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从公司治理的基本概念出发，梳理出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互作用机制，并从企业融资视角出发，通过一个离散的博弈分析模型，讨论了在股权集中和分散的不同情境下，负债约束在改进公司绩效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构建反映公司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联立方程奠定了基础；其次，对近期关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与公司绩效关联性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最后用三章的篇幅通过单方程的OLS检验、联立方程组的2SLS检验和样本的分组检验等方法对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基本达到预期设想。以下是本书研究的基本结论：
7.1.1 博弈分析的基本结论
（1）不同的债务约束水平，对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影响不同。当债务约束水平较低时，分散的股权对提高公司价值更为有利；而当债务约束水平较高时，集中股权能够有效抑制投资不足问题。债务约束的状态依存特征，使得股权治理与债权治理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特征，只有通过两种机制的良性互动，才能达到有效改进公司治理绩效的目的。
（2）在股权分散情况下，公司面临的主要治理问题是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引入债务约束之后，可以有效地改进经理人的行为取向，增进股东的利益。而在股权集中情况下，大股东具有很强的股权融资偏好，债务融资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股东的利益侵占问题，但可以促使其做出改进公司绩效的决策，增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然而，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存在普遍性，大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增发新股和更多地使用短期负债来为公司进行融资，从而弱化了负债融资的治理效率，导致上市公司严重的债权治理功能缺失和公司治理的低效率。
7.1.2 单方程OLS实证研究结论
（1）总样本绩效方程的回归结果显示，股东大会召开次数对上市公司绩效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公司内部治理变量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总体上没有显著性。随后的因子分析和按国有股比重分组估计结果显示，当国有股比重较高时，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改进起决定性作用，公司内部治理变量作用不显著；而当国有股比重较低时，国有股比重对公司绩效改进不再有利，规范的公司内部治理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显著性，尤其是在低国有股比重组中，增加独立董事人数对改进公司绩效显著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回归方程中，财务杠杆与公司内部治理变量（包括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监事会规模、董事会议次数、监事会议次数和股东大会次数）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显示出债权治理功能的严重缺失。
（2）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国有股比重与公司绩效并非服从线性的负相关关系，而是呈现出非线性的“U型”特征，且存在明显的绩效拐点（31%）。按照此拐点进行的分组均值T检验显示，国有股占比大的公司比较注重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设置，但这些机构运转效率不高，而高国有股比重组公司的后九大股东集中度又普遍小于低国有股比重组，股权结构严重失衡，国有第一大股东在公司决策中“一股独大”，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另外，高国有股比重组的利润指标（总资产报酬率和权益报酬率）与公司价值指标（托宾Q值）显著背离，证明高国有股比重组公司更可能存在利润操纵和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
（3）国有股集中是导致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和大股东控制的根本原因。回归结果显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显著与国有股比重有关，且呈非线性的U型关系，其拐点在联立方程检验下仍然稳定。
7.1.3 联立方程2SLS实证研究结论
（1）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具有显著的“内生性”特征。通过对反映公司绩效、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三个方程所做的联立方程识别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动关系。作为本书的重要创新，该联立方程组的回归结果将丰富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单方程回归结果的不足。
（2）联立方程的总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第一大股东性质后，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绩效正相关，但国有第一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价值比其他公司价值平均低6.67%（而单方程检验时为4.81%）。进一步的分组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带来的公司价值溢价主要来源于国有大股东，由于在国有第一大股东的公司中，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企不分”，相对于其他公司，它们在市场短缺资源的获取、占用和调配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充分利用其政府职能的“垄断性”为企业谋取利益。而且国有第一大股东出于提高公司价值的目的，会以更高的股权集中度来获得这种“优势”，从而加大了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不利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质量的整体改善。
（3）作为本书的创新之一，笔者利用联立方程检验了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修正了单方程检验下“U型”关系假象。该结果显示，负债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拐点在25%，当公司负债率低于25%时，增加公司负债能提高公司绩效；当公司负债率超过该点后，公司绩效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而下降。不过，该拐点所处位置较低，仅有10.72%的样本公司负债率低于25%，处在绩效递增区域，其他近90%的公司处在绩效的递减区域。该结果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负债率普遍偏低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符合资本结构平衡理论的预期，对国内现有资本结构研究文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4）分组样本检验显示，债权治理功能的缺失主要存在于国有大股东集中的上市公司，尤其是那些国有股比重低但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由于缺少来自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更易出现掘壕自守效应，股权融资偏好更为显著。相反，一般法人作为第一大股东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国有股比重低的上市公司中，一般法人第一大股东没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债权治理功能相对有效。因此，从公司治理视角看，较小的国有股比重和一般法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具有效率最高的股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