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从盛唐菩萨上移开，一位哈佛校友、著名收藏家格林威尔·L·温斯罗普（Grenville L。Winthrop）对20世纪中期的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贡献甚大。温斯罗普生于1864年，长期致力于艺术品收藏，值得人尊敬的是，当温斯罗普1943年去世时，他生前不希望自己的藏品落入商业机构之手，而是能为自己母校哈佛的师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研究机会。遵照其遗愿，超过四千余件的艺术精品被捐献给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除了2004年1月在大都会博物馆举行过一次温思罗普收藏的19世纪西方油画精选展外，从未离开哈佛大学校园。哈佛校友对自己母校的认同感之深厚，也许正是中国当代大学建设中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温思罗普的收藏范围不像布伦戴奇那样集中于东方艺术，而是广收博采，尤其是西方近现代油画、雕塑收藏质量尤其出众。但这批藏品中还是有一件顶级中国藏品——商代酒器《虎头纹兕觥》（兕音同寺，觥音同宫），无论是造型、纹饰抑或知名度，都属于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堪称——
觥中至尊
几乎所有观察者都对商代青铜礼器“重酒组合”这一特征印象深刻，甚至有学者统计，近年来在商代贵族大墓中出土的酒器占全部器物的60%—70%，比例之高颇为惊人。在商族人所用的五花八门的罍、尊、彝、壶等盛酒器，以及式样繁多的爵、角、觚（音同孤）等饮酒器中，有一种应该特别引起人们关注。因为迄今为止这种酒器都出土于大型墓葬，并多伴有成套青铜礼器与兵器，可见其拥有者身份不同一般。这就是青铜兕觥。
简单说来，兕觥的形态与酒壶有神似之处，通常为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三足、四足，有流（出酒口）和鋬（把手），上面通常有呈兽头形状的盖。一般认为其属于饮酒器，但也有《守宫作父辛觥》等兕觥内有挹（音同义，意同舀）酒的斗，显然也可作为盛酒器，最终结论还未得出。现在已经证实，将这种造型冠以兕觥这一名称最早出于宋代《续考古图》，起名者显然受到《诗经》中“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将某种青铜器造型和某种青铜器称谓结合起来或说对应起来的说法多出自宋代。从这里看，兕原意为雌犀牛，《诗经》中提及的酒器应该是另一种自犀牛角发展而来，后用其他材料仿制的犀牛角状酒器。总之，商族人的语汇中怎样称呼“兕觥”已经难以查证，就像我们也不知道商族人怎样称呼兽面纹（饕餮）一样。晚清时期，学者王国维在其重要著作《说觥》中，将这类有盖的酒器与无盖的水器匜（音同移）彻底区分开来，兕觥一名由此被确定。
在兕觥大家族中，《虎头纹兕觥》的造型独树一帜，尤其是觥盖被表现为程式化但不乏生动的虎头形象，威仪神采令人印象极深。觥身后部还有一对造型丰满的大型鸟翅，令纹样构图更为完整、周密。觥身密布变化多端的各式纹样，规整又不失原有表现对象的神韵。经过精心设计制作的回纹、龙纹具备了高度形式美，并富于鲜明的韵律感。总体而言，《虎头纹兕觥》尽管不似弗里尔美术馆藏的《鸟兽纹觥》那般繁复奇丽，但自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王者之气。
许多研究雕塑艺术和东方艺术的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青铜器惊人的技术准确性和瑰丽的造型纹饰之美令他们困惑不已，就像美国学者肯拜尔等人在《世界雕塑史》中坦言的那样：“这些（商代）青铜器在技术上何以能如此准确，至今仍无法解释。”英国学者米歇尔·康佩·奥利雷则在《非西方艺术》中得出结论：“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也几乎没有青铜铸匠能具备商朝工匠的这种娴熟的铸模技术。”
尽管目前对于商代经济制度缺乏深入了解，但是从同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来看，这一制度可能还是比较初级和简单的。因此，不能认为《虎头纹兕觥》是商品经济环境下按照成本核算原则制作的商品，因为它显然在细节，尤其是纹饰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所以，在前面分析过商代青铜礼器中的宗教因素之外，也有必要从工艺美术生产角度或进一步从纯粹艺术生产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看到，商王朝垄断了金属原材料和青铜器铸造的权力。对他们而言，青铜器首先作为战争工具存在，然后才是作为礼仪用器、日用器，最后——如果产量足够的话——还有可能是农具。《全球通史》也强调：“（贵族武士阶层）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这都决定了商代青铜冶铸业属于工艺美术中的官方生产范畴。官方生产是一个相对于民间生产的概念。其本质特征极为鲜明，比如消费群狭窄（特权统治阶层），流通渠道固定，没有大批量制作对生产效率的压力，再加之享有征集杰出工匠的特权。在此等组织严密、选料精致、不惜工本等基础上制造出的工艺品必定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往往也是这一民族、国家工艺品的代表作。总之，商人以中央政权或方国政权的地位，向青铜铸造行业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延及其上游——铜矿采冶行业，而这些资源无疑都来自农业、贸易等其他行业的收入。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空前且不图经济回报的投入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决定了商代青铜器达到了远超前代的规模与水平，并在商晚期达到巅峰。
解释了《虎头纹兕觥》作为一件工艺美术品的精美造型、纹饰成因后，有必要将它视为一件酒器向更深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多种说法都强调酒文化过度繁盛是商灭亡的真正原因。从这一角度而言，商代酒文化的物质象征——《虎头纹兕觥》将作为见证者，向我们讲述商民族最后的命运——
兕觥与酒殇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商代酒器的种类、年代以及纹饰的象征意义已经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很遗憾，人们对于商代酒的认识深度还极为有限。尽管包括兕觥在内的商代酒器，其形制、容积会受到地域、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但是归根到底要受到商代酒的制约。抛开对商代酒的分析，就无法正确把握兕觥的形态与意义。
无论是相信《本草纲目》中的记载：“烧酒非古法也熏自元始创其法。”还是像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名誉所长秦含章先生在《酿酒科技》中强调烧酒已有两千年历史的说法，都说明商酒是发酵酒，而不是酒精度数更高的蒸馏酒（烧酒）。中国科技大学黄文川等学者在《泛谈我国酒的起源与酒文化》一文中则记录了对郑州商城等地商代酿酒作坊的考古工作，以及在河南信阳蟒张店商墓出土的卣中采集到残留的商代酒液。可以肯定，由黍（黄米）和稷等谷物酿造的商酒的酒精度数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因此，要想成功刺激饮酒者的中枢神经达到非常兴奋的程度，或是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使饮酒者达到能够与神沟通的迷醉地步，就需要摄入很大的量。这就需要容积很大、便于使用并能体现拥有者地位的奢侈酒器——兕觥。所有的商代兕觥，包括赛克勒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头纹兕觥》在内，就满足了商人贵族在这方面的需求。
在流失海外的众多类似藏品中，独特造型和完整结构并不是着重介绍《虎头纹兕觥》的唯一原因。其巨大体量带来的实用性更为重要，尽管不知道《虎头纹兕觥》的确切容积，但是其高25厘米，长31.5厘米，宽10.6厘米，估算下来容积显然不小。按照《诗三家义集疏》等古籍记载，兕觥的容积可能为5升或7升，既然商人好酒导致了兕觥的巨大容积，那么这一因素是否反过来又加大了商人的酒精摄入量呢？有学者曾指出：“觥因容量大，量大者多饮，这时皆用兕觥，以尽宾主之欢。”对生活中饮酒者进行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在前述《虎尊》一文中提到，周人将商亡的原因主要归于酗酒，但也有现代学者提出质疑，指出商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如何，商人社会尤其是晚期，的确对酒精饮料极为狂热。史籍中充斥着关于商人酗酒的记载，甲骨文卜辞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戊子卜熏宾贞：禽酒在疾熏不从王古。”显然，这位武丁时期的重要贵族“禽”因为饮酒过多导致身体不适，以致大家急切希望借助占卜来了解他是否能继续工作。这还是在朝风相对清正的武丁时期，其后的情况就可想而知。酗酒的短期影响在于贻误公务，长期影响在于造成慢性酒精中毒，损害中枢神经。“禽”因酒耽误工作的表现在晚商贵族中具有普遍性，那么整个商代精英阶层面对社会危机时能否做出正确判断就很值得怀疑。
由此可见，认为酗酒风气最终影响到社会中坚的心智和身体健康，并使商王朝总体走向颓势的说法可能稍嫌绝对，但并非危言耸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使人上瘾的其他物质都有可能顶替酒在商代的类似位置，尽管其一开始可能以无害的面貌出现，并被冠以某种文化解放之名，但最终会毁坏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三千年前的商族人已经用江山作代价诠释了这一教训。
注音插曲
在比较沉重的话题后，不妨顺带提一句，觥由“光”字做声旁，却音同宫，这显示汉字的声旁常常带有陷阱的性质，念成“光”者会受到众人嘲笑。但是众多美国博物馆，至少是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都言之凿凿地以“Guang”标注觥。很难相信是不同拼音方式带来的偏差，因为在同一座博物馆中，you（卣）、ɡui（簋）、dinɡ（鼎）等礼器名都标注正确。
将这一现象解读为西方人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并加以抨击是有诱惑力的选择。但考虑到我们曾多次用景区标牌严正警示他们“The slippery are very crafty。”（意为：那些滑的是非常狡猾的。而原意是想表达“注意路滑”），并令他们惊慌失措，事情也就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