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仪礼》这是周朝时候讨老婆咧，请客咧，办丧事咧，团拜咧，赐宴咧，以及两国的君们见面咧，……种种事情的礼节单子。此中岂有丝毫的学理，不过无谓的客套罢了。究竟是谁定的，是否历史上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照单实行过的，那都无从知悉。自来又说是姬少帅定的，我想这位少帅未必有那样空工夫来注意那些琐碎繁缛的无谓的节文吧。又有人说是孔老二定的，这也不足信。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中间，的确出了许多低能儿，会老了脸皮，你扮孝子，我扮新郎，作揖打拱，磕头礼拜的胡闹，美其名曰“习礼”。但孔老二自己，照他的口吻看来，似乎还不至于那样低能。你听他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6）《礼记》这是周末、秦、西汉时候，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所谓儒家也者的著作。其中有的是与《仪礼》同样的琐碎繁缛的无谓的节文，有的是儒家那种昏乱的政治思想与人生观，此外还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妖妄之谈。讲到儒家那种昏乱的政治思想与人生观，实在是封建时代与宗法社会的遗物。那种遗物，到了孔老二的时候，已经不适用了。无如孔老二这位先生，是维持现状的“稳健派”，绝不是革命前进的“过激党”；所以对于肺痨梅毒已经深到极处的旧制陈迹，决不肯说一句“那个要不得”，一味的灌人参汤，打强心针，加上几句好听的新解释，好像那垂死的旧制陈迹另得了新生命似的。但是新解释是空的，所以新生命是假的，而因为人参汤与强心针的功用，竟把肺痨梅毒吊住了，不让它撒手归西；于是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们渐渐的都被肺痨梅毒制伏了，愿为之伥，将那封建时代与宗法社会的遗物认为政治与道德的万古不变的正轨，拼命宣传，竭力推行，毒痛二千年，至今日尚蒙其害，真是可叹可恨之至！其实那种旧制陈迹，不必说现在，在商鞅、李斯时代，早就该将它扔下毛厕去了！
（7）《春秋左传》《春秋》是一部最幼稚的历史，无论什么事，都是极简单的写上一句，那事的真相与其前因后果，完全不能知道，王安石诋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比之为“流水账簿”，都是狠确切的批评。不过它比起《尚书》来，却有点进步了，居然有年月日排比下去了，那种不完不全没头没脑的不通句子，比较也少多了（虽然也还有）。那不过是鲁国的史官随手记录的朝报而已，后世自然不能不认它为一种史料。至于《左传》，据旧说是：
孔丘做了那样“流水账簿”式的《春秋》，他就有一位朋友左丘明来把各事的真相与其前因后果详详细细的叙述出来，做成这部《左传》。据我看来，《春秋》与孔老二并无关系。说《左传》是左丘明所作，也颇难于相信。因为《论语》里记着孔老二“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那样一句话，则左丘明至少是孔老二的前辈；但是《左传》竟记到孔老二死后二十七年的事，照口气看，记的时候还要在后，而且《左传》中还有战国时候的官名与制度。我以为这是战国时候一个（或者不止一个）有点文学手腕的人做成的一部历史，它并不是什么《春秋》的“传”，它与《春秋》是没有关系的；它与《国语》本是一书，那部历史起周穆王迄周贞定王（约当公历纪元前一○○○——前四五一），本是分国的，刘歆硬把它与《春秋》相关的一部分取了出来改为《春秋》的传（看康有为的《伪经考》
与崔适的《史记探源》及《春秋复始》），所以今本《国语》与《左传》叙述事迹，往往此详彼略，彼详此略。论到这部历史，不仅是史料，而且是一部叙事有条理的古代的好历史，文笔也很优美，可以比得上元明间的《三国演义》。虽与现代的历史比，它也未必就配算历史；但若与《尚书》《春秋》比，不知道要高过它们几万倍。要知道一点周朝的事迹，可以将《国语》与《左传》合看；不过那里面的事迹，不但我们不敢恭维，恐怕与那班卫道先生们想“敦士习以挽颓风”的雅意也不免有些背道而驰吧。我们是主张“读书以求知识”的，本来就没有想效法书中的鸟道理，所以不管什么奸庶母，奸妹子，奸嫂子，奸媳妇，奸侄媳妇，交换老婆，国君奸大夫之妻，祖母吊孙子的膀子，儿子杀老子，老子杀儿子，哥哥杀兄弟，兄弟杀哥哥……种种丑怪的历史，既然有此事实，不必“塞住耳孔吃海蜇”，尽可以看看读读。他们是主张“读书以明理”，要以书中人事为模范的，像那种经书似乎还以不读为宜。
（8）《春秋公羊传》《春秋》一书，从孟老爹以来都说是孔二先生做的，又说这里面藏着许许多多大道理；于是越说越古怪，竟说到个个字里都有意义的，名为“微言大义”，又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若问何以见得这几个平凡的字中藏养这些微言大义呢？据他们说是孔老爹做《春秋》时想骂人，而他胆怯，恐怕骂了人，人家要拿办他，于是异想天开，把骂人的话暗暗的告诉他的徒弟们，叫他们记住，而自己却在一部鲁国的朝报《春秋》上做了许多暗号，这里挖去一个字，那里添上一个字，这里倒勾一个字，那里涂改一个字，让将来他要骂的人死尽死绝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便可以把记住的那些骂人的话，“按图索骥”的写它出来。所以到他死后三百多年（汉景帝时），便发见了这部《公羊传》，把他骂人的那些微言大义一五一十的记在上面。但是，那种说法，我们总觉得有些离奇，不敢随便相信。我们对于《春秋》，还是平凡些，认它为一部与孔丘无关的鲁国的“断烂朝报”吧。讲到《公羊传》中那些微言大义，也不过是晚周、秦、汉时候的儒家那种昏乱的政治思想与人生观罢了，可以与《礼记》作同等观。
（9）《春秋谷梁传》因为表彰《公羊传》的人们中间有一位董道士，名叫仲舒的，他拍上了汉武帝的马屁，居然“定孔教为国教”；所以汉朝的公羊家说孔老二当时像李淳风、刘伯温那样，掐指一算，知道有个姓刘的地保将来要做皇帝，他便提起笔来做了这部《春秋》，那里面都是替姓刘的打算怎样稳坐龙廷的办法的（不过这又与“想骂人而胆怯……”的话合不起头寸来了。反正都是死无对证的信口胡说罢了）。大概他做这部书的目的，是打算预约将来那位刘地保与他的子孙永远送牛肉给他吃的吧。孔老二的《春秋》对于姓刘的既有那样的大功，自然公羊家也交了红运，到手了一个博士，阔气起来了。于是别人便有眼红的，也来弄一部《春秋》的“传”，也想骗到一个博士。那班人便把《公羊传》来改头换面，颠来倒去，弄成一部《谷梁传》。我觉得“谷梁”二字都有些古怪，它与“公羊”二字不是双声叠韵吗？（公羊，ㄍㄨㄧㄤ；谷梁，ㄍㄨㄌㄧㄤ。）《公羊》尽是怪话，看看还有些趣味；《谷梁》浅薄无聊，文理不通，简直是不值得一看的书。
（10）《论语》这是孔二先生的思想的记载，是古代哲学史料之一种。孔二先生那个人，在二千四百年以前，自然算得上一个人物。但是这位老先生的头脑实在太笼统了，不要说比不上现代的人，便是宋明的儒者，他也还比他们不上。试拿朱熹的《朱子语类》与《论语》相较，我们觉得朱熹思辨的能力比孔丘要高明过千百倍。不要说宋明的儒者了，便是他老人家的数传弟子荀况，不过比他迟了二百年光景，讲话已经要比他清楚得多，比他有条理得多了。我这样说，或者有人说我因为要打倒他，所以故意批坏他。其实不然。我对于孔学（实在可以称“孔教”，因为二千年来迷信他的人，的确是用迷信宗教的态度的；只因一班酸溜溜的新先生们最爱说“孔学不是宗教”这句话，我是最不高兴加入这种讨论的，所以这里就称为孔学）之毒余二千年，用三纲五伦那种邪说来惑世诬民，惨杀多人，的确是痛恨不过的。但说孔丘这个人的头脑笼统，这倒不是骂他的话。他本是中国最初的学者（老子与《老子》的时代，我与梁任公有同样的怀疑，我也觉得《老子》是战国时候的作品），当然不会怎样高明，当然应该不及后人。荀况比孔丘好，朱熹比荀况好，今人比朱熹好，这是很合于进化的真理的。假如孔丘以后，没有人比孔丘好的，而且都是比他不如的，这才是中国思想史上丢脸的事。
《论语》书中，虽然也略有几句可采的话，例如孔二先生叫人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他觉得人不能与畜生做伴，非与人做伴不可，所以应该把社会弄好一点，不应该消极不管事；他知道施行政治，应该想法先把人们的衣食住弄安稳了，才来教他们做好人，不像一班“车军”人以为饿瘪了肚皮不要紧，而忠孝节义这种屁话是非谈不可的；…………这一类话，不能不说他讲得有理。可是不成话的真也不少，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哇，什么“不仕无义，……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啊；这还是思想的错误。还有像那“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呀，“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呀，“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啊，“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呀，这都是什么话！卑鄙至此，真要令人三日作呕！还有，“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这真叫做“干卿的事”，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抖”（这是胡适之形容他的话）干么！他对于鬼神有无的问题的见解，似乎比前人进步了，而态度却并不高明。他大概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他只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油腔滑调的官僚话，不肯爽爽快快说没有鬼神（也许是他的见解不彻底）。他的徒子徒孙辈里有一位公孟子便说“无鬼神”（见《墨子·公孟篇》），这比孔丘明白多了，干脆多了。他一面对于鬼神既已怀疑，偏又要利用它来蒙人，说什么“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是明明知道它们不“在”，偏要叫人家“如”一下子，蒙人诡计，昭然若揭！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孔二先生虽然算得上一个人物，然不过二千四百年以前的人物而已。他以后的学者，超越过他的不知有多少，今人更不待言。所以无论怎样恭维他，他的真相总不过如此而已。他对于政治，道德，学问，……都没有什么细密精深的见解。只因他老人家是一个“大夫之后”常常坐了“双马车”跑东跑西，认识当世的名流很多，又做过几天官，所以能够吸收了许多徒弟；后来那班徒弟四面散开，把老师的话常常对人家讲讲，于是他渐渐的就成了学阀，又因为皇帝们都爱他的议论，可以拿来压伏百姓，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于是尊他为圣人，定他的话为“国教”。从此，他那几句讲得有理的话完全搁起，而干禄热中亲媚主上那种伧鄙卑劣的思想大发达而特发达，以致现在共和招牌已经挂了十四年，而中华民国仍旧还是“中华官国”，驯至国将不国矣！
想知道孔丘的思想的人们，可以看看《论语》。若要以那里面的话为现代道德的标准，那个人就是混蛋！——还有一层看《论语》只应该依文理看，某句某句作何解，看明白了就完了；切不可像前人那样，用二百四十倍的显微镜把它放大！（不但看《论语》应该如此，看一切书都该如此。不过像《论语》那种所谓“圣人之书”，看的时候尤其容易犯放大的毛病，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一句。）（11）《孝经》这是一篇不满二千字的短文，不知是哪个浅人做的。其性质与《礼记》诸篇是一类的，也是儒家的昏乱思想。那样一篇不满二千字的短文，中间的昏乱思想却杀死了二千年来许多做儿子的！噫！亦惨酷矣！
（12）《尔雅》这是一部随手杂抄的关于字义的书，不过是字典的极小一部分的材料罢了。这种材料之对于字典，其价值功用，正如《尚书》之对于历史；只有研究文字学的人有时要用着它罢了。什么时候什么人抄的（实在说不上“做”，只能说“抄”），现在是无从知道了，看其中有许多都在解释《诗经》的字义，大概是西汉传《诗经》的人们随手记录的。前人又说它是姬少帅所做，真是可笑！那位姬少帅，据说他实在贵忙得很，一天到晚要接见客人，不能安安逸逸的洗头发，不能写写意意的吃饭，还有什么闲情别致来抄字义？况且《诗经》是他以后的诗，难道他又是像孔二先生那样，掐指一算，知道将来有人做《诗经》，而且是些什么句子，所以预先把字义记下来吗？可是，做诗的人没有牛肉给他吃呀！他何苦做这傻瓜！
（13）《孟子》这是孟老爹的思想的记载，也是古代哲学史料之一种。讲到孟老爹这个人，人格比孔二先生要高尚些，他常要对于那班君们说不敬的话，他有时要与君开玩笑，这都是孔二先生所做不到的。但是他究竟是儒家，所以他虽然知道不好的皇帝是可以杀的可以赶的，他也知道百姓比皇帝重要些；可是像“人莫大焉无就戚君臣上下”，“墨子兼爱，是无父也”，这类“车军”话，他又常要说的。总而言之，要做官，要有阶级，这是儒家不可改变的根本思想。你看，儒家之中尽有在学问知识方面很高明的，一到这个问题，“车军”话总是连珠般的来了。所以儒家的学说与ㄉㄝㄇㄜㄦㄚㄙㄧ是绝对不相容的，所以儒家的学说与共和国体是绝对不相容的。讲到孟老爹对于知识方面，却甚不高明，比他的晚辈荀况差多了（比起孔二先生来则未必不如）。荀况居然能做《非相》与《天论》，他只能说什么“天也”与“莫非命也”这类“车军”话！
“经”谈完了，这篇“开宗明义章第一”就此搁笔了。
这篇写得如此其长，以下“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也许只有三四行的短文章。若问几时写“天子章第二”，现在不敢预约了，但是总希望“来”字不至于再写得那么多。
请了请了！再会再会！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写起，十五日上午四时写完。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23日《语丝》第54期，署名疑古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