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由章太炎、陶焕卿两先生编辑，更偏重于“民族”主义了。不过革命以前发挥民权共和之议论者，总应首推此报。此报出版于一九○五。（与此报同时有陈陶怡先生主撰的《复报》，则当归入甲派。）（丙）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主撰的《新世纪》等等。《新世纪》是中国最早宣传“ㄢㄋㄚㄧㄙㄇ”的杂志，而排满的色彩也非常地强烈。《新世纪》中关于排满的文章，以稚晖先生所作为最多。稚晖先生一开口，一提笔，无不“语妙天下”。
他对于满廷，常要用猥亵字样去丑诋它。有些人是不满意他这种文章的，他们以为这样太不庄重了，太失绅士的态度了。这种批评未必是适当的。当时的满廷是站在绝对尊严的地位的，忽然有人对它加以秽亵字样，至少也足以撕下它的尊严的面具。我那时对于《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稚晖先生用秽亵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我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和甲派的主张，在排满问题上毫无不同；惟有绝对相反之一点，甲派怀旧之念甚重，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丙派则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晖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新世纪》出版于一九○七。
我当时是倾向于甲派的。一九○六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学，其时太炎先生初出上海的西牢，到东京为《民报》主笔，我便到牛迁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去谒他。我那时对于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的，觉得他真是我们的模范，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真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太炎先生对于国故，实在是想利用它来发扬种性以光复旧物，并非以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复活的。而我则不然，老实说罢，我那时的思想，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ㄋㄛ。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说到这里，却有应该声明的话，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讠也讠也然拒之”的态度；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
因为我那时志切光复，故于一九○七年入同盟会（但革命以后我却没有入国民党）。
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留学生们写信回国，信封上总写“清国某处”。我是决不肯写“清国”的，非写“支那”不可。有人告我：日本人称清国，比称支那为尊重。我说：我宁可用他们认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我在日本时做过一件可笑的事。一九○八的冬天，载和那拉氏相继死了。过了几天，驻日本的“清国公使”
胡维德发丧举哀，我住的那个旅馆主人忽然给我们吃素。
我诘问他，他竟用吊唁的口气侮辱我，大意说：“因为贵国皇帝崩御了，今天是贵国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
我哪里受的住这样的侮辱，不等他说完，即将素菜碗往屋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内的“ㄊㄚㄊㄚㄇㄧ”上也弄得油汤淋漓！我的日本话是头等蹩脚的，对于旅馆主人的侮辱，只好向他瞪眼以出气而已。过眼之后，赶紧穿了“ㄍㄝㄉㄚ”出门，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顿肥鱼大肉，不料这些支那昏百姓也与清国公使和日本旅馆主人一样的见解，竟“休业一日以志哀”！我只好买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来，将这冷猪肉冷牛肉和已经冷了的饭胡乱吃了这样一顿“三冷席”。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一个左臂缠白布（此人的缠白布，等于现在缠黑纱）的留学生，连声骂他“ㄉㄚㄍㄚ④”不置。
从一九○三冬到一九一一。这八年挂零之中，我仇视满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时不仅对于满廷，实在是对于满族全体）。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为同样之仇视。那时做了一本《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书法的主张，出于郑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今日覆视，颇自笑其过于迂谬。以其可以表示当年排满之心理，故及之。
（六）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军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职。我那时在故乡吴兴的浙江第三中学校做教员，天天希望义师北伐，直捣燕京，剿灭满廷，以复二百六十八年以来攘窃我政权残杀我汉人之大仇。而事实上却是由袁世凯耍了一套王莽到赵匡胤耍厌了的老把戏，请溥仪退位。溥仪退位，总是事实，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再作进一步之解决。我对于满清的怨恨虽然消灭了些，不过优待条件我是很反对的。请问，干什么要优待他？若说，他自己觉悟犯了滔天大罪，因此退位，其情可嘉，所以应该优待。
那么又要问，他可是自己觉悟不该做皇帝吗？要是对的，咱们干么还要把皇帝这个名儿送给他呢？再问，他可是自己觉悟不该搜刮钱财吗？要是对的，咱们干么还要一年送他四百万块钱？他有罪而自知有罪，咱们虽然可以因其知罪而恕其既往，加恩赦免；但对于大罪人而赦免他，不追究他既往之罪，这已是至高极厚之恩了，还要赏赐东西给他，这成什么办法！对于大罪之人而加赏，则对于大功之人一定要加罚了。赏罚倒置，无论专制之世，共和之世，乃至大同之世，恐怕总说不过去罢。若说他自己并不知道不该做皇帝，不该搜刮钱财，他实在还要保持皇帝的名儿，还要看相咱们的钱财，故遂如其意而与之。这真是“什么话”！！！了。照此办法，则强盗要抢钱，土匪要绑票，一定非送钱送“票”给他不可！噫！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我这个见解，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溥仪退位之日起，直到现在，并未变动。
上面说过，我从前是主张光复以后应该复古的，所以我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中，参考《礼记》、《书仪》、《家礼》，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关于考证“深衣”之说，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
我自己照所说的做了一身。一九一二年三月，我到浙江教育司中当了一名小小的科员，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音ㄐㄧ）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话柄！所以一九一七年才认得的朋友“狄莫”先生也曾经在《晨报副镌》上宣布过我的这件故事。
（七）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朋友们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的仇敌。从这一天以后，我认满人都是朋友了，但溥仪（他的“底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谓“遗老”也者都包括在内）仍是我的仇敌，因为他还要保持伪号，使用伪元，发布伪论（大家都认一九一七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为溥仪在民国时代犯了叛逆之罪，这固然对的；但溥仪之叛迹，宁独复辟一事？其保伪号，用伪元，发伪论，何一非叛逆？我以为这事那事，厥罪维均，故不特提复辟一事）：所以我仇视他的祖宗之心始终消除不尽，我从一九○三年冬天至今，这念一年中，对于奴尔哈赤到博仪，绝不愿称他们为清什么祖，什么宗，什么帝，也绝不愿用福临以来二百六十八年中他们的纪年。民国以前，称他们总是“虏酋”、“建夷”、“伪清”；民国以来则称为“亡清”。我是主张用公历纪年的，但遇到涉及他们的地方，总爱写民国几年和民国纪元前几年。——这种咬文嚼字的行为，不必等别人来骂我，我可以自己先骂自己道：“这完全是《春秋》和《纲目》那种书法褒贬的传统的腐旧思想，真是无谓之至！”但我自己虽明知无谓，而对于亡清，宿恨未消，实不能不用此等无谓的书法以泄忿。这个谬见，至今犹然。
但我又常对朋友们说：我虽认“溥仪”为仇敌，可是我丝毫不想难为他，只希望他废除伪号，搬出伪宫，侪于民国国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认他为朋友；我并且承认他到了适合的年龄，一样有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资格。今年十一月五日，我的希望居然达到了（虽然优待条件并未完全取消），所以我高高兴兴地做了那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彼时我的确完全解除武装，认他为朋友。我方且以为从今以后，我们对于爱新觉罗氏窃位二百六十八年的事实，应与刘渊、石勒、拓跋圭、李存勖、石敬瑭、阿骨打、忽必烈等人的窃位同等看待，还他历史上的地位，不必再存仇视之心了。
岂知近一月以来，溥仪既白昼见鬼，躲到日本公使馆去。而某某两国的无聊人，死不要脸长垂豚尾的遗老，以及想偷伪宫古物的流氓，他们“三位一体”，捏造谣言，阴谋捣乱：一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用“盗憎主人”
“贼捉捕快”的手段，诬蔑国民军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偷东西；一面唆使溥仪不许他高升为平民，非保持伪帝的丑态不可；一面包围段祺瑞，叫他恢复已废之优待条件。我于是把对于亡清的武装已经解除了的，现在又重新要披挂起来了，看他们那样勾结外人来捣鬼，说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还加增些；这是事实使我如此，我虽欲不如此，亦不可能。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可以完了。现在再加一句话：假如今后“三位一体”的捣鬼完全消灭，溥仪完全做了民国国民，我一定再解除武装；如其不然，我当然仍旧认他们为仇敌，而且仇恨之心比从前还要加增！
一九二四，一二，三○。
（本篇发表于1925年1月5日《语丝》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