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对第4章构建的反映公司绩效、公司内部治理、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四个基本方程进行了具体指标的设计，从而形成了16个具体模型，然后对这16个具体模型逐一进行了OLS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在总样本绩效方程中，公司内部治理变量（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监事会规模、董事会议次数、监事会议次数和股东大会次数）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总体上不显著（H5成立），只有股东大会次数对公司绩效改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集中分析公司治理变量，笔者对其做了因子分析，提取一个能代表上述7个治理变量的治理因子（GFT），然后按国有股比重将样本分成两组，对该因子重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当国有股权集中时，企业绩效主要取决于大股东，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而当国有股比例较低时，国有股比重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规范的公司治理变得更为重要。尽管独立董事在总样本中不显著，但在低国有股比重组显示出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改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方程中，财务杠杆与公司治理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显示出债权治理功能的严重缺失。
（2）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在控制了第一大股东性质后，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绩效正相关（H1成立），但若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则为负相关，并且国有第一大股东使公司价值平均降低4.81%（一般法人第一大股东虽然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1.30%，但结果不显著），国有第一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企不分”，相对于其他公司，它们在公司治理以及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面效率不高。
（3）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国有股比重与公司绩效并非服从线性的负相关关系，而是呈现出非线性的U型特征（H2成立），存在明显的绩效拐点（31%）。按照此拐点进行的分组均值检验显示，国有股占比大的公司只注重公司治理机构形式上的设置，但这些机构运转效率并不高，其后九大股东集中度又普遍小于低国有股比重组，国有第一大股东在公司决策中仍然是“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严重失衡，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其次，高国有股比重组的利润指标（ROA和ROE）与公司价值指标（托宾Q值）显著背离，这种指标背离说明了国有股比重高的上市公司中更可能存在利润操纵和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
（4）国有股集中是导致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和大股东控制的根本原因。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显著与国有股比重有关（H3成立），而且呈非线性的U型关系，其拐点在第6章的联立方程组中仍然稳定。
（5）相关模型检验结果均显示，负债融资对公司绩效负相关，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利用负债的效率低，负债与公司治理的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同时还发现负债率与绩效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但其U型的特征不符合融资理论的假设（H4有待进一步验证）。我们将在第6章联立方程中修正该结果。
（6）财务杠杆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无论哪一方作为解释变量，另一方的参数值都显著为负，H6成立），说明大股东具有排斥负债的内在倾向，其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非常显著，同时也反映出债权人对于大股东持有保守态度，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表现出债权人与大股东之间利益的非协同性。该结论在第6章结构方程的分组检验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