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十二月十七日，值吾友胡适之先生的四十岁生日。那天他收到的寿辞，用白话文做的想来不少（究竟是否如此，我实在答不上来，姑妄言之，故曰“想来”）。其中有两篇是本会同志的大手笔：一篇是吾友赵元任先生做的《胡适之先生四十正寿贺诗》，一篇是吾友魏建功先生做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赵先生的诗已登入本周刊第十七期（二十一年一月九日出版）。
计已在送礼之后一年。魏先生这篇是用“平话”体做的，由我写成手卷，送给胡先生。那时曾经把它摄影一打，分给送礼的十二个人，当本周刊发表赵先生的诗之日，我就打算把魏先生这篇“平话”的照片找出来接着发表。只因人事栗六，兼复赋性疏懒：从一月九日起，自己就对自己说，“今天累了，明天找吧”；到了明天，又把这话照样再说一遍，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足足的说了三百五十一遍。于是幡然改曰：“如此拖延，实属不成事体！懒得找，就不用找了！把建功这份照片借来钞吧！”二十五日，访建功，把它借来，抄登在本周刊第六十七期，已是二十一年的末日，计已在送礼后之二年了。
上次登赵先生的诗，吾友白涤洲先生曾在“戏台里喝彩”，这是很对的。后台的人听了前台的唱，觉得他好，为什么不该喝彩！何必假装谦逊而不敢喝彩！我对于魏先生这篇平话，认为做得实在好，所以现在要响响亮亮的在“戏台里喝彩”：“做得好！做得好！做得真好！”
魏先生这篇这文章，把胡先生的志趣、思想，和他对于白话文学及科学考古的提倡，叙得“刚刚恰好”，不蔓不支，且以祝寿之辞而能写得如此适合实际，没有虚美过誉之语，可谓“修辞立诚”矣。即此一端，已经值得我们在“戏台里喝彩”了。
但我要喝彩之意尚不止此。我以为美的文章，不独在内容上要“立诚”，而在外形上还要灵活生动，方能引人入胜。能如此者，便是“文学”。
我所说的“文学”的意义，自然要害得一班“文学家”们笑掉了下巴。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这样主张的。我最赞成适之先生的话，他说：
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他又说：
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
他又说：
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答钱玄同论什么是文学》，见《胡适文存》
卷一。）清章实斋之论文章，是今之所谓“文学家”也者所不屑称道的。我则以为他的名论甚多，其《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中有《杂说》一篇（见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通行本《文史通义》中无之），其中有一段极精辟的话：
今人误解“辞达”之旨者，以为“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诉悲苦者，同叙一事而闻者漠然，或同叙一事而闻者涕不能自休，得其情也。………夫文生于情，而文又能生情。以为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
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达”尔。
胡氏所谓“有力能动人”及“美”，章氏所谓“情”，即我所谓灵活生动也。魏先生此文，做得很灵活生动，这是我更要喝彩的一点。
魏先生所以能做那样灵活生动的文章，固然由于他的手段高妙，但也由于他会选择文体，他选了“平话”这一种很好的文体，所以他这篇文章做得格外好了。
“平话”这种文体的好处很多，我现在所要提的仅在“不单调”这一点。我喜读《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因其于散文之中时引诗书，时引谚语，时引格言，时述故事，时作韵语也。我喜读《史记》，因其同为本纪，或同为列传，而文章之组织，人情之描写，变化多端，不是死板板的局于一格也。我喜读宋以来之平话小说及章回小说，因其于散文之中时杂韵语也。我喜读维摩诘经变文，我喜读董西厢，因其说白与唱辞相关也。
我喜读《大庄严经论》、《法华经》、《华严经》等，因其于散文之后必继以ㄍㄚㄊㄚ也。（Gāthā，正译“伽他”，简译为“偈”，造成汉语式之两字词则为“偈言”或“偈颂”。）自从佛经里散文与偈言相关而成之文体输入中国以后，至唐代而产生“变文”这种新文体。（近二十余年以来在敦煌石室写本中发现的。罗振玉的《敦煌零拾》，刘复的《敦煌掇琐》第一集，及近出的《北平图书馆馆刊》
中，均收入一部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中亦曾引及。）“变文”至宋代，又产生两支新的文体：一支是“平话”，后演变而为明清以来之章回体小说；一支是“诸宫调”（如董西厢），后演变而为元之杂剧。前者是说的看的，后者是唱的，其作用虽不同，而文体之为散文与韵语相间而成则一。这种散韵相间的文体，很活泼，很自由，故很适用。凡说理、叙事、写景、抒情，散文都能适用，韵语或无韵之偈言也都能适用。用散文来说理与叙事，用韵语来写景与抒情，这是普通的办法，可以不用说。用偈言说理的是佛经。如《法华经》、《华严经》、《法句经》等的偈言，说理何等明白晓畅！用偈言叙事的，如《佛所行赞经》与《佛本行经》，其叙述之曲折与描写之生动，尚远过于散文。偈言与韵语之异，只在无韵与有韵耳；用偈言所能达的，用韵语当然也能达。用韵语说理的，如寒山子诗与邵雍的《击壤集》等，是说哲理的；今人乐均士所做的《夸阳历》鼓词，是说科学的。用韵语叙事的，如《诗·大雅》之《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等，后来如《孔雀东南飞》，如金和的《椒雨集》
中多数的诗皆是。用散文写景的，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是。用散文抒情的，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送董邵南序》
等是。看这些散文，可知用散文来写景与抒情，决不弱于韵语，有时或且过之。散文与偈言或韵语的用既无高下，则凡说理、叙事、写景、抒情，固可任用某体。但若参杂相间而用之，则文体不单调，我觉得更好。
但这还是在文学的立场上说。若言民众所最爱好又最易了解最易感动之文章，当推“弹词”与“鼓词”等。此类通俗文体，也是“变文”所产生的，实即近代之“平话”也。此类文体，既具有活泼自由之美，而又最适于民众之用，故在今后实在还应该大大的提倡。我以为我们（不是咱们）应该效法ㄊㄛㄌㄙㄊㄛㄧ（Tolstoy），取通行于民众的故事与传说，取适合于民众的语言与文体，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知识等等，或取旧本而改造，或摹拟其口吻及表示法而创作（《夸阳历》鼓词，便是很好的创作），如ㄊㄛㄌㄙㄊㄛㄧ做《空大鼓》《与呆子ㄧ万ㄢ》等小说的办法。如此，方于民众有益。（其实也是就一种好的文学作品。）我虽有上述的主张，但我自己却是绝无文学天才的人，无论什么文体，到我手里，永做不好，甚至于做不出来，故我自己对于此道是早已绝望了。国语青年同志中对于此类文体最有研究者，得二人焉，一即魏建功先生，一为孙子书（楷第）先生；他们二位都能把此类文体做得很好。孙先生有一次写了一封平话体的长信给我，写得极有风趣。可惜今夏大雨，我的寓室竟闹到“床床（俗本作‘床头’，非。）屋漏无干处”，有些纸堆都霉烂了，恐怕有碍卫生，只好付之一炬，而孙先生的平话体信竟因此而遭了“焚如”之厄了，好在孙先生将来一定还会源源不绝的大做其平话体的文章的，我们擦亮了眼镜等着瞧吧。魏先生不但能做，而且很主张提倡此类文体。与我不谋而合，真令我高兴极了。我希望魏先生多多创作，多多变化，使此种散韵（或偈）相间之文体今后再开极美丽灿烂之花。
二一（一九三二），一二，一九。
§§§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魏建功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
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
我闻之曰：
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
更安用为苍天歌哭。
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调寄沁园春。
这首词儿是从事革新中国文学的先锋将胡适之的《誓诗》。
当时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春间，这人正在美国纽约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是一位天下闻名的才士，姓胡，单名适，表字适之，年方二十四岁。原来胡家是安徽绩溪的大族；他父亲铁花公游宦江苏，转官台湾；太夫人十七岁过过门来，是续弦的，所生只他一个儿子。甲午之役，清廷把台湾割给日本，胡铁花先生回到内地，却就死在厦门，那时他才五岁。老先生遗命一定教让他读书，太夫人督责的很严紧，时常勉励他道：“我一生只晓得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你将来做人总要学你的老子！”十四岁上，他被送到上海入学，三年才许回家一次。民国前二年（一九一○），他考取美国留学生，就放洋去了；先学农业，改修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最后专攻了哲学，得了博士学位回来。
他生来性情洒落，怀抱远大；旅居上海，也曾诗酒豪迈，纵情奔放，正是：
少年恨俗，反与俗偶。
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
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
他交游的朋友，很能策励相彰：“学理互分剖，过失赖弹纠”，去国六七个年头，大加抖擞，颇读了一番书。他尝有《朋友篇》一诗，内中说：
清夜每自思。
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起先在美国绮色佳城读书，那地方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但看他写这地方的景致：
山前山后，多少清奇瀑布，更添上远远的一线湖光；瀑溪的秋色，西山的落日，还有那到枕的湍声，夜夜像雨打秋林一样。
这一派景色中住着这一位文采豪华的才士，又加同住了几位能酬唱咏和而联盟与他成劲敌的诗友。终朝每日受着外国文学空气的振荡；纵然他是为了挽救中国贫弱，不治文学，试问这样情境如何能不焕发起他的文学趣味？当时经过了民国四年五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两个年头，他们在海外早争论起“死文学”“活文学”的问题来。
提起中国文学史的消息，那一线生命未曾与语言离得毫厘；只争无人识透这哑谜儿；即使省得，又无人肯打破这闷葫芦儿，和盘托得出来。前六十年左右却有一位有志革新的诗人黄遵宪，他少年所作《杂感》诗道：
……吁嗟东京后，世茶文益振；文胜失则弱，体竭势已窘！
后有王者兴，张网罗贤俊，决不以文章：
此语吾敢信！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
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琉璃，高炉生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黄遵宪倒是尽过一番心血，可惜只限于他自己创作的成功，何曾影响给旁人！又何曾影响到学术的全部！正是：
风定始知蝉在树，灯残方见月临窗。
偏生再过了四五十年，这位先锋将走向海外，服膺了“实验主义”的哲学，身受了“科学方法”的训练；回到国内，彻底澄清的匡正了思想，才水到渠成的革新了文学。
凡是学术没有不互相贯通的，这才给了世人更加相信的证券也！
且说这位先锋将慧眼高深，法力广大：
刍议改良，劝众“八不”入手；“历史观念”，劝人一念持信；建设宗论，造成十字名言；播扬创作，写就连篇考证。
那“八不”是：
“1·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2·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3·不用典。
4·不用套语烂调。
5·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6·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7·不摹仿古人。
8·不避俗语俗字。”
那十字是：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那古老的“非国语文学”却重重的裁着一个跟斗，不啻从九霄云头跌落下了千丈深坑！倒也有些卫道的人替古文“会师勤王”，直到如今不三不四的还有人在报尾巴上嘲骂两句！最有意味的纪念要算当日林纾将“狄莫”“秦二世”
的隐名来影射“胡适”写成的小说了。自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教育部正式颁行了注音字母，公布了“国音字典”；九年（一九二○）又规定全国小学实行渐次改授国语；现在已成当然不疑的事实：这种成功，自与这位斩将搴旗的先锋奋斗的阵容声气相通。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由他主编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发表了宣言，提出三个方向来督责勉励治学的同志。
就辟出辨伪研究的大路，开发实地考古的先声。有分教：
世间多少迷路客一指还归大道中。
走惯了“磨磐”路的中国学术界，这才紧趱了一程：从思想的革新到学术的革新，从文学的改革到文字的改革。打民国六年到十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六年之间全在思想和文学改革的时期中；十二年（一九二三）以后，便进步到了学术革新和文字革新的时期。回头一算，转眼也就如同隔世，所谓“时代”似乎有一日千里的变化，不觉已是十三四年了！这位革新的先锋，他遭母丧，结婚，得子，教书，讲演，著述，中间又生病，又几番在国内外旅行，毁誉荣辱，在精神劳力上都有相当的增损；他也就到了中年，是四十岁的人了！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十二月十七日便是他的四十整生日。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中间，有几个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有几个从事国语文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的，觉得他这四十岁的纪念简直比所谓“花甲”“古稀”更可纪念：
因为在这十三四年中间他所尽力于中国学术的辛苦，应该获得一些愉快，应该享受一点安慰。好在他早有可以自寿的“不朽”，即如这首“旧诗”，尽够当祝语，不用旁人再赞一字了：所以他们不想用什么话句来祝他，只将他十三四年来努力的梗概记下。他们毕竟是谁某？原来是这十二个人：
北平白涤洲镇瀛宁波马隅卿廉东台缪金源金源织金丁仲良道衡湘潭黎劭西锦熙汉川黄仲良文弼吴兴钱疑古玄同唐河徐旭生炳昶绍兴周启明作人北平庄慕陵尚严沧州孙子书楷第如皋魏建功建功十九年他再住北平，定居米粮库，便赶上是生日。他从自己诗里说，“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是早已受了酒戒了；这次生日应该替他开戒，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们来给她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
如今为要纪念“人”、“事”、“地”，便写下恁个题目：
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魏建功撰，钱玄同书。
（本篇发表于1933年1月14日《国语周刊》第68期，魏建功《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则发表于第67期。）§§§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
演讲笔记的附记
一九三一年二月甘九日，章太炎先生来平。三月卅一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这篇文章就是那天的演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