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介绍日本收藏中国流失国宝的过程中，已经涉及了两大类日本博物馆——国立和私立，所以中间一个层级——市立博物馆自然也不能忽视。在这方面，拥有较多中国文物的大阪市立美术馆自然应该被重点介绍。选择大阪的这一决定并不仅是从博物馆学的角度做出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考虑在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在介绍中国海外文物的同时，也对收藏机构所在地、所在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说，大阪市立美术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国立博物馆比肩而立，力量主要来自其背后的——
关西文化
在日本，以东京为代表的关东和以大阪为代表的关西存在着文化上的对垒。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研究员在《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通过亲身体会这样总结道：“关东人和关西人的差异，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东京历史上以武士阶级为中心形成特定的身份文化，比如尊重权威，讲究社会等级次序……大阪则是靠商人的聚集发展起来的城市，没有那么多刻板的规矩，注重个人自由和单独行事。”最后，李培林研究员将日本关东文化总结为“权文化”，将关西文化总结为“钱文化”。这种有趣的对比和生动的总结，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所在地文化氛围、经济实力甚至馆舍规模等因素形成一个大概的印象。
大阪市立美术馆成立于1936年5月，其地表主馆馆舍最早属于住友（Sumitomo）家族，后来连同花园一起被捐赠给市政府以建设博物馆。1992年为了扩充展览空间，还在三层的地表主馆前方修建了两层的地下展馆。今天的大阪市立美术馆以东方文物为主要收藏方向，共拥有超过8000件中国和日本文物，其中有很多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但是当提到大阪市立美术馆时，大多数研究海外流失国宝的国内文章都会提到中国画作《伏生授经图》，因为它——
传为摩诘作
摩诘是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字。相信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对王维的诗远比对他的画作熟悉，无论是意境悠远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厚重豪迈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抑或是语浅情深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还是苍劲有力的：“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所有这些名句都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与人们对盛唐的回忆难分难舍。
当然，王维作为诗人和画家的成就，都与他作为官员的经历分不开。早年的王维具有极高的政治抱负，颇有些如他诗言：“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的气魄。但是从公元737年开始，他在朝中的主要依靠——宰相张九龄受到排挤，王维也为此心灰意冷。尽管后来在李林甫任内又升官，旋又因为“安史之乱”丢官，宦海沉浮起起落落。所以，从中年大约四十岁起，王维就从精神上达到了高度自由的状态，他买下了另一位著名诗人宋之问的辋川别墅，笃信佛教，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画作，如他自己所言：“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也可以解释他中年以后创作风格为何陡然一变。
王维的画作是以山水画闻名的。无论是苏轼对他的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还是董其昌对他的评价“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王维官至右丞相）以及“南宗之祖”的称颂，基本都是指他的山水画而言的。王维最著名的山水画莫过于绘于清源寺的壁画《辋川图》，笔力雄健，气魄壮阔，意境深邃，被朱景玄高度评价为：“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也正因为王维以山水画见长，所以像《伏生授经图》这样的历史人物画作多少显得有些独特。如果要在本书介绍的画作中选取一件题材上与《伏生授经图》最相近的，那当属《北齐校书图》。因为“伏生授经”其实也是一个关于整理和保护古籍精华的故事。《史记·儒林列传》中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载颇为直白易懂，所以将原文呈现给读者应该是最佳选择：“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闲。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授经图》纵25.4厘米，横44.7厘米，生动地表现了九十高龄的伏生席地而坐，正在全力传授《尚书》的情景。老者体格清瘦飘逸，神情矍铄，慈祥睿智，既仙风道骨又散发着理性的光辉。这幅画与其说是为了颂扬伏生个人，毋庸说是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古籍保护传承的坚定使命感。正是无数像伏生这样的学者，古老的四书五经才能一代代传至今天并大体保持了当年原貌。王维的笔法细腻且清劲，体现出他山水画所具有的独特气质，用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话来说：“此画笔法高雅，真令人仿佛有与辋川山水相持之感。”
争论尚存
由于此画无款，所以后人主要依靠南宋高宗赵构所题的“王维写济南伏生”来确定最初作者。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指出，此画很可能是北宋宣和年间，在宋徽宗组织下由画院高手临摹的。当然，即使如此，作为比较完整体现了唐代绘画风貌，以及一代大师王维真迹笔法特征的画作，即使是宋摹作也难能可贵，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不过，正因为争议依然存在，所以在本文大标题中没有像前述《洛神赋图》等一样，在括号内加上宋摹本的字样。
《伏生授经图》在两宋时期是内府秘藏，鉴藏印有“宣和中秘”；后辗转为黄琳、梁清标等人收藏。如此看来，流入日本的时间至早也应是清代后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