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过《人面龙身盉》与《子母象尊》两件出土于湖南的青铜礼器后，有必要介绍一件弗里尔美术馆藏的中国经典陶器——《回纹白陶罍》（罍音同雷）。此器也有《勾连雷纹壶》等名，本书中则采用田自秉先生在《中国纹样史》中的称谓。这件陶器之所以不同凡响，盖因为其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殷墟遗珍
英国作家狄更斯亲眼所见古罗马大斗兽场的雄伟遗址后，曾如此慨叹：“这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具震撼力的、最庄严的、最隆重的、最恢弘的、最崇高的形象，又是最令人悲痛的形象。在它血腥的年代，这个大角斗场巨大的、充满强劲生命力的形象没有感动过任何人，现在成了废墟，它却能感动每一个看到它的人。感谢上帝，它成了废墟。”
商朝末都的宏伟遗址——殷墟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人攻入商都后多个世纪，帝国宫殿城垣的雄伟遗迹仍久久矗立于中原大地。曾踯躅乡间的东周农夫，曾安车驰骋的春秋诸侯，曾为合纵连横往来奔走的战国使者，或许都目睹过这一“最具震撼力的、最庄严的、最隆重的、最恢弘的、最崇高的”却已经成了废墟的奇伟景象。即使到了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以其一贯的平静口吻记述：“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人们由此知道，殷虚（虚通墟）不但在西汉时依然存在，而且就位于洹水（也称安阳河）南，殷墟之名自此不胫而走。
至迟从北宋起，就陆续有小批量的青铜礼器从殷墟（即现今安阳一带）出土。晚清时，甲骨文的发现激发了中国学者对古文字研究的强烈兴趣，利益驱动下的殷墟遗址盗掘活动屡禁不止，成批青铜礼器遗存重现天日，相当大一部分被文物商人倒卖海外。对殷墟的最早系统考古发掘，始于1928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院考古组主持，1937年由于抗战爆发被迫终止。此后又经日军疯狂盗掘，大批文物被掠，民间盗掘也日益猖獗，所幸《司母戊方鼎》得以保存。尽管屡经劫掠，创伤至深，但殷墟依然是商代考古、艺术和文化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回纹白陶罍》就是其中别具特色的一个亮点。
仅仅因为陶土比青铜廉价就对其持轻视态度，可能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却不一定正确。在民国期间中央研究院进行的15次系统发掘中发现了一百七十余件青铜礼器，却只得到大量白陶碎片和极少的小型白陶器。新中国成立后至2008年的殷墟考古中出土了一千余件青铜礼器，完整的大型白陶器却一件也没有。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一尊商代白陶器也是根据残片拼合复原的。对比之下，弗里尔美术馆收藏的这件《回纹白陶罍》不但十分完整，而且高达33.3厘米，很可能是现存几件商代白陶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无论从商代文化研究、纹饰史研究还是中国陶瓷史考证方面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馆方标注其出土于河南安阳，购买时间是1939年，确凿无误属于殷墟流失文物之一。上海大学的陈文平先生在《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国宝》一文中甚至舍弗里尔美术馆众多青铜器精品不顾，只提到《回纹白陶罍》，类似的高度评价也广泛见于其他学者的文章中。这显然不仅因为其是殷墟遗珍，还因为它是——
陶中贵胄
商代酒文化繁盛，罍就是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酒器家族中的一员，形似壶而有耳，主要用于盛酒。简短铺垫后，有必要提出三个关于《回纹白陶罍》的问题，问答之中真知自现。一、商代陶器与其他朝代陶器有何不同？二、白陶器又与其他商代陶器有何不同？三、这件作品上的回纹饰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于陶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通过它，人类部分地征服了土和水等物质并成功地为我所用，就像很多学者指出的：陶器扩大了人类的生活半径，并提高了先民的生活质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可以设想一下，有了陶罐，一人用它打水可以供小半个氏族的人饮用，而之前的每个人，无论地位、老幼都要姿势不雅地从河中啜饮，并不得不为此频繁往返水源附近。由此节省的时间和精力令部分聪明的先民感到难熬，于是，他们开始记录历史、改进住宅、研究烹饪并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妨这样说，人类社会分工至今产生的各种高度细化的职业，甚至是保险理赔员、资产风险评估师抑或人力资源总监，其实都是远古时期陶罐发明的受惠者。当然，也许有人强烈质疑陶器真有这么重要。他们可能会指出，大规模使用葫芦也能达到类似效果。世界上确实有从未发明陶器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物质文明也长期并将长期处于新石器时代。
因此，如果不是充分意识到了陶器的重要性，中华先民是不会凭空创造出女娲在黄河边抟土造人这一神话的。当然，陶器原料易得和易于加工的优势反过来也使其易碎和不受重视，因此尽管产量很大，却不见得比同期的金属或石质文物保存更多。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一件普通商代陶器，无论黑陶、灰陶或夹砂陶器，能历经三千余年保存至今都是无比珍贵的。
既然如此，又该怎么评价一件商代白陶的价值。中国硅酸盐学会在权威的《中国陶瓷史》中指出，无论是从原料成分还是烧制工艺上，白陶都和灰陶以及夹砂陶完全不同，前者使用较稀少的瓷土或高岭土烧制，烧成温度高达一千摄氏度左右，其白色完全是由于原料中氧化铁含量低而天然形成的。与之相比，其他商代陶器大多以陶土为原料烧制而成（夹砂陶器则加入一定砂粒，质地坚硬耐高温多用于炊器），烧成温度也较低，在殷墟遗址中寻常可见。
关于这些白陶器的主要消费者——商代贵族对其的评价，似乎未见于甲骨文卜辞。只能大致推测。白陶器胎质较硬，质地光滑并便于清洁固然是其受欢迎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尽管对商代经济制度缺乏更深入的研究，但是白陶制作者显然富于创新精神，他们模仿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形制和纹饰，成功地将白陶发展成了一种高端工艺美术品种，得到更多消费认同。最后，白陶复杂的烧制工艺必然需要专业设备和熟练工匠，硅酸盐学会的专家已经确定了商代白陶作坊具有独立地位，同时高残品率也进一步导致其稀少和昂贵。翻开经济学教科书，不难发现这些标准完全符合现代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定义。总体而言，白陶器之于商代贵族，与LV提包之于现代都市女性，是基于大致相同的消费心理。商代贵族是如此喜爱这些能够把他们的消费档次与平民区分开来的器物，以至于将这类白陶罍，以及它的伙伴白陶盉、白陶罐、白陶壶或白陶豆等随葬入墓中，意图到“冥国”继续享用。当然，如果按照社会行为的功能与“隐蔽功能”的理论，应该更多地是用来炫耀。考虑到陶器的难以保存以及白陶特有的稀有性，完整的商代白陶能够历经三十余世纪保存至今其概率之低——恐怕也只有2009年美俄卫星太空相撞有得一比。
《回纹白陶罍》上的回纹纹样繁复典雅，令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云纹为圆形，雷纹为方形，二者都呈漩涡状，并称回纹。关于回纹的由来，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史论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田自秉先生早已在《中国纹样史》中做出详尽的解释。田先生指出：回纹继承并发展了原始社会陶器中的编织纹样，使其进一步程式化，更加完整并具备了形式美的规律性。由此，广泛应用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作为边饰或底纹，并作为主体兽面纹的陪衬存在。法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东方文化研究专家雷奈·格鲁塞，在他那部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参考手册级读物《东方的文明》中对商代回纹之美做了富于诗意的评价：“当我们注视此种花样时，其反复回环似乎产生出超逾装饰的效果，好像以自身的和谐动力在振颤，因而整个器皿即变成一首由这些力量的匀称重音及节奏所组成的真正的青铜诗篇。”
后来
身为陶中贵胄，尽管风光一时，但是以《回纹白陶罍》为代表的商代白陶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至商晚期，烧制工艺更为简便的印纹硬陶已经渐渐取代了其地位，至西周时期已成绝唱。但是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以瓷土和高岭土为原料，烧制温度高于其他陶器的白陶尽管依然无釉，但已经是稍后出现的原始瓷器的先声，更为以后瓷器的创制奠定了宝贵的技术基础。《回纹白陶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又是另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的开始。从这一角度说，本书以后介绍的所有国宝级瓷器都是《回纹白陶罍》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