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再行引录。一个鲜明的印象攫取了我：萧老变了！他真是越老越豁达、越老越慈祥。现在已经到了我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他的时候了。找出他近年送给我和妻子的七八本书，我在其中夹过一些小纸条，也在一些页码的字里行间画了横线或加了注释。这些都曾是引我深思的“兴奋点”。萧老的一生，大约就是从这些“兴奋点”上跳跃向前的。别人习惯“摸着石头过河”，他却是“跳着石头过河”。他从不讳言自己的一生走过弯路，但他也的确因此走过别人连想都没敢想的胜利和成功之路。
他已经85岁了，如何给他的一生“定位”呢？我以为，与其“定位”在“著名记者”或“著名作家”上，还不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生都是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他的早年是这样的，时局混乱，可他有时磕磕碰碰，有时如鱼得水。上了名牌大学（燕京大学）不“一气儿”上完，’中间休学跑南方去了一年，回来后又从英语系转到新闻系。进《大公报》后依然旧习不改，从喜欢跑外地发展到跑外国，到了外国又是“一赶三”--既当老师也当学生，之外还当《大公报》的记者，除了不断给国内报纸写新闻通讯，还翻译了自己的小说为英文，甚至直接用英文写书。看来，他的性格以及能力，完全能胜任这种纷乱的局面。看来，这是他的命，也是他的性（格），源出他的拧，更是他的幸（福）。在他的晚年，这种旅人性格依然未改，只不过开始知道带“地图”的好处了。他勇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最尖锐也最动人的题材。在全国政协委员的例行视察中，东北的鹿场招待他们观看锯鹿角（以取鹿茸），于是萧看到如下的镜头：
前后表演一分钟，然而可真吓人！先把鹿赶进木栅栏里，有个装置可以把整个鹿头卡住。然后不打麻药，就哧拉哧拉硬把它的犄角锯下。善良的鹿疼得一边跺蹄子一边呜叫。快锯完时先关照大家隐蔽好，然后木栅一启，满头血淋淋的鹿就如一匹猛兽窜出去。它疼得四下里乱蹦乱撞，一路地上都是鹿血。这时，我立刻想到了遇罗锦和张志新。为什么想起她们两个？我想：一、她们都像鹿一样纯洁、善良。二、割张的喉咙时，她的痛苦不会比这轻。那么多人写雷锋--听党话的模范，可很少也来写写这两位敢于同邪恶抗衡的硬骨头。
萧把这种绝对真实的感受，先用家信告诉文洁若，然后又收进自己的集子。我以为，萧在写家信时确信自己带着“地图”，因为党已然对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决议，这种感慨完全是正当和积极的。此外，他在对自身肌体的探查上，也采取了带着“地图”的探访。他感慨自己“要作为健康人，首先就得把五脏六腑理顺。1972年我得了冠心病，中西医都请教过。当一位中医给我开舒肝理肺的药时，我告诉他，我的肝、肺都还好。他的一席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五脏是连着的，行医最忌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病之道，其实就是把五脏六腑相互关系理顺。”在治病中想真正理顺内脏间的联系，没有一份儿相应的“地图”显然是不成的。
在他的一生中，曾有两个女性对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杨刚。我母亲也熟识她，她是使我母亲很少由衷敬佩的女性中的一个。母亲说她很能抽烟，能写“老长、老长”的社论，能做“很理性、很理性”的思考，母亲还说她是个“不像女人”的女人。但萧乾不能没有这指路的女神，每逢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如果没有她来“现场指导”，萧准要出乱子。杨不幸在1957年去世，后来萧的步伐果然就乱了。再一个是文洁若，是她面对苦难的超人勇气，给萧以继续求生的精神力量。尤其是萧“复出”后的这些年，她面对陡然上门的荣誉和享受，一点没有被诱惑，而是把头深深埋在书桌里，日以继夜地写啊写啊。只要她在身边，萧就时刻感受到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当然，她没能更多地照顾家庭和孩子，是她实在没有那一份儿时间和精力。因为她心目中的“萧乾夫人”，就只能是像“现在的自己”这样的。幸好，她所缺乏的这一部分劳动，由自己可敬的三姐代劳了。
我读过萧的年表，发现他是“两头大”而“中间小（乃至无）”“。两头大”中开头儿的那个“大”，是指他青壮年时期的迸发热情，显现才华，干什么成什么，无论哪一样都显现出人生的主动性。相比之下，后头的这个“大”，是对他“复出”后成功的记录，哪年哪月出了什么书，哪年哪月到哪儿演讲或领奖（后来就是给别人颁奖）。两个“大”相比，我感到头一个更动人和更美丽，相比之下，后一个就因“饱经磨难”而显得深刻了。
“中间小（乃至无）”也就是“饱经磨难”所形成的事实，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悲哀。和我父母相比，萧的“中间小”仍显“辉煌”。我曾设想：假使萧1957年“没出事儿”，按照他的性格逻辑，此后的22年间他又应该做出多少“上天下地”的大事情？今天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仔细猜测，他果然就能逃出时代造成的大劫难么？那些由他做出的“上天下地”的大事情，果真就能通过历史严峻的考核么？恐怕也难。估计像他那样的性格，即使在1957年漏网，。文革“肯定会”在劫难逃“。这样一想，觉得还是”先吃亏“更好一些”，先吃亏“先觉悟，至少可以赢得”改正“后二三十年的安详日子。
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在人生谋略上强调”不说假话“，这和巴金的”坚持讲真话“好像不完全一样。到底区别在哪里？萧和巴金之间，到底谁对谁不对？我觉得他们二位的文化背景不太一样，同时在”十七年“中境遇也不一样。巴金激进，孤高，凌厉乃至脆硬，重点在文学，习惯反省和鞭笞自身。他许多地方与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不甚协调，不太可能熟悉鼻烟、相声和“六指儿”，当然也因此而可贵。萧习惯生活在很深的北方世俗文化中，他性格中的“老北京”成分不少，至今文章中还一口“京片子”。“老北京”到底有什么特点？从好处看，是它的“皮实”，有韧性，任外界怎么着，结果我还是我。当然，也有不那么积极的东西“，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都潜移默化在“老北京”的人生哲学当中。萧对相声的熟悉和精通，也从一个侧面钝化性格。相声极少有投枪匕首，有的只是怨而不怒。相声能够帮助咀嚼人生，但不可能戟指人生。其实，世间一切事情都是两面性，出世与人世，热情与冷静，乃至“坚持讲真话”和“不讲假话”，都不要简单说哪个好与哪个不好，只应该使二者相辅相成。我特别想讲，如果把巴金和萧乾的这两句话用在不同的方面，处理问题就“绝对顶峰”并“圆满自如”了。但因为每个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般只在具体行业的特定层次上定位，所以就无法相互代替。这个社会不能没有巴金，同时也不能没有萧乾。巴金和萧乾各有位置，也无法分出高下。就我个人来讲，似乎更接近萧老一些。比如十多年前，我既写阐述京剧学术的文章，也写批判社会恶现象的杂文。可后来觉得精力不够用，同时发现京剧文化尚是一个空白课题，要想让京剧从逆境中突围，从京剧文化“做起”才可能以一当十。由此，我便把力气都花在这上头了。我想，有关京剧文化的事情，我必须说真话，并且力求多说几句。这包括因认识不到说了错话的情况，如果真说错了，我愿意发自内心检讨之。至于非京剧的事物，因为平时关心得就有限，况且领域宽广，关心者也更多，为之说真话的大有人在。我要么不说，要么少说，少说时保持一种“力求不错”的感觉就是了。
这篇文章该收尾了。无庸讳言，今天的萧老已经属于整个文学界或文化界，但我从内心感情上看，从他和我父母那辈人的私谊出发，总还希望他仍然属于新闻界人，至少，他应该成为新闻界的一个研究课题。试问：当年《大公报》推出了多少有名的记者？其中，有如萧老这样转向作家、翻译家的，有如范长江、杨刚这样转向政治家的，此外还有转向外交家或别的什么家的。总之，人才不但出了不少，而且都出得挺“大”。这种现象从宏观讲，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记者最贴近当时当地的现实，如果这一贴近真的符合客观，那么其成功就不应该有什么疑问。但是从微观上，为什么有的人转向了这一行，转向的客观和主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其他人转向的是另一行，又是怎样转向的另一行？还有，如果他（她）没有改行，又怎么在本领域内向着“大记者”的目标前进？如此等等，应该都是新闻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它的下边“，萧学”“、范学”和“杨学”等等，则是一些有兴味的边缘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