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根据中国海外文物撰写中国艺术史、雕塑史的西方学者都会提到弗里尔美术馆于1935年收藏的一对西周青铜《虎尊》，并无一例外从雕塑的量感与张力等角度给予其高度评价。
但《虎尊》绝不仅仅是雕塑，作为重要的周人宗彝的一种，《虎尊》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它在周人的宗教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是不得不提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人们早就从典籍中得知有《虎尊》的存在，但是从未发现过实物。这对据传是出土于周人发祥地——陕西宝鸡斗鸡台西周墓葬的虎尊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虎尊》在周人祭祀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周礼·春官·司尊彝》这样作答——
祼用虎彝
《周礼·春官·司尊彝》如是记载：“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音同卫）彝，皆有舟。”这其中的“祼”，即周代最重要的祭祀仪式——“祼祭”。必须强调的是，粗心地从大略字形上去理解“祼祭”，就和现实生活中以貌取人一样具有欺骗性。东邻日本现在确实还存在一种参与者基本不穿衣服进行的祭祀仪式，但那是他们的事。在中国周人的祭祀仪式中，“祼”其实通“灌”，即灌酒于地而不饮的意思。祼祭用酒为黑黍与郁金香酿成的鬯（音同唱）酒，周天子将鬯酒献给代表先祖神灵受祭者，他被称为“尸”。“尸”将鬯酒灌注于地而不饮，意在用酒的浓郁香气沟通神灵与人间，从而降福于祭祀者。有古文字学家指出，沿用至今的“福”字，其最早形态表现的就是人双手捧着带流的酒器献于祭台上。弗里尔美术馆藏的《虎尊》就是这一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只是如何具体使用还有待研究。顺带提一句，与《虎尊》并用的蜼彝，塑造的应该是一种长臂猿的形象，据说这种猿（猴）鼻孔朝上，遇雨时，懂得用尾堵住鼻孔。因而是智慧的象征。虎彝和蜼彝还共同出现于十二章纹样上，为“宗彝”，取其忠孝、智勇之意。梁思成先生在成稿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雕塑史》中，认为这两种青铜器早在夏之前就出现了：“铜器之中，虎蜼二彝及大尊为虞制。”（虞，上古部落名，舜任部落领袖）
周人的祭祖，或称祖先崇拜，是一种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广泛见于人类社会的原始宗教形式，即“对自己祖先宗教式的信仰和膜拜”。同样是祭祖，周人的目的和商人已经有所不同，商人是希望与祖先沟通求得各种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青铜器被他们认为是用来帮助“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媒介。但是在周人社会中，祭祖则带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上至周王，下至各路诸侯，举行祭祖仪式更多是用来团结同姓，构成稳定统治的基石。事实上，通过上述周代“祼祭”仪式的描述，不难发现形式相似的祭祖仪式今天依然在中国人的民俗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虎尊》固然作盛酒用，但是在目前出土的周代青铜礼器中，学者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商代礼器中酒器占大多数，而周代礼器中食器占大多数，酒器则不多。这一反差现象的背后主因显然是——
周人酒观
“（一定记住）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祀兹酒”）《尚书·周书·酒诰》这样借王之口苦苦劝诫周人。似乎还担心不能引起重视，又继而强调这也是天帝的旨意：“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显然，西周统治者对酒在祭祀场合之外的用场极为反感，这并非没有原因——他们对商人的印象太深了。
商族一度很强大，但是这个民族所有的荣耀——成汤灭夏、盘庚迁殷、武丁中兴，甚至是牧野战场上还“其会如林”的“殷商之旅”，在周人这样一个长期居于西僻之地，以农为主业的小邦国打击下，竟然很快就灰飞烟灭。其原因发人深省。
《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纣王：“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的记载是如此生动真实熏以至于很容易就使人联想到影视剧中大毒枭的类似狂欢场面。由此可见，入主中原的周人将商何以亡国归于酗酒不是没有道理的，基于此，他们反复告诫子孙酗酒的危害。最著名的是《大盂鼎》上的铭文：“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意为：商都外诸侯和朝中百官酗酒无度，故亡国。）
这也是“酒诰”反复强调：“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大小国家之所以灭亡，没有不是以饮酒为罪的。）的原因所在。告诫显然发挥了作用，此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酗酒误国现象。当然，关于商晚期的酗酒现象，在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藏酒器——《虎头纹兕觥》中还将着重介绍。那件商代酒器与这里的周代礼器都以虎为主要表现对象不是偶然的，因为虎——百兽之王，在商周人们的心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就像《诗经》中夸赞一位壮士——
有力如虎
人类各民族看待不同动物的观点往往是不同的，但至少在两种动物上有着惊人的一致。首先是，几乎没有一个民族不把鸡作为食物；第二就是几乎每一个接触过虎的民族都把它看作是勇猛高贵的象征，并普遍性地加以崇拜。中国古人也是如此，《诗经·国风·邶风·简兮》中描述一位壮士时就使用了：“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俣，音同于，意为大）的诗句。在商周青铜器中表现的兽中之王形象普遍达到了较高的写实水平和传神性，弗里尔的这对《虎尊》则尤为出众。通过长期的观察，西周工匠熟练掌握了虎的骨骼肌肉结构，即使用现代标准衡量，塑造得也几乎无可挑剔。
尽管《虎尊》中的猛虎并没有做出扑食和奔跑的动作，但是龇出的虎牙与圆睁的双目都令人感觉到这只猛虎旺盛的生命力。格鲁塞在《东方的文明》中生动评价周代青铜艺术中的动物圆雕形象：“所表现的不仅是动物的外形，更多的是构成此形象的特质之总和，是它的精力和潜能。”他得出结论：“周朝的动物作品不仅是形象，而且是力量。”格鲁塞还将这种“力量说”上升到全部周代艺术的高度，他认为周代工匠面对权力和天命而感到恐惧时，在艺术中采用的“唯一主手段即力量。一种积聚、集中的力量，迫使其异常丰富的装饰效果融入端严的外表，而仅自内中派生出风雅之致。”
总体而言，弗里尔馆藏的《虎尊》长期作为西周早期雕塑艺术的象征。直到1993年在湖北荆州第二砖瓦厂（原属江陵县境）出土了另一件年代稍晚的《虎尊》（推测是周穆王时期）之前，弗里尔馆藏的《虎尊》甚至也是西周早期虎形仿生青铜器的唯一代表，拥有极高的地位。