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十天以前，我因为距离半农的追悼会近了（会期在十月十四日），想做一副挽联，叙述半农在学术上最大的几点贡献，因此把两个月以前对于半农的伤逝之感又引了起来。正在心中忽忽不乐的时候，晤到建功，知道涤洲病了，那是十月四日的事。五日，半农的生前友好及有服务关系的代表在北大二院共商对于半农的追悼及纪念各事，当时推定追悼会中报告半农的学问的是适之、岂明、玄同、涤洲、建功诸人；我说，涤洲病了，那天也许未必能出席报告，关于半农在语音乐律方面的发明，就请建功一人报告了吧。七日，晤建功，他说涤洲所患是肺炎；接着就有人说，不是肺炎，是伤寒，已经进了林葆骆医院了。九日下午，我在师大文学院晤助西，他说，刚才到林葆骆医院去看涤州，他热度很高，见了我要想说话，有气无音的只说了“中海”两个字，说不下去了；看来病势很沉重呢！十一日上午，我在北大晤建功，问他，他说，据林葆骆说，现在是最危险的时期，每隔三小时注射强心针一次。这一星期听到关于涤洲的病状，总是一天厉害一天，我想，这样恐怕不好，涤洲恐将随半农而去矣！常想自己去看他一看，可是我近年来神经异常衰弱，最怕看惨病之容，最怕听呻吟之声（因为十年之中，妻与幼子都曾患极重极险之病，看怕了，听怕了，刺激得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总没有勇气去看他。只是心中十分不宁，觉得不幸的事件恐怕就要发生。——虽然如此想，可是一转念间，又觉得这是我的神经病发作了，事实未必至此，一半天也许会从助西或建功那儿得到“涤洲今日热度降低了些，他神志已清，医生说危险期快过去了！”的报告。可是不幸的事件第二天就发生了！十二日上午八时，忽得妻的电话，说，“黎太太刚来电话，说白先生在今天早晨四点钟的时候过去了，今天晚上七点钟入殓，停灵在法源寺。”——咳！涤洲竟死了！国语界的健将涤洲竟死了！
青年有为勤学不倦的涤洲竟死了！涤洲竟跟了半农去了！
半农与涤洲，都是语音学者，都是国语方面的重要人物，乃竟于三月之中先后殂谢！学术上竟叠遭无法赔偿的大损失！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涤洲与国语界的关系，首尾共十五年。国语会方面的事。劭西所做最多，而与涤洲也都有关系，所以助西的挽联中说他“十五年无役不参加”也。关于这方面，当全由劭西叙述。我现在只把从我与涤洲相识以来几件记得的事，没头没脑乱七八糟地写它出来，聊当伤感中之断片的追忆而已。
我和涤洲相识，应该在民国九年（一九二○），那时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办国语讲习所，他来报名听讲，我在所中担任“国音沿革”一科的讲述；但那时我实在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来跟我说过话。大概是过了一年之后（也许是两年），吾友马季明，约我到通县潞河中学去演讲，我到了那边，就看见一位高高的身材和黑黑的脸的少年，季明说，“这位白先生现在在这儿担任国音的功课；他是你的学生。”我那时才认识他，但是还不知道他的名号，也没有问他。后来，不记得为什么事，曾经到北京教育会中去访过他（他那时是北京教育会的秘书）一两次；那时我们还是很疏淡的，所以我不大知道他的事业和行踪，只是常常听见助西提到他而已。十四年（一九二五），章行严做段政府的教育总长，反对白话文，提议读经，我很愤慨，向孙伏园与邵飘萍商定，在《京报》中附设《国语周刊》，由我与助西主编，一面鼓吹国语，一面反对古文；那时涤洲即来加入，做过好几篇反对古文的文章，如《是不是阴谋古文复辟？》、《雅洁和恶滥》、《驳瞿宣颖君文体说》、《注音字母与中华民国》等等，又曾与齐铁恨共纂《京语诠释》若干条。从此我们就相熟了。那时国语统一筹备会已经决定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遂于十五年（一九二六）秋着手于增修《国音字典》的工作；涤洲即为担任此工作之一员，且为最重要之一员，因为他是北京人，而且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之北京人也。那事因政局的关系，不久即停顿。十七年（一九二八）秋，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北京政府消灭，“北京”改称为“北平”，“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遂由教育部任他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兼常务委员之一，直到现在。这几年之中，会中最初是增修《国音字典》，编成一部稿本。这部稿本是涤洲主编的，编成，油印，大家审查，觉得尚未完善，且既说“增修”，更当多搜材料，使其内容丰富，增修的《国音字典》对于旧的《国音字典》，当如《集韵》对于《广韵》那样；但如此办法，一定旷日持久，不能应中小学校之急需，于是便将增修之事暂缓进行，先取普通应用的字编为《国音常用字汇》一书，仍由涤洲去编，所编的初稿觉为还是不好，于是再行改作，此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由教育部公布之《国音常用字汇》也。此书虽名为由我主编，实则涤洲所编，但于编成之后，由我逐字覆核一过，提出许多疑难的问题，约了劭西和涤洲，我们三个人共同商讨，为最后之决定而已。此外，会中设有国音字母讲习班，两式国音字母，涤洲均曾担任讲授数次，又各处来文请会中派人前往讲授国音字母之事，皆由涤洲任之。涤洲于十九年（一九三○）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校时及毕业后，均常从半农研求语音学及语音实验，他挽半农联中所谓“十载追随，商略未离规矩外”者，即指此事也。甘一年与二十二年之际（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他叠遭家难，初丧子，继丧妻，继又丧父，心绪万分悲苦，经济亦甚窘迫，建功为之请于半农，任北大研究院文史部中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助教，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方面又请他。十一月十七日，与徐溶女士结婚；此后半年中，在平整理陕西方音的材料。本年（一九三四）六月，随半农到绥远调查方音，半农得病后，涤洲即伴他回平。半农逝世后第三日（七月十六日），涤洲又到陕西讲演国音，因陕西教育厅请国语会派人去，会中循例派涤洲去也。八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忽晤涤洲，知道他由陕西转江苏，新近回平。本学年，北京大学约我讲“古音考据沿革”功课，某日（约在九月中旬），晤涤洲，他问我道，“我今年再来听讲古音功课，写笔记，明年夏天讲完写完之后，由您校阅一过，将它出版，好不？”这在我当然是很愿意的，因为我身体衰弱，心绪纷乱，决无此精力来编讲义，涤洲能为我写成笔记，何幸如之！其实他也正感到这一点，知道我自己是不编讲义的，故出此策，其为不佞谋也如此其忠，宁不可感！九月廿日（星期四），我第一次上课，涤洲与其夫人徐女士同来笔记。我下课问他，“何以与她同来？”他说，“下星期四（二十七日），我正在郑州，当嘱她来笔记；今日先同她来笔记一次以资练习。”他于二十二日与建功、一庵同赴郑州之“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二十七日我因身体不适，未往北大授课。他于二十八日回平，十月一日，我在东安市场见他与夫人偕来。四日上午，我往北大上课，没有见他来，也没有见他的夫人来，颇以为异；下午晤建功，知道他有病，不料仅过了一个星期，涤洲竟做古人！十月一日东安市场的相见！伤哉！
涤洲是一位诚笃的青年，他无论办事治学都很勤奋。
他对于古今音韵的变迁，很有心得；他又有耐心做很机械很烦琐很干燥无味的工作。他编有《广韵通检）一书，又撰《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集韵声类考》、《广韵入声今读表）、《北音入声演变考》等文。他很能做国语运动的宣传工作，也很能做调查方音的研讨工作。使假以几年，则将来对于社会对于学术的贡献何可限量！我看他的身体十分健壮，本年七八月间他在陕西时，据说那边最热的日子，温度竟超过一百十度，而他从事国音的讲演和宣传，毫不感受疾病；万不料不到两个月，竟会被惕夫斯（伤寒）菌所贼害，致丧其生命也！
半农的身体也很健壮，所以他常能旅行各地，考察方言，不觉辛苦，更以业余从事种种游艺；涤洲能旅行各地，考察方言，与半农同，而游艺的兴趣远不及半农，然其旅行各地宣传国语的兴趣，亦非半农所及。此二子者，其体力与脑力，我皆无能为役，我的身体与精神都是很高度的衰弱，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且以年龄而论，半农少于我者四岁，涤洲少于我者十三岁，自顾朝不保夕，必先二子而死。——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天而病者全乎！我书至此，我心伤悲！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虽然，我是颜习斋主义的信徒，我不悲观，我不消极；我不信社会永远黑暗，我不信世界上没有光明；我不信有耕耘而无收获的话，——我且笃信只要肯耕耘必无论事功或学问，总得要干，总得要努力干，不问贤愚，更无间老少，少年固然要努力干，老年因桑榆暮景，更应该乘此炳烛之明去努力干。否则无常一到，追悔何及！爰书俚语，用伤逝者：
二子虽早逝，犹有著作遗；研新或理旧，于世良有裨。
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
一九三四，十，一六，下午五时，于北平孔德学校。
（本篇发表于1934年10月27日《国语周刊》第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