:
……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布景……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而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就在这个期间,一九〇六年,我的大弟谢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们又比我大得多,他们和我玩不到一块儿,这就造成了我在山巅水涯独往独来的性格。这时我和父亲同在的时间特别多。白天我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念一点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他就教我打枪、骑马、划船,夜里就指点我看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
一九〇八年,我的二弟谢为杰出世了,我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来。
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一排五间是我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们住的一边,父亲又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添盖了一间楼房,上楼就望见大海。我在《海恋》中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就是在这楼上所望见的一切:
右边是一座屏幛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
在这时期,我上学的时间长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父亲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滩上去一次,我记得这海滩上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庙门上的对联是:
群生被泽
四海安澜
因为少到海滩上去,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这房间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来住,父亲和母亲想要习静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这时,我们家塾里来了一位女同学,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伴,她是父亲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儿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只大两岁,母亲说她比我稳静得多。她的书桌和我的摆在一起,我们十分要好。这时,我开始学会了“过家家”,我们轮流在自己“家”里“做饭”,互相邀请,吃些小糖小饼之类。一九一一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父亲得到李伯伯从上海的来信,说是李梅修病故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还写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谈话或傲游戏的地方,就在楼房的廊上,一来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们的干扰,二来可以赏玩海景和园景。从楼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东院那个客厅和书斋的五彩缤纷的大院子。父亲公余喜欢栽树种花,这院子里种有许多果树和各种的花。花畦是父亲自己画的种种几何形的图案,花径是从海滩上挑来的大卵石铺成的,我们清晨起来,常常在这里活动。我记得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肄业,夏天就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他从烟台回校后,曾奇来一首长诗,头几句我忘了,后几句是:
忆昔夏日来芝罘
照眼繁花簇小楼
清晨傲步惬情赏
向晚琼筵勤劝酬
欢娱苦短不逾月
别来倏忽惊残秋
花自凋零吾不见
共怜福分几生修
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部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拉我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组织赛诗会,就是:在开会时大家议定了题目,限了韵,各人分头做诗,传观后评定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做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
庭前……正花黄
床下高吟际小阳
笑尔专寻同种斗
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
久处不须忧瓦解
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做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〇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之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
1979年7月4日清晨
(收入《我的故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