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常见女人“水性杨花”的说法。水是流动不居、随物赋形的，杨花是飘荡无依、从风而落的。在女人“水性杨花”的说法里，隐含有视女人为易变之物的倾向。
本来，人性就是一种至为流动的东西，它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程式，而是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变化，一如生命本身那样。从这一事实出发，则可以认为不仅女人是“水性杨花”的，而且男人也是“水性杨花”的。也就是说，不仅女人是易变之物，而且男人也是易变之物。因而可以说，“水性杨花”正是人性的一种特点。
但是众所周知，在女人“水性杨花”的说法里，隐含有一种对于女人的贬意。这是因为人性常常是活泼泼的，但是社会规范却总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活泼泼的人性，便总是会与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发生冲突。而在一个男性中心、歧视女性的社会里，社会规范又总是特别注意压抑女人的活泼泼的人性。这就是女人“水性杨花”说法的由来。
由于对人性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不同的小说家便会在小说中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拙劣的小说家，一味遵循社会规范的要求，而无视人性的真实，所以只能写出僵硬的没有生气的人物；而高明的小说家，则能不拘泥于社会规范的束缚，而注目于人性的真实，因而能写出生动的富有生气的人物。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里的三巧儿，便是一个反映了人性的真实，因而具有迷人的魅力的形象。三巧儿原先与丈夫“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整日价“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听说丈夫要远出经商，“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后来丈夫终于要远行，三巧儿“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了分手那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两下掩泪而别”。分手以后，过年时节，“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到了一年将尽时，“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深深爱着丈夫的痴情女子的形象，她对于丈夫的一片深情，不能不让读者深受感动。
然而，同是这个三巧儿，被陈商设计奸骗以后，又把原先对于丈夫的满腔爱情，转移到了陈商身上，变成了一个同样痴情的情人。半年有余，无夜不会，“真个是你贪我爱，如胶似漆，胜如夫妇一般”。尤其是她与陈商分别的场面，一如当初与丈夫分别的场面，形成了极为有趣的对照：“两下恩深义重，各不相舍。妇人到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倒是陈商怕担干系而不愿如此，而是相约明年此时再来接三巧儿逃走。三巧儿则担心：“万一你明年不来，如何？”陈商只得赌咒发誓。陈商临走那日，“这一夜倍加眷恋，两下说一会，哭一会，又狂荡一会，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三巧儿还把丈夫祖传之物珍珠衫“亲手与汉子穿下”，说是“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然后“亲自送他出门，再三珍重而别”。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深深爱着情人的痴情女子的形象，她对于情人的一片深情，也同样不能不令读者深受感动。
这个迷恋情人的女人，与上述那个眷恋丈夫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却又就是一人。小说家着迷于三巧儿这种剧烈的变化，所以着意使用相似的笔触，来表现三巧儿与丈夫、与情人的分离场面，而且还用了一首诗，来表达他对这种变化的震惊：“昔年含泪别夫郎，今日悲啼送所欢。堪恨妇人多水性，招来野鸟胜文鸾。”但是，这种对于三巧儿的责难，不过是小说家表面的声音，而他的描写本身，却处处显示出了相反的态度，那就是视三巧儿的行为为合情合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所谓的“水性杨花”，不过是三巧儿的人性的正常表现罢了。如果说这就是“水性杨花”，那么“水性杨花”也可以说正是人性的一种特点。
三巧儿与落难丈夫重逢的场面，尤其使人感到意味深长：“你道这番意外相逢，不像个梦景么？他两个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就是哭爹哭娘，从没见这般哀惨。”这就是那个想跟情人私奔的三巧儿吗？是的，就是同一个人。于是我们又不免猜想，如果她当初有机会与情人重逢，是否也会有这种感人的场面？我们想大概也是会有的。这就是三巧儿，一个典型的“水性杨花”的女人，却是一个符合人性的真实的女人。
小说家在此创造了一个接近“圆形”的人物，她以其“水性杨花”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侧面。这种“水性杨花”的行为，也许不符合社会规范，却符合人性的真实。
韩南敏锐地指出：“最使人吃惊的是小说的社会意义。一个商人的妻子被诱奸，又爱上了这个诱奸者，但她对丈夫的爱却依然存在，而且很强烈，足以使他们重新结合。前此的小说没有一篇是写得这样大胆的……通奸在早期小说中是必然要受到谴责的，通奸的妇女都被写成妖精一样。《珍珠衫》却不是这样。所以夏志清曾以敏锐的眼光指出它是一个作家站在个人立场对抗社会的例子。确实，这篇小说涉及了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生活是艰难的问题。当一个人不能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生活时，过去小说的作者总是站在社会一边谴责个人，把他归入必须排除并让人从中吸取教训的那一类人。站在个人一边的作品可能抨击特定的社会规范，也可能并不抨击，根本点在于作者对那个与社会规范抵触的人是否抱着同情态度。”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一个小说家站在忠于人性的立场上，来表现不为僵硬的社会规范所容许的活泼泼的人性的作品。尽管在表面上，小说家还以“水性杨花”为非，但他实际写出的作品却使我们认识到，“水性杨花”乃是人性的一种特点，而且是一种不算太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