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试拿文章来比戏：二簧西皮好比“八股”；昆曲不过是《东莱博议》罢了，就是进一层说，也不过是“八家”罢了，也不过是《文选》罢了。八股固然该废；难道《东莱博议》、“八家”和《文选》便有代兴的资格吗？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有人不懂，问我“这话怎讲？”我说，一点也不难懂。譬如要建设共和政府，自然该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那么，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如其因为“脸谱”派的戏，其名叫做“戏”，西洋派的戏，其名也叫做“戏”，所以讲求西洋派的戏的人，不可推翻“脸谱”派的戏。那我要请问：
假如有人说，“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则组织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该推翻君主政府。”这句话通不通？
（《随感录》（十六）、（十七）、（十八）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署名玄同。）
二八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需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
二九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一班“大清国”的“伯夷、叔齐”在中华民国的“首阳山”里做那“养不食周粟”——他们确已食了民国之粟，而又不能无“义不食粟”之美名，所以我替他照着旧文，写一个“周”字，可以含糊一点，——的“遗老”。这原是列朝“鼎革”以后的“谱”
上写明白的，当然应该如此，本不足怪。但是此外又有一班二三十岁的“遗少”，大倡“保存国粹”之说。我且把他们保存国粹的成绩随便数他几件出来：——垂辫；缠脚；吸鸦片烟；叉麻雀，打扑克；磕头，打拱，请安；“夏历王子年——戊午年”；“上已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研究“丹田”；做骈文，“古文”，江西派的诗；临什么“黄太史”“陆殿撰”的“馆阁体”字；做“卿卿我我”派，或“某生者”派的小说；崇拜“隐寓褒贬”的“脸谱”；想做什么“老谭”“梅郎”的“话匣子”；提倡男人纳妾，以符体制；提倡女人贞节，可以“猗欤盛矣”。
有人说，“朋友！你这话讲得有些不对。辫发，鸦片烟，扑克牌之类，难道是国粹吗？”我说，“你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要知道，凡是‘大清国宣统三年’以前支那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国粹。你如不信，可以去请教那班‘遗老’‘遗少’，看我这话对不对。”
国粹何以要保存呢？听说这是一国的根本命脉所在。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的，就是这国粹。要是没有了这国粹，便不像“大清国”的样子，“大清国”就不能保存了。
那么，我要请问先生们。先生们到今天还是如此保存国粹，想来在贵国“宣统三年”以前，先生们一定也是很保存国粹的了。但是中华民国七年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先生们为什么“独使至尊忧社稷”，忍令贵国大皇帝做那“唐虞禅让”的“盛德大业”，不应用这国粹来挽回贵国的“天命”呢？
三○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
若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三一
有人说，阳历真是没有道理，什么连端午，中秋都没有了；除夕晚上月亮会圆的：这还成个什么样子？我要问他，有了端午、中秋，有什么用处？除夕晚上月亮圆了，有什么坏处？我的意思，以为端午、中秋，正该废除。若要吃箬壳包的糯米，玫瑰白糖馅儿的圆饼，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现在特别定了这两个日子来吃这两样东西，白白的耗费了两天的光阴，已觉荒唐。何况端午还要挂什么没有做过人的鬼的鬼脸，叫做什么钟馗；中秋还要供什么“兔儿爷”，磕上一阵子头。这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
三二
前几天，我到中央公园里，忽然看见一班人，在中间的拿了一把钢叉，装出种种怪相，前面有敲锣的人，四周有叫“好——好——”的人，把公共的路堵塞了；好容易等他过去。不料后面又有一班人，前面有敲鼓的人，四周也有叫“好——好——”的人；因为四周围住的人太多，我懒得挤进去“瞻仰”中间这位的“道范”，因此不知道他是装怎样的怪相；这一班人把公共的路又堵塞了；好容易等他过去。我以为这个后面一定没有什么了；不料“柳暗花明又一村”，后面又有更妙的怪相，有一位扮了女人，扭头摆腰，“轻移莲步”，打起了老雄猫叫的腔调，装出种种“娉娉婷婷千娇百媚”的妙相，四周叫“好——好——”的人比前面更多，可是没有人替他敲着锣鼓。这三批人，不但行动极妙，并且还画着极妙的脸。我是学问浅陋，“莫能仰测高深于万一”，想来这总是照着“脸谱”临摹的，和清道人临郑文公碑可以媲美。并且这种红的黑的颜色，长的短的胡子，大的小的脸盘，种种不同，其中必有绝大道理：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正人心，厚风俗，奖忠孝，诛乱贼：胥在于是。请问，我这话对不对？
（《随感录》（二八）、（二九）、（三○）、（三一）、（三二）发表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署名玄同。）四四
近见上海《时报》上有一个广告，其标题为“通信教授典故”；其下云“……搜罗群书，编辑讲义，用通信教授；每星期教授一百，则每月可得四百余；……每月只须纳讲义费大洋四角，预缴三月只收一元。……”有个朋友和我说：“这一来，又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学生的求学钱要被他们盘去了。”我答道：“一个月破四角钱的财，其害还小。要是买了他这本书来，竟把这四百多个典故熟读牢记，装满了一脑子，以致已学的正当知识被典故驱出脑外，或脑中被典故盘踞满了，容不下正当知识；这才是受害无穷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