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并因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古代的圣贤们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并常常为之感到痛心疾首的事。的确，人不是无情之物，也不是无欲之物，因而人之易受各种诱惑，似乎便也成了人的宿命。
但是要说易受诱惑，则人之外的其他动物恐怕也是如此，初不独以人为然。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别之处，是一方面人是有理智的动物，能够权衡利害关系，在遇到诱惑的时候，常能诉诸理智的判断，作出接受抑是拒绝的选择；但同时另一方面，尽管人是有理智的，却仍然还是一种动物，那更为原始的易受诱惑的本能，往往还是为理智所不能制约。于是对于诱惑，便形成了一种“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自相矛盾的态度。“眼里”象征的是理智，“肚里”象征的是欲求，理智已经明白的事，欲求却并不明白。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枷锁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李复言的《薛伟》（《续玄怪录》卷二）、《薛录事鱼服证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里的薛伟，便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身不由己地接受诱惑的场面。且看后者。
薛录事生了一场大病，发了很厉害的高烧。在昏昏沉沉之中，他来到一个湖边。他想要凉快一下，于是便跳入水中，变成了一条鲤鱼，快乐地游来游去，享受着湖水的清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感到肚子越来越饿了。正在此时，他看见治下的渔夫赵干摇着渔船而来，在赵干的鱼钩上挂着香喷喷的诱饵，于是他的心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薛少府自龙门点额回来，也有许多没趣，好几日躲在东潭，不曾出去觅食，肚中饥甚。忽然间赵干的渔船摇来，不免随着他船游去看看。只闻得饵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边，想到：“我明明知他饵上有个钩子。若是吞了这饵，可不被他钓了去？我虽是暂时变鱼耍子，难道就没处求食？偏只吃他钓钩上的？”再去船傍周围游了一转，怎当那饵香得酷烈，恰似钻入鼻孔里的一般，肚中又饥，怎么再忍得住？想到：“我是个人身，好不多重，这些些钓钩怎么便钓得我起？便被他钓了去，我是县里三衙，他是渔户赵干，岂不认得？自然送我归县。却不是落得吃了他的？”方才把口就饵上一合，还不曾吞下肚子，早被赵干一掣，掣将去了。这便叫做“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聪明的鱼儿在咬钩前常常徘徊再三，这是因为它们要判断食物是否安全。如果它们认为有危险，它们就不会吃；如果它们判定没有危险，它们就会吞钩。而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一眼识破诱饵的危险，却又不由自主地去吞钩的，那才正是人的心理，而不是鱼的心理，是人的愚蠢，而不是鱼的愚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间一致的地方，在于人和动物都会为了“贪吃诱饵”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其间的不同之处，无疑在于动物不一定事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人却往往是事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这么说起来，人有时候真可谓是“禽兽不如”了。
薛录事变成的鲤鱼的遭遇，还表现出人性的另一种可笑而又可怜的弱点，那就是当我们走上接受危险的诱惑的道路时，我们还常常会抱着一种认为唯独自己可能例外的侥幸心理。我们也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认为一般的钩子钓我们不起；我们又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幻想着因了我们种种有利的身份，诱惑后面的危险会放过我们。但最终我们“好不多重”的“人身”，我们“县里三衙”的地位，都无法使我们得以避免危险，而只落得个被渔夫“一掣掣将去了”，并被送上厨房砧板的下场。
说起来，正因为我们大都具有“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人性弱点，也正因为我们大都抱有唯我例外的侥幸心理，那些胆大妄为之徒才敢于公开地下钩子，放诱饵，而我们也就像那些身不由己地跳向蛇口的青蛙一样，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在他们手里栽了跟斗。
有意思的是，小说家也许是怕读者过于老实，或者是过于迟钝，把薛录事变成的鲤鱼的心理，仅仅看作是鱼的心理，以致把他的良苦用心轻轻放过，所以在后面又写了那个渔户“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遭遇，庶几使读者不至于误入歧途。
话说那个渔户赵干为了领取鱼钱，跟着衙门里的公差张弼一直到了县里。不料县官老爷们因等得久了，对张弼的迟到大发其火。张弼却把责任全部推给赵干，使得赵干被打了五十下皮鞭，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你道赵干为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张弼到县，自讨打吃？也只恋着这几文的官价，思量领去，却被打了五十皮鞭，偿又不曾领得，岂不与这尾金色鲤鱼为贪着香饵上了他的钩儿一般？
上别人钩的也就是让别人上钩的，看到这儿我们可真笑不出来。
鱼儿是自由的，如果没有那“香得酷烈”的诱饵；但如果没有那“香得酷烈”的诱饵，鱼儿又会感到美中不足。——这是悲剧，抑是喜剧，还是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