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座博物馆都会选择自己最出色的藏品作为博物馆的徽章标志，这是一种骄傲与荣耀的流露。美国七大中国艺术品收藏中心之一——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自然不例外。这里的中国艺术藏品中尤以青铜器藏品享有世界声誉，在此类藏品中傲视群雄的又当属商晚期名作《小臣艅犀尊》。相传是在清道光年间，其与另外几件礼器同出土于山东寿张县梁山，被誉为“梁山七器”之一。这件作品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留待下一篇文章再介绍其收藏地和收藏者的背景知识。这一切都是为了空出宝贵的篇幅，先行详尽介绍这件富于传奇色彩的——
梁山珍奇
《小臣艅犀尊》绝不同于一般的鸟兽形尊，其表现对象是商代还广泛生活于中原，后来逐渐消失的大型犀牛。在商代军事手工业和其他手工业中，犀皮和犀角分别扮演着重要的原材料角色，直到数百年后的楚国大夫屈原还在吟唱：“操吴戈兮披犀甲”。只是后来随着猎杀的过度，犀牛渐渐在亚洲大陆消失，现今只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还有少量存活。在商代，尽管以犀牛为表现对象的礼器并不鲜见，但是《小臣艅犀尊》无论在构思上还是技巧上都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尤以稚拙圆浑的形态见异于几乎所有商代青铜礼器之列，即使是接受过严格解剖与结构训练的现代雕塑家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细细观察《小臣艅犀尊》，就会发现《子母象尊》那样的凝重造型和繁复纹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洁又高度概括的艺术处理手法。
众所周知，写实主义的艺术作品首先来自于现实主义的观察方式，《小臣艅犀尊》创作者的心灵似乎没有被浓重的宗教情绪主宰，而是充盈着对自然以及世间万物的热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艺术夸张。作者观察细腻，手法统一，似乎熟谙形体塑造规律，无论按照哪个时代的雕塑评价标准——中国的、印度的、希腊的、罗马的、文艺复兴还是罗可可的，甚至是新古典主义的——《小臣艅犀尊》都堪称动物雕塑的精品。也许只有罗丹的杰出学生——法国动物雕塑家蓬蓬创作的白熊与之能有几分形似。总而言之，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几乎就是一只活生生的犀牛，圆圆的，胖胖的，憨厚中流露出一丝调皮，活灵活现又藏不住那股憨气。与自然无异又超越了自然，这也许就是后世无数雕塑家求索终生而不可得的至高艺术境界。
当然，可以把所有形式美的成因都归于作者对自然界生灵的纯真热爱。但是更根本的原因也许从《小臣艅犀尊》的出土地点可以窥得一斑。这件作品既非出土于殷墟，也非出土于湖南，而是出土于今天的山东半岛。在商王朝时期，这一带是东夷人的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时期的岳石文化遗址，始终体现着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也许一件出土于山东泰安县大汶口9号墓的著名陶器——《兽形提梁器》能给观者一点启示。这件大汶口中期文化的代表作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几近完美的艺术品。它有着硕大浑圆的腹部，器足化为兽腿，小兽天真而又充满稚气的吠叫令人感受到原始社会形态中的亲和力。将同出山东的《兽形提梁器》和《小臣艅犀尊》作一对比，不难发现地处山东的创作者成功掌握了造型艺术与器物功能相结合的雕塑手法，赋予了实用器物以新的生命。这些艺术品与同时期殷墟和湖南等地青铜器在形式上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致只能用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传统表现手法来加以解释。考古证据显示，到了《小臣艅犀尊》的创作年代，山东半岛已经基本处于商文化影响之下，但是这位创作者依然保持着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淳朴自然的表现方式，顽强且执著。
独特的艺术魅力只是《小臣艅犀尊》的一半价值，更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还在于其上的简短铭文揭示了商代末期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王来征人方
出于对经史考证和文字形态的偏好，中国学者长期将研究青铜器的重点落于对铭文的研究中，比如北宋金石学者赵明诚与夫人李清照伉俪合著的《金石录》即是一例。在晚清的类似研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被认为是好的，反之则差。甚至出现了文物商贩在没有铭文的古铜器上伪刻铭文以卖得高价的奇特现象。因此，在造型分析后，也有必要深入介绍《小臣艅犀尊》上铭文的价值，这将打开一片新的历史天空。
由于商代金文字形多变且句法艰涩，因此目前见到的现代楷体字《小臣艅犀尊》铭文出现多种版本。第一种以《中国大百科全书》（1990年版）相关词条为代表，第二种尽管内部各种版本有些微差异，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岳洪彬博士在《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的译文可以作为代表。现将两者上下对照：
“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艅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丁巳，王省夔且，王易小臣艅夔贝，隹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通过对铭文的视觉分析以及查阅《金石大字典》，两种版本的差异中“京”与“且”之争应为后者；“锡”与“易”也应为后者；“隹”是“唯（惟）”的初文形态，为古语首助词，并无实际意义，译成“唯”并非不可以，但至少应前后统一。而“彡”（音同山）与“肜”（音同彤）之争还有待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参照后面配图继续研究。
按照文本分析的一般原则，这段短短27字的铭文包含了时间——十祀又五；出场人物——王、小臣艅以及敌人人方；行为——小臣艅随王征讨人方，得到王赏赐的夔贝，得作此器。简短古奥的语句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宏大真实的历史画卷，有助于我们认识商末那个动荡的年代以及长期被影视剧扭曲的史实。首先需要清楚的概念无疑是战役的时间以及帝王的名号。“隹王十祀又五”则属于商代金文中表现时间的独特句法，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严志斌在《商代金文句法研究》一文中指出，类似“在某某之时”实际是一种“名词性谓语非主谓句”，因此铭文中此句即表示战役发生在王的十五祀之时。与甲骨卜辞对照，可以证实“十祀”和“十五祀”时商王两次出征东部夷方的记载。而夷方与铭文中的人方（也有称尸方）基本相同，即商晚期的主要敌人——东夷。由此可以推断出，铭文中的王即商代最后两位帝王——帝乙和帝辛之一。帝辛即商纣王，后世各种典籍反复将他的故事用作反面教材，知名度甚至盖过了他那些贤明强悍的祖先。现在已经确定，“十祀”征讨夷方的当事者是帝乙，而“十五祀”征讨的当事者是帝乙还是帝辛尚无定论。如果《小臣艅犀尊》铭文中的“王”真的是《封神榜》中被脸谱化的商纣王，那么抛开“酒池肉林”不谈，仅从他尽到商王军事首领的责任这一点说，这位纣王还是有一点值得尊敬之处。
战役的大致时间、作战对象、王的具体身份都已确定，下面需要揭开礼器的主人——小臣艅身份的谜团。小臣不是复姓，而是官名。按照《中国历代官称词典》的注解，小臣为商始置的官职，主要负责掌管各种具体事物，并沿用至春秋时期。青年学者韩江苏在就读北师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期间，曾撰论文《商代边境的“小臣”》深入分析过商代“小臣”的具体类型。按照他的解释，“小臣”分为协助管理商王朝宫廷内部事务的“内服小臣”和负责镇守边境的“外服小臣”。
“外服小臣”中有“邑”族这样的商王朝大族，但更多的是臣服于中央王朝的周边方国首领。从甲骨文卜辞和商代金文中可以辨识出商都东西边疆上几位地位重要的“小臣”——小臣鬼、小臣醜（音意同丑）、小臣高等，以及那位可敬的，为商王镇守东部边境，直面东夷沉重军事压力的——
外服小臣艅
商族以武功立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军事扩张战略，并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但是，昔日不可一世的王朝何以走到帝乙、帝辛时代四面楚歌的地步，其实正是所有军事强权宿命中的必然，亚述、迈锡尼、阿兹特克……无不如此。司马迁早在《史记》中就借元王之口道出：“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桀纣暴强，身死国亡。”20世纪的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则在《大国的兴衰》中更为科学地加以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穴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雪，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
的确，商帝国的扩张受到兵源、财源以及通信手段的严重制约，当商族势力大幅挺进江汉、山东、山西等地时，实际上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已经达到了扩张极限。尽管帝国颓势已现，但是帝乙、帝辛两位末代君王还是率部努力平定四起的方国叛乱。在镇守东部边疆的小臣艅支持下，王朝艰难地打赢了同东夷的战争。获得丰厚夔贝赏赐的小臣艅荣耀之余，决定铸器并刻文纪念。小臣艅选择的工匠自然是当地人，秉承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贯文化精神的他们，必然地选择了这种自然、朴实，富于生命力的塑造方式。工匠，甚至是小臣艅本人的文化传统及审美品位，最终决定了《小臣艅犀尊》迥异于殷墟青铜器的独特风貌。
志得意满之际，无论是王还是小臣艅，可能都没有料想到——击败东夷挽救了帝国的发肤，却葬送了帝国最后的精气。几百年后，《春秋·左传》以一贯的冷峻口吻评价道：“桀克有緍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小臣艅最后的结局怎样，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活着看到了帝国的崩塌和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最终失败，没有人愿去想象。他钟爱的《小臣艅犀尊》也许作为大墓中的随葬品，也许作为窖藏，从此在地下度过两千八百多年的平静时光。直到清末出土后又经转手，20世纪初，一位来自美国的收藏家将它运到大洋彼岸。从此，《小臣艅犀尊》与故土天各一方。关于这位收藏家和这座博物馆，将留待下一篇文章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