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有崇拜强者的倾向。在芸芸众生之中，人们记住的总是强者。强者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角，一如他们在历史上和生活中那样。对于强者，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崇拜强者的倾向符合自然的法则。自然总是给强者提供更多的机会。优胜劣汰的原则使自然不断发展进化。
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条准则：在强者身上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将同时放大。人们每每着迷于强者造福群体的能力，却往往忽略了他们造祸群体的能力。更有甚者，人们的强者崇拜倾向常常发展得这般强烈，以致连强者造祸群体的能力也被盲目地崇拜起来。
李朝威的《柳毅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十九引《异闻集》）里的钱塘君，一直以其嫉恶如仇的刚肠直性，受到读者与学者的喜爱与肯定。然而，他为侄女向其婆家复仇的行为固然大快人心，但他在这过程中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却也令人发指：
君曰：“所杀几何？” 曰：“六十万。”“伤稼乎？” 曰：“八百里。”
这“六十万”恐怕不会全是龙女婆家的人口，“八百里”也恐怕不会全是龙女婆家的庄稼。钱塘君强大的为善能力（这里是指其“正义”的复仇），便也同时搭上了这强大的造祸能力。他本人固然痛快，倒楣的却是百姓。而且他所造的祸害还不止这些，他哥哥洞庭君揭发说：
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
他与其他强者作对，遭殃的却是百姓，这就是强者的逻辑。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钱塘君的行为不过是江河泛滥的自然现象的拟人化或人格化，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这其实也是强者造祸群体的社会现象的自然化与神格化。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当年秦始皇对唐且所发的威胁：
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战国策》卷二十五魏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这种威胁如果付诸实施的话，不是很接近钱塘君的行为吗？而人们却还在那里肯定钱塘君的行为，大概是他们从没有遭受过水灾之苦吧？
《水浒传》里的不少好汉，也具有钱塘君式嫉恶如仇的刚肠直性，可是当他们强者脾气发作的时候，又有多少无辜平民死于非命呵！第六十六回写梁山好汉攻陷大名府，柴进找着吴用下令，“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这“一半”大约是多少？“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这大概不会全是梁山好汉的仇人的家属吧？而且如果不是柴进找着吴用下令，恐怕其余五千余人亦将死于非命吧？在《水浒传》中，类似的滥杀无辜的场面还有不少，使我们对梁山好汉们的“壮举”不能没有保留。他们固然都多多少少受过官府的恶气，但是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这样滥杀无辜呢？然而人们在为梁山好汉们的义举欢呼的同时，往往连带着把这些滥杀无辜的场面也作为英雄豪举一并礼赞了，这是不是盲目的强者崇拜心理在作祟呢？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当年被老君安于八卦炉内，炼了七七四十九日，老君开炉取丹，孙悟空跳出丹炉，一脚把丹炉蹬翻，落了几块砖出来，内有余火，化为八百里火焰山，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害。对于孙悟空的这一行为，赵天池下以“强者之孽”的诛心之论：“能耐得丹炉的煅炼，又能跳出丹炉，是一桩难得的大好事，必待大慧根、大勇气、大担当的人物，始克遂行。但就在那跳出丹炉的一瞬间，若还未曾炼到炉火纯清（青），而存一丝意气，或稍显一点豪情，任性蹬出一脚，在不自觉中就留下了可怕的后遗之灾，为群体造祸无穷。这正是强者之孽，往往就存乎这不自觉的一念间，轻易得亦如举手投足，可不戒慎？”孙悟空当然是一个饱受迫害的强者，就像梁山好汉或钱塘君一样，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其造祸群体的理由。但是人们却只为他能跳出丹炉而欢呼，却忘了他蹬翻丹炉所造成的恶果。
人们往往具有这样的倾向：对于普通凡人的微小过失毫不留情，但对于强者的弥天大祸却可以宽容处之，好像强者是另外一种高贵的人种，天生就有随心所欲造祸群体的特权。于是强者们也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以为不这样不足以显示其“英雄本色”，不足以获得人们五体投地的尊敬。
对于上述这类“强者之孽”，小说家的态度又如何呢？他们是对强者之孽有所保留呢？还是也有盲目的强者崇拜倾向呢？我们想至少就以上这些小说而言，小说家的态度应该说是前者。他们一方面旨在表现“强者之孽”，一方面又对之提出了非议。
如对于钱塘君杀人六十万、伤稼八百里的“强者之孽”，洞庭君的反应是：“汝亦太草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我们认为这里面就流露了小说家的非难态度。又如小说家让孙悟空在由他自己造成的八百里火焰山前大吃苦头，似乎也不无揶揄他“自作自受”的讽刺意味在内。至于小说家对梁山好汉滥杀无辜的态度，则我们同意刘若愚的意见：“至于残忍，虽然主帅宋江一直被写成是警戒他的部下不要滥杀无辜之人，但有些人物的视杀人为戏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承认作者（或作者们）完全赞同人物的道德观……小说中的这类人物说明了对人性实实在在的认识，而不说明对强盗活动与杀人越货的赞同。”
我们猜想，小说家们正是要通过对于“强者之孽”的描写，既表现人性的这一侧面，同时又使人们意识到强者崇拜倾向的局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