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总要协调人际关系，否则便无法正常地运转起来。为了协调人际关系，便不免要建立起一些道德准则；而为了鼓励人们都来遵守道德准则，便不免要树立起一些道德榜样。
作为社会的道德榜样，遵守社会的道德准则的事情，他们必须比别人多做一些，而违反社会的道德准则的事情，则他们必须比别人少做一些。因此之故，他们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甚至被认为是一些不要个人利益的人，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种看法却与人性的真实相去甚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幻觉或错觉。人不可能不追求个人利益（这本身完全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不过追求的方式可以各不相同。一般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方式，往往是直截了当的；而某些“道德榜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方式，则往往是迂回曲折的。所谓“迂回曲折”的，也就是这类“道德榜样”往往首先暂时放弃个人利益，而获得道德名声，然后凭借道德名声，从社会那里获取更大的好处。
但是一般人很难做到暂时放弃个人利益这第一步，只有少数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和远大目光的人才能做到，所以能够成为道德榜样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人们从一般的人情出发，容易把道德榜样的第一步行为，误认为是与一般人不同的不要个人利益的表现，却忽略了他们中某些人通过第二步行为所可能获得的好处，要远甚于他们在第一步行为中所放弃的好处。
小说家们却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奥秘。尽管他们往往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热烈地赞同道德榜样的行为，但他们还是清楚地知道，道德榜样凭借其道德名声，可能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好处。在《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第二卷）中，小说家便明明白白地表现了这一点。这篇小说讲的是汉代一个实有其人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们在东汉重视道德的环境中，通过成为道德榜样而获取了数不尽的好处。
许武、许晏和许普三兄弟从小失去父母，却相亲相爱地生活着。尤其是老大许武，更是在父母双亡后，负起了养育两个幼弟的责任。三兄弟长大以后，俱各孝友，在乡里出了大名，这一切当然首先是许武的功劳。在一般长兄常对幼弟无情无义的情况下，许武的行为显得异常突出，从而使他获得了“孝弟许武”的美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榜样，结果受到了朝廷的征诏，做了大官。许武凭藉道德名声所得到的好处，自然要远多于那些对幼弟无情无义的长兄。
不过许武的本事还不仅在于通过成为道德榜样为自己捞取好处，而且还在于通过让两个弟弟也成为道德榜样，从而也为他们捞取好处。三兄弟都成家以后，许武首先提出要分家。但在分家的时候，他竟然把所有的良田美产都分给自己，而把其余不好的部分分给两个弟弟。但是两个弟弟却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长兄的这一不合理安排，而且仍然一如既往地尊敬长兄。大抱不平的乡里邻居们认为许武是假孝廉，而两个弟弟才是真孝廉，于是许晏、许普的名声便大了起来，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榜样，结果也受到了朝廷的征诏，做了大官。直到此时，许武才把当初分家的真实意图公之于众，原来他是为了让两个弟弟获得不争的美名，才故意将良田美产都分给自己，让自己蒙上贪婪的恶名的。现在两个弟弟已经功成名就，他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做恶人了，于是就把家产拿出来重新分过。这样一来，他的道德名声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比以前更大了。
这篇小说令人惊讶的坦率之处，正在于它把有些道德榜样先是通过放弃个人利益获取道德名声，然后凭藉道德名声获取更多好处的做法的全过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这固然是因为小说家过于急切地想要规劝世人放弃兄弟相争，以致不得不尽可能地宣扬这么做所可能得到的好处；同时似乎也是因为小说家固然在道德上赞成道德榜样的做法，但在内心深处对于他们的做法所可能得到的实际好处却看得相当清楚，所以才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把它表现出来。我们看小说末尾的一首诗，便可明白这一点，因为在其表面的道德态度后面，隐含着赤裸裸的利害算计：
今人兄弟多分产，古人兄弟亦分产。古人分产成弟名，今人分产但嚣争。古人自污为孝义，今人自污争微利。孝义名高身并荣，微利相争家共倾。安得尽居孝弟里，却把阋墙来愧死。
然而小说家这种过于精明的算计，以及对于许武行为动机的过于明确的揭示，结果却使我们那曾受蒙蔽的眼睛一下子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反而引起了我们对于道德榜样的某种幻灭之感。但是这篇小说的价值便也正是在这种地方，它以肯定道德榜样的方式，使我们了解到隐藏在其背后的事情真相，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于人性的认识。
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中，历来有所谓的“欲取先予”、“吃小亏占大便宜”之类说法，我们现在明白它们的宗旨，实在不是要劝告人们甘于失去或吃亏，而是教导人们如何利用暂时的放弃，去谋得更大的好处。只是因为一般普通人常常难以实践这类教导，以致使某些能够实践这类教导的人不仅占尽了便宜，得到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好处，而且还出尽了风头，博得了“好人”的美名。这真是一桩饶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